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东
在忠良博物馆陈列了一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19年7月21日），这份来自一百多年前由毛泽东亲手创办、主编的报纸令我流连忘返。《湘江评论》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至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仅存世一月之余，共发行四期及一期临时增刊（第一号）。由此可见，《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尤为珍贵。其珍贵不仅在于它是唯一的“临时增刊”，还在于它刊登了恽代英的一篇文章——《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让身处湖南、湖北两位神交已久的志同道合的热血爱国青年实现了首次“携手”，从而开启他俩12年的革命情谊之路。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恽代英是与众不同者，一是他俩神交在先，携手在后；二是他俩互为欣赏，亦师亦友；三是他俩隔空相望，惺惺相惜。正因如此，恽代英令毛泽东念念不忘，评价甚高，将其视为知己。
一、神交在先，“携手”在后
恽代英于1895年出生在武昌，比毛泽东小两岁，但成名比毛泽东要早。恽代英于1914年10月就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义务论》，那年他才19岁，还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刊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那年他虽年近24岁，可仍是一名在校的中专生。此时，恽代英已在《东方杂志》《新青年》和《光华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义务论》《新无神论》《怀疑论》《文明与道德》《社会性之修养》《物质实在论》《我之人生观》《知识与经验》等著名论文四十余篇，成为升起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颗耀眼新星。毛泽东在《东方杂志》上读过恽代英的宏篇巨论，十分钦佩恽代英的才气。
1917年10月，恽代英等人在武汉创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次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两个进步团体之间有书信来往。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一经出版，毛泽东就想到恽代英，请他代为售卖，以扩大影响。《湘江评论》文风新颖，气势恢宏，与全国同时出版的众多同类刊物相比，其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属最强之列。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眼光远大，议论痛快，切中时弊，给人以思想启迪，深受恽代英喜爱。他发动互助社的同人们，上街售卖《湘江评论》。当时，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已涌至武汉，恽代英和林育南等领导了武汉的青年爱国运动，却受到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残酷镇压，武汉学生联合会也被官府强行解散。为此，恽代英以笔当枪，愤书《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一文，揭露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发表在1919年6月7日出版的汉口《大汉报》上。由于受到军阀封锁，该文应有的作用没能发挥出来。恽代英便决定借《湘江评论》的影响，进一步打击王占元的嚣张气焰。他对林育南说：“将《留云》寄到《湘江评论》去，毛先生一定会支持的！”毛泽东收到《大汉报》，阅罢恽代英的文章，赞叹不已：“多么辛辣的讽刺！”立即将此文刊登在1919年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期《对于救国运动的公言》专栏。
《湘江评论》刊登恽代英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云》一文，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恽代英与毛泽东的实际交往。虽然此时彼此尚未谋面，但已携手同行。
毛泽东与恽代英的初次见面是在1919年12月。这年的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12月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途经武汉，主动去位于武昌横街头胡林翼路18号的正在筹建的利群书社拜会恽代英。毛泽东除了要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志同道合的文友外，更主要的是请朋友帮忙。李良明先生在《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昌》一书中对此次见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毛泽东见到恽代英后开门见山说。
“近来湘人逐张（敬尧），声势浩荡，轰轰烈烈，先生远道而来，莫非为此？”恽代英问。
“你猜对了，我正是来请朋友帮忙的！”毛泽东站起来，打开包裹，取出一卷铅印传单，递到恽代英的面前说：“这是我们写的《驱张宣言》！这个家伙蛮横残暴，作恶多端。我们搞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他竟查禁了《湘江评论》，又解散了省学联，以报复学生。这次我们组织代表团赴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就是要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以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
“这些传单，想请你们在武汉广为张贴，让湖北人民看清张贼的嘴脸！”毛泽东以请求的口气说。
“放心吧！”恽代英满口答应。
毛泽东与恽代英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毛泽东在汉口停留了10天左右，就住在恽代英筹建的利群书社里，与恽代英朝夕相处、彻夜长谈。
二、互为欣赏，亦师亦友
恽代英与毛泽东出身不同，前者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生长在大城市；后者出身于农民之家，从小生长在小山村。然而他俩却有许多相同之处——就读师范，博古通今；未出国门，洞悉世界；胸怀大志，救国救民；喜好读书，善于作文，是地道的志同道合之人。为此，在毛泽东与恽代英的交往中，他们互为欣赏，亦师亦友。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与恽代英相会，是请恽代英助力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不过，在彼此交流中，他就从恽代英关于改造中国的“太阳系、行星、卫星”的论述中受到启发。恽代英说：“改造中国究竟靠谁？依我看，现在应该靠自己，中国的唯一希望在我们……我们人人应该做太阳系，教他的周围的人做行星，教这些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教行星都进而为太阳系，教卫星都进而为行星，再教他们自己还去得他的卫星。如此的轮回促进，总教国内生出许多太阳系，那时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听罢，激动地说，这个比喻太深刻了！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昌，第二次拜会恽代英。这次来，毛泽东是请恽代英助力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第一次与恽代英相会时，对于恽代英创办的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利群书社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长沙后，他便与新民学会朋友商量，准备在长沙也创办一个类似利群书社的文化机构，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肯定与广泛支持。于是，毛泽东便来到武昌，找恽代英取经。毛泽东将创办书社的种种疑虑和盘托出，恽代英一一解答。最后，毛泽东还有一点担忧：“只怕出版商不信我们，不会同意！”“我可以做你们的信誉担保，还有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胡适先生，他们热情支持青年，也可以请他们做担保。这样，进货就不成问题了！”恽代英的再次鼓励，坚定了毛泽东办书社的信念。同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文化书社开业的广告上明确写着信誉担保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恽代英。多年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深有感触地说：“恽代英同志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有一股豪气，助人为乐，服务他人，这种品格十分高尚。”
相同志向，共同探索，使得毛泽东和恽代英都早早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大道，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中，他俩虽然岗位不同，地域不同，但许多思想和行为却异曲同工，互为启迪，互为前行。
