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
西阴文化之前的裴李岗—半坡时期，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母权制观念根深蒂固，女人掌控着氏族活动，社会财富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氏族成员之间贫富均等，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彼时，维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这一组织形式。
氏族的存在是靠出自同一根柢的血亲观念来维系。家族虽已存在，但相比更大的氏族来说，只处于从属地位。尤其在半坡早中期由于强调集体观念的至高无上，家族观念变得极其薄弱，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甚至都看不到家族存在的痕迹。
但到半坡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相关手工业的产生，妇女囿于体力等天生劣势条件，男子地位开始逐渐上升，生殖崇拜也逐渐被祖先崇拜所替代，整个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在这一背景下，强势登上历史舞台的西阴文化，一方面加速了这一转型的历史进程，最终完成了女权社会到男权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聚落结构的层级化、复杂化，使得整个社会快速步入文明前夜。
以陕西高陵杨官寨墓葬为例，有关科技人员从该遗址墓葬内获得的 108 例个体数据观察到，墓地内男性 DNA 多样性较低，而女性DNA 多样性却显示较高，并且在来源上呈多样性；墓地内男性与男性、男性与女性之间呈现出非常稳定的遗传关系，但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遗传关系却很少。表明男性可能长期居住于本聚落，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女性大部分是从周边聚落移居进入的，暗示“族外婚”现象在彼时已经出现，男性成为“身份、土地、财富的继承符号”。
聚落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人类聚居地，既包括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包括人们进行生产的场所。聚落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人们居住的房屋。
西阴时期的房屋和半坡相比，有了较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房屋种类增多，二是开始出现平地式建筑，三是大型房屋增多，并出现了 500 平方米以上的特大型房子。另外，聚落格局显得更为讲究、规范、有序，似乎经过了严密的规划和设计，反映出氏族在维护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同时，家族在氏族中的地位有所加强。
家族在氏族中地位的提升，导致了贫富的分化和氏族成员之间地位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无论是家族组织的独立性还是氏族酋长地位的抬升都极其有限，社会内部的分化基本还处在由氏族公社向家族公社转变的过渡阶段。
西阴文化彩陶
西阴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开始大量增加，聚落分布范围和规模也有了大幅度的扩大。如河南灵宝铸鼎塬，总面积 130 平方公里，仰韶早期遗址只有 13 处，但到中期即西阴文化时却增加到了 18 处，增幅达38. 5%。另外，还有一处季节性临时营地遗址。同时，聚落规模也急剧扩大，仰韶早期遗址最大面积只有 10 万平方米，到西阴文化时期遗址的最大面积则扩大到了 95 万平方米，而且新出现的其他聚落规模也都比较庞大。
整个西阴文化聚落发展情况与铸鼎塬聚落群类似。1959 ~196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在晋南做过文物调查，发现半坡文化遗址只有31 处，但到西阴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却猛增至 84 处；在咸阳至宝鸡之间的渭河中游，发现半坡文化遗址 17 处，西阴文化遗址 48 处 。对陕西仰韶时期 2040 处遗址中的 1/3 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只有 28% 属于半坡时期，而高达 59% 的遗址属于西阴时期。
相关人员对 226 处西阴文化遗址做了统计，发现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下的有 140 处，面积在 10 万～19 万平方米之间的有 51 处，面积在 20 万～29 万平方米之间的有 17 处，面积在 30 万～50 万平方米之间的有 15 处，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以上的有 3 处。尽管这 226 处遗址并不都是单纯的西阴文化遗址，但也能够大体反映这段时间聚落的发展水平。
西阴文化时期聚落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反映在聚落数量的猛增和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扩大上，还体现在聚落环壕的体量增长和形状布局的改变上。半坡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环壕聚落，但面积也就在 3 万至 5 万平方米之间，环壕总长度不过二三百米，但到西阴文化时期，环壕的规格、体量、环绕面积都有了巨幅增加，如西安杨官寨遗址，环壕周长达到了 1945 米，环绕面积 24. 5 万平方米。
聚落规模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生存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有了相应的建筑技术水平等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应该是不同聚落、不同团体之间对土地资源进行争夺的结果，是彼时战争频繁、社会转变和生存危机的真实写照。
西阴时期社会的发展，更主要体现在大型聚落内部的等级差别，以及大型聚落和小型聚落、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别上。
综合聚落面积、聚落建筑规模等多种因素观察，作为西阴文化核心区的晋南、豫西和关中，其聚落等级一般可分为 3～4 级，郑洛区可分为 3 级，其他属于西阴文化的边缘区域遗址规模相对比较小，只能分为 1～2 级。
