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用扫大街”，这需要由最高法来明确吗？需要。
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对此，舆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关注点。
有人倾向解读为，这是“针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及其近亲属的威胁、侮辱、骚扰和暴力侵害事件多发”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前几天，广西陆川发生了凶手对22年前离婚判决不满杀害法官的案件。其实，针对法官暴力伤害、侮辱，本来就有法可依，新《规定》最多是重申法律，相信法官作为最懂法的人应该明白。
而现实中，对于法官履职的最大干扰恰恰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本身。所以，这次的《规定》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明确：法官不用扫大街了！
“法官不用扫大街”，这需要由最高法来明确吗？需要。
在司法改革之前，法院、检察院管理行政化严重；除了正常的司法工作之外，法院、检察院还承担了招商、扶贫、计划生育、拆迁、查卫生、捡烟头等非司法职能，“一线干活的壮汉”本来负担就很重，却还得接受不断下派的行政任务，司法机关内部怨声不断，诉讼当事人也感到不满。
“扫大街”事小，背后却是地方行政权力对于司法权的“居高临下”。放在司法改革的层面，就是司法机关被地方权力掣肘，这正是司法改革要通过法、检“省以下直管”等措拖来解决的弊端。法官、检察官不被强派司法之外的差使，是司法改革的试金石。
去年7月，中央发布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明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当时有媒体解读为“法官检察官再也不用扫大街和搞拆迁啦!”
结果呢？第2个月，徐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就要求市检察院派员上街“执勤”，当时徐州检察院鼓足勇气说了“不”。对此，去年8月28日，澎湃发表了社论《检察官不是“壮丁”》。可见“非法治的惯性”仍很大，甚至有人还继续抬杠：检察官不是“壮丁”，其他衙门的人就是“壮丁”了吗？为什么检察官就要“特殊化”？检察官作为“志愿者”参加执勤，不可以吗？……这些言论仍是没有弄明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司法权的特殊性，司法人员履职的特殊性，仍是将司法机关混同于其他行政机关。
所以，这次最高法把话说得更“透”一些，不再概括地说禁止要求法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而是列举了一长串：“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同时明确“严禁提前介入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地方行政机关该醒醒了，把法官、检察院当成属下“一个部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全面依法治国之下，不能按老黄历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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