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全面二孩”成为日常化的话题，从公共媒体和社交平台都为“造人”造势搭桥，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是。
这固然是一种乐观预测，现实要比这种“想当然”复杂得多。对当下育龄青年来说，政策指挥棒早已不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唯一要素。在接受“只生一个好”宣传教育数十年之后，已有一孩的夫妻在考虑要不要生育二孩时，政策因素的权重恐怕已经退居经济因素之后。
我认为，与其一味对年底生育高峰持乐观态度，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如果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没来咋办？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2015年初，上海的单独二孩政策就曾遇冷。当时，上海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处长樊华说，上海进入婚育年龄女性90%都符合生二孩的政策，但是申请生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这与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及女性事业发展有关。
对于要不要生二孩，我听到的顾虑不外乎经济压力、工作繁忙、孩子上学难或者女性身体条件不允许等等。有的家庭一有生二孩的想法，就遭遇了第一个孩子的抵制。过去，政策是生育决策的主要限制条件，但政策放松了以后，其他因素又升格为主要矛盾。毕竟生二孩的意义与生第一个孩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一线城市不少公立医院产科孕妇建档一号难求，只能证明这几个公立医院的产科服务需求较大，既无法体现社会整体生育率的变化，也无法证明二孩生育率的提高。而局部县市发生二孩生育冷清的现象，也可能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往一二线城市迁移的大趋势有关。
整体生育率要看统计数据。今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仅为1.047。这一数据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一般所要求的2.1的一半，专家纷纷大呼低得出乎意料。在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中国社会，如此低生育率应当引起全社会关注。
2016年以至2017年的生育率会走向何方？在数据出来前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为了社会更健康、平稳地发展，生育率不能再降低。为了扭转生育率，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凡是能够提高生育率的举措都值得尝试。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设想：适当调低法定结婚年龄，适当恢复未婚（或不婚）女子的生育权利；适当调低并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设立二孩生育补贴基金；国家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幼儿园就学补贴力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增加产假时间和丈夫陪产假时间……上述设想可不可行，如果可行，应该怎样落实，都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是尽快形成“关心二孩”的社会氛围。
一旦“全面二孩”成为日常化的话题，从公共媒体和社交平台都为“造人”造势搭桥，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是。可现在，更多人关注的话题显然是“房子”，而不是“孩子”。什么时候“生孩”的话题优先于“买房”了，可能就是生育率触底回弹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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