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学和主流，“仁爱”内容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基础和重要构成部分。“仁”不但是儒家思想中众多德性的凝炼和概括，更代表了最高的善，是诸德之源；儒家思想中的每一种德性，都是“仁”在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特殊表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与道家不同的一种“入世”哲学，原因就在于孔子用“仁”来解释他心目中的道，而且“道”与“德”一体，道德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也是它的旨归所在。
1、什么是“仁”？
《论语》中，孔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使用不同的道德概念来解释“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以爱人就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所以“五者”体现了仁。又讲，“克己复礼为仁”，所以，“礼”是仁的基本；与此同时，孝悌也被认为是为仁之本。可见，孔子并没有给“仁”界定出一个具体含义，只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作为最高道德原则来表述的。在表述方法上，通过表诠或遮诠方式，揭示仁的特征、仁的体现以及通达仁的具体路径等等。
因此，全面、准确地界定“仁”，一直是后世儒学研究的关键问题。近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人，将仁视为囊括诸德的“全德”，把仁看作是一种总统诸德的道德范畴；二是冯友兰、韩星、黄怀信等人，把仁理解为做人的内在“真实感情”（即爱）；三是蒙培元、陈声柏等人，将仁视为“本体”，视为其他事物、其他德性的本源。这些观点说明了儒家之仁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模糊性。
其实，“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四个字已然从根本上对儒家之仁给出了界定，虽然不具体，但足以定性。“全德”也好，“真实感情”也好，“本体”也好，都可以一归于“仁者，爱人”。汉代大儒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可见，儒学之仁，实在“爱人”、本质在“爱人”，这其实也是儒学被誉为仁爱之学的基本特质和规定性。
2、“仁”与“礼”的关系
在儒家思想中，“仁”与“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克己复礼为仁”。儒学之仁，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在道德自觉，而儒学之礼，关注的是社会的外部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二者的关系大体如同内容与形式一般，“仁”与“礼”因此难分难解。
由于“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所以，对于社会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所以要“克己”、要“复礼”；而且，“'克己复礼’当下便是仁，非复礼之外别有仁也。此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所以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子语类》）。可见，在如何行“仁”的路径选择上，“礼”不但是最一般性的路径，也是最根本性的路径。
那么，何为“礼”？礼为周礼，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皆用周礼，周礼最完备。孔子在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之后，做出了“吾从周”的选择。但是，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从周代延续下来的礼制，已经不能用来规定诸侯、大夫们的行为了，礼所规定的周王室的权力以及社会秩序，在春秋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变动和危机。所以，孔子致力于“复礼”（即恢复周礼），要用周代的社会规范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是故“克己复礼为仁”，仁成了儒学核心。
3、如何“爱人”?
“仁者，爱人”，那么，如何“爱人”呢？儒家思想给我们提供的路径是两条，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份职责范围内去爱别人，要循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举目张。二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以“礼”统领诸德，规范诸行，要行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此处理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和谐、稳定社会。
所以如何“爱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守礼”，就是循三纲、行五常，一切以礼的尺度去丈量、去规范、去行动，如此，社会便和谐、便稳定、便充满了爱。那么，“礼”是哪里来的呢？最初是“周公制礼”，后续是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历代大儒完善。可见，以“守礼”行“爱人”的“仁爱”之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是一种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的爱；这种爱并没有考虑到被爱者的感觉，这种爱是被大儒们规定了的，是不容置疑的。
但问题在于，现代文明中，个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独立之主体，平等独立之主体之间的爱，其本质是信任，也就是爱的前提是爱人者与被爱者平等、独立，爱不应该有个体人格上的亲疏和尊卑。一句话，爱不能单方面强加，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当别人以“仁爱”的名义爱你时，你要不要接受这种爱呢？我这是爱你、都是为你好，所以你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该怎么办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