豫西灵宝铸鼎塬上存在着一个以北阳平-西坡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这个四级金字塔形的聚落群中，西坡遗址高高在上，不仅控制着铸鼎塬上的 19 个大小聚落，甚至还控制着铸鼎塬之外的其他黄土塬上的西阴文化聚落群。铸鼎塬因聚落、人口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又有北阳平这样超大型聚落的存在，很可能是西阴文化部落联盟中心所在。
具体到西坡聚落内部，大中小三类房屋的布局，尤其是占地总面积达 516 平方米特大型房址的出现，说明在这里居住生活的应该是由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血亲集团，中型房屋的主人或许是一支氏族中比较有势力的大家族，小型房屋应该是各个氏族中的小家庭，而大房屋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血亲集团的王者及其家属。
另外，在西坡遗址属于仰韶中晚期的 22 座墓葬中，6 位墓主随葬有玉钺，表明他们很可能是军事首领或至少和军事有关。这体现了死者生前的身份和地位的尊荣。
杨官寨遗址也和西坡遗址类似，其聚落同样呈现出了阶层分化的面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此外，在它周边还同期分布着一些面积在数千至 60 万平方米不等的中小型聚落遗址。这个巨大的聚落群或者说是聚落联盟顶端，盘踞的正是由周长 1945 米的大型环壕、面积达365 平方米的中央池苑遗迹、343 座同期墓葬和成千上万的彩陶器具共同组成的杨官寨古城。
杨官寨遗址出土绘有黄帝晚期龙图腾的陶钵
西阴文化聚落这种成群分布的现象，在晋南、豫西、渭河流域和郑洛一带都表现得较为突出。除了上述北阳平—西坡遗址群和杨官寨遗址群外，我们还可以举晋南垣曲盆地的例子予以说明。
垣曲县位于晋南运城市东北隅，地处中条山腹地。地势北高南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南以黄河为天堑，中部是山间盆地，呈北宽南窄的葫芦形展布。在垣曲盆地大约 22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至少 15 处西阴文化遗址。
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黄河两岸阶地，以及沇河、亳清河流域，尤以后者集中。遗址之间一般只有一两公里的距离。面积最大的是北堡头遗址，30 万平方米；其次是小赵遗址，15 万平方米。其余都在 10万平方米以内。
所有这些聚落，根据地缘关系，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组，一是以北堡头为中心的沇河流域聚落组，一是以小赵为中心的亳清河流域聚落组。这两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聚落群，中心聚落很可能就是那个 30 万平方米的北堡头遗址。这样看来，聚落、聚落组和聚落群 —垣曲盆地内的三级组织，一目了然。
此外，在晋南还存在着其他类似的聚落群或聚落联盟组织，如夏县西阴村遗址面积 30 万平方米，翼城北橄遗址面积 40 万平方米，新绛光村遗址面积 50 万平方米 ，它们都有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聚落。
考虑到晋南与豫西的文化面貌十分接近，不排除它们会结成更高一级的社会集团，或者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也或者是由若干部落联盟组成的较为松散的更高一级的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陶寺考古工作队领队高江涛博士对仰韶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晋南通往豫西的道路进行了梳理，认为至迟在西阴时期，晋南通往豫西的道路已经有了三条：一条是中条浢津道。这条道路从仰韶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两侧至少分布有 17 处聚落遗址。这其中西阴文化时期就有 9 处，表明大约在仰韶时期，这条道路可能就基本上形成了，而在龙山文化时期，更成为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干道。
西阴文化居民生活场景复原
第二条是虞坂巅軨道。从今天运城平陆县域以及盐湖区与夏县交界地带的考古资料观察，这一带西阴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少有 17 处遗址较为密集地呈条带状分布在虞坂巅軨道两侧，具备明显的沿路分布特点。其中，西阴文化时期的遗址就至少有 4 处。
第三条是轵关陉道，即历史上著名的太行古“八陉”之第一陉，位居太行山脉最南端的“尾稍”。从考古学上观察，这条道路可能早在仰韶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自仰韶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少有 50 处遗址从东到西呈条带状分布，其中包含西阴文化和仰韶晚期的遗址就有 19 处。
晋南通往豫西三条道路的发现说明，在西阴时期，晋南这些呈现出同一文化面貌的不同聚落群，极有可能是和以北阳平-西坡遗址为中心的铸鼎塬聚落群连在一起的部落联盟集团，而北阳平-西坡遗址就是处于这个联盟集团顶端而高高在上的“王者”。
陕西东部西阴时期聚落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层级情况，同晋南、豫西相比，大同小异。 渭河流域陕东区的华县泉护村遗址面积60 万平方米，泉护村南面的一座墓中出土了较多的随葬品，其中有一件象征身份和地位等级的陶鹰鼎，说明该聚落的规格较高。
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陶鹰鼎
前已有述，黄帝早期图腾是鸟，而鹰可能是其中一个分支部落的图腾，按《列子·黄帝篇》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所举的旗帜是其四个核心部族的图腾旗，分别为雕、鹖、鹰、鸢四种凶鸟。
该遗址还发现了一种侧视的写实鸟纹，但这种鸟纹只见于陕东区域的泉护村、华阴西关堡和临潼邓家庄等遗址，暗示这种侧视的写实鸟纹可能是周围氏族部落所共有的组织标志。再考虑到华阴西关堡面积达到了 90 万平方米 ，以及泉护村和西关堡周围还分布有一些中小型聚落这个情况，不排除这些部落是一个区域性的联盟组织，而华县泉护村和华阴西关堡则应该是该区域不同聚落群中的两个中心聚落。
其他如郑洛区等情形大致类似，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西阴文化时期在聚落内部和各聚落（群）之间，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层分化现象。在聚落内部，聚落越大，分化现象也越明显；在聚落群的各聚落之间，聚落越大，该聚落所占据的层级也就越高。相应地，首领或统治者所拥有的财富也就越多，权力也就越大。这种分化昭示着不同群体之间出现了不平等现象，但是尚未达到形成阶级的地步，还处于由简单相对平等的社会向复杂分层社会过渡的阶段。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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