区伯为什么应该对公众认错

文|罗晓汀

 

4月2日凌晨,因嫖娼被治安拘留5日的“广州区伯”区少坤被广州警方从长沙市的拘留所接走。区伯在获得自由的第一时间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获释后，区少坤拒不承认警方认定的嫖娼事实，他表示“被人设圈套”。长沙警方表示，区少坤若对嫖娼的事实认定存异，可提起行政复议。区少坤称将近日对长沙公安的这一处罚提起行政诉讼。

解读：区伯嫖娼罗生门事件依然在持续发酵中，事件真相未明，网上口水战一片。本文无意在真相清晰之前对事件曲直做出简单判断，而意在关注另一个被公共舆论忽略的重要问题：区伯应不应该对公众认错？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人物也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个人舆情高风险时代。公众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公众人物在享有更多话语权的时候，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区伯事件诸多辩论之中，有关公众人物的私德问题和公民监督的问题被混在一起，一些网络舆论场广泛流传的错误观点亟待被厘清。由此，我们才能跳出种种逻辑陷阱，更清晰地回答一个问题：在公共舆情事件中，个人公共形象如何维护？

1关于区伯事件网络舆论场的三个伪命题

在讨论区伯在事件中的个人形象管理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澄清目前充斥于网络舆论场的三个伪命题。

伪命题一：区伯不算公众人物。针对区伯嫖娼事件，有评论认为，区伯只是一名普通人，不能以公众人物的标准要求他。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公众人物的概念。公众人物亦称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

由此看来，无论从社会知名度还是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来看，区伯都符合社会对于公众人物的定义。在许多网络评论中关于区伯是普通人的认定，本身就误解了公众人物的定义——公众人物从来就不只是娱乐明星、政治家或经济人物，同样包括社会领域中有突出影响力的普通人。

既然区伯是公众人物，那么，公众当然有权力以公众人物的标准要求他。

伪命题二：公众轻易对区伯贴道德标签，是混淆了公德与私德的边界。从区伯本人辩解到网络舆论场都充斥着一种声音，即现有的一切都是对区伯的构陷、打压和污名化，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即使区伯做错了，也是被陷害的，所有区伯其实没有错，错的是陷害他的人。这种逻辑推理还包含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假设：公众无法分辨公德与私德，一旦区伯被道德污名化，公众就再也无法接受其公民守夜人的身份。

问题在于，这是事实吗？在网络调查中，60%以上的人们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监督公权力与个人的私德无关,区伯道德上的瑕疵无损于他监督公车私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现在看来，社会公众一直在向前走，部分评论者却还停在原处，无端为着公众分不清区伯的私欲与监督公车私用的公心而担心，却无视中国社会已经在开放时代的淘洗中愈发成熟与理性。

也就是说，多数公众根本没有随意为区伯贴道德标签，公域和私域，在公众那里，也从来没有混乱不清。从某个意义上说，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事实。

伪命题三：公众人物嫖娼无损个人品格。在许多评论中，都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例子，以此证明公众人物嫖娼无损个人人格。实际上，即使在性交易合法的国家，也有一些特定职业的人群是不能染指卖淫买淫的，例如法官、教师、政府官员、神职人员、慈善从业者等，这些职业的从业伦理中有较高的私德要求，因此从业者一旦涉足性交易，会因为违反职业伦理而失业，并身败名裂。

显然，区伯并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种职业，但无可否认的是，区伯从事的公众守夜人角色无疑附带着较高的道德要求，公众支持区伯，正是出于对于区伯公心的充分信任，区伯担任着某种实际的社会角色或者精神上的社会角色。由此，区伯在享受着巨大社会信任的同时也肩负着更高的道德标准。

由此，我们可以说，公众人物嫖娼，应该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但是不能简单为公众人物道德免责。事实上，即使许多评论中提到的马丁路德金，也并非没有为道德瑕疵付出代价，公众承认其伟大，但也从未忘记关于其私德的争议。

2区伯否认向粉丝道歉为什么不对

获释后，区伯对多家媒体陈述，自己是“委屈、冤枉”的，“整个事情就是个圈套”。对于长沙政法频道播放的名为《“广州区伯”向粉丝道歉，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新闻，区伯表示，那是假的，那天晚上腿都摔坏了。在媒体拍摄的现场照片中，区伯面色憔悴，不断抽泣。

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理解上述举动，我们可以认为区伯至少潜意思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试图呈献给公众一个被权力欺压的弱势者形象。此处的潜台词是：我没有错。区伯的“受迫害”心态，当然起到了转移焦点的作用，由此减轻自己的主观动因，寻求公众的理解。

那么，这是不是最合理的应对策略？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出现在故事中的是一名政府官员、法官、教师，采取与区伯同样的危机公关策略，会收获怎样的舆论反响？那么当这个故事发生在区伯身上，为什么区伯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而没有遭遇公众众口一词的指责，反而收获众多舆论支持？原因当然在于，事件真相未明，在区伯的定义中，他依然是被构陷的，既然是被构陷的，就一切皆应该被原谅。

区伯自辩逻辑的缺陷在于：监督公权力，由此建立起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当然是诸多不易，但是，并不代表区伯就具有了永久的舆论免疫权，也不代表他不需要对公众道歉。公众的理解与谅解，与区伯的眼泪攻势不具有必然关系，更大程度来自于对公权力的警惕，但随着事实真相的进一步清晰，如果区伯一直沿用现有的受害者思维，难免会被一度支持他的公共舆论抛弃。

3区伯应该如何对公众道歉

笔者认为，从区伯个人品牌维护而言，应该从公私分界两个层面对公众舆论做出回应：

首先，从私德层面，区伯应该明确对公众道歉。区伯的自辩，实际上引出的是一个纠结的命题：嫖娼该怎么认定。但事实上，无论执法层面是否存在程序瑕疵，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警方对区伯嫖娼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基本合乎现有的、普适的标准，更符合社会心理标准。

因此，区伯真正需要回答社会大众的不是是否嫖娼，而是是否犯了错，他应该承认自身行为为公众做出了错误示范，真诚地向全社会说一句：对不起！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敢于承认自己错误与道德失当。拒绝认错，拒绝正视事实，从来不是挽回大众信任的正确方法。

其次，从公德和公益层面，区伯表示即使犯错仍将坚持监督公车私用，这当然是最理性的态度，但不应该继续保持被迫害的受害者形象，潜意识将继续监督公车作为与公权力对抗的形式，而应该还原公车监督的本意，即用行动反思和沉淀自己，并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社会公共形象的塑造，从来都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事件是否会成为区伯形象的转折点尚难定论，但时至今日，区伯的确并未对大众提供公众人物对个人道德瑕疵的正面示范。

区伯嫖娼，到底是不是个局？自然应该通过法治路径将谜团揭开。也许在真相并不明晰之前，民众即使不确切区伯所说的圈套的存在，也会以对公权的警惕，对区伯抱以同情的目光。但这种信任绝非没有条件的信任，更不能因此否认区伯作为公众人物道德底线的失守。如果说，对于区伯的构陷疑云惟有以真相化解，那么，区伯个人形象的再塑造，也惟有以诚恳道歉和真诚行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