恽代英是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当全党集中力量专注于工人运动的时候，恽代英就开始关注农民问题。1924年4月，恽代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现在要向田间去，要向农民社会里去，要使一般农民觉醒；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同年6月，他在《中国青年》上专门著文《农村运动》，论述重视农民问题、开展农村运动的重要性。他在开篇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做农村运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觉悟了，才能督促而夹持革命的势力。一、农民占全国人口70%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大部分；二、农民终岁勤苦耕作甚至不能供养妻子儿女，所以他们最应当渴望革命；三、农民倘能为他们的利益而渴望革命，他自能运动兵士（兵士便只是他们的父兄子弟）督促他们使不致懦怯，夹持他们使不致卖民众，以完成革命的工作。”然后他指出：“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主因——农民不知渴望革命，甚至厌恶革命。”“农民不知渴望革命，是宣传的材料与方法不合当。”最后他号召：“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为此，恽代英还给当时将革命注意力放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毛泽东去信，希望他也能重视农民问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让他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最初，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农村？”但很快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从1924年底开始注重农村调查，从而认识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从此，毛泽东便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后来，他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38年3月21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临别演讲中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恽代英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和党指挥枪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民治运动》一文指出：“时机危机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1925年6月20日至7月7日，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秘密设立了党团组织，恽代英担任党团书记，具体指导这次会议召开，他向大会提出了在学校里建立学生军议案等问题。在会上，他对青年学生反复讲：“青年学生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打天下是不成的。”“全国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应组织学生军，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农民工人武装起来，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的准备。”1926年2月20日，他在《党纪与军纪》一文中强调：“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所以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1926年9月15日，恽代英走马上任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才四个月，便提出了完整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恽代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二是在军队中间，部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敌人；三是在国家中间，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恽代英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的重要性，还在军队实际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他提出，要在黄埔军校学员区队中“每队加设一指导员，选择政治观念好的人来担任”，责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地位和区队长差不多，于必要时可以代替区队长”。在革命军取得东征胜利后，恽代英说：“革命军为何以少胜多、每战必克？是党约束了军队，党代表以党的主义训练兵士，部勒部队中的党员（'部勒’意为部署、约束——笔者注）， 一切大事官长须得党代表同意行之。”为了把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所有北伐军中，他在 1926 年 10 月 28 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上，极力提议并支持通过关于军队中必须设立党代表的决定。他在发言时，特别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且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到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这些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积累了经验。1937年，毛泽东曾对此高度评价：“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恽代英是第一个提出国内的反动派是“纸老虎”论断的理论家，并开始认识“纸老虎”与“真老虎”的辩证关系。 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民治运动》一文指出，那些总希望复古的反动派是“纸老虎”，如“最有权力的拉太后、袁世凯、张勋都曾做过。但都是一致的失败了。”“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恽代英在文中不仅将慈禧、袁世凯、张勋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动势力比喻为纸老虎，而且在使用纸老虎这个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真老虎”这个概念，说明反动派虽逆势而为最终必然失败，但它毕竟是老虎，有其凶恶吃人的一面。1924年11月，恽代英又在《中国青年》发文《怎样进行革命运动》，再次提出反动派是“纸老虎”。不过，这次他是指国外反动派。他认为外国势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积极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注意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能赢得胜利。他在文中说：“我要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他们朝野间，他们国际间，意见还十分分歧，他们不但不易于各国联合起来以压迫我们，便是任何一国亦不能拿全力来压迫我们……所以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恽代英先后将国内外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表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本质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国内外形势进行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也说明，毛泽东阐明的这个观点，绝不是他个人的奇想异说，而是概括了革命的先驱者和广大的革命战士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
三、隔空相望，惺惺相惜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共产党员）、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二排左四为叶楚伧、左五为王荷波（共产党员），三排左一为刘伯伦（共产党员）、左二为毛泽东（共产党员）、左八为恽代英（共产党员）、左十为戴季陶
恽代英与毛泽东虽然都是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然而在长达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俩从没有在一块工作过，唯一的一次在同一屋檐下工作，唯一的一次工作交集，还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党中央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在上海等地成立中央执行部。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如今上海市南昌路180号正式办公，统辖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党务。毛泽东与恽代英奉党的指示，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恽代英担任宣传部秘书。8月11日，他俩联合其他人共同署名，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致电孙中山总理——《呈报东日三四两区部开会情形》，及时报告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体现了共产党人拥护三民主义、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和磊落情怀。
恽代英与毛泽东虽然工作交集甚少，然而他俩对革命理论的认知相同、对革命形势的看法相同、对革命斗争的方式相同，各自在不同岗位、不同地域，发热发光，并驾齐驱。偶有相逢，便互为相助。
1926年1月，毛泽东和恽代英相聚广州，一同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此次大会，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会后，他俩都留在广州工作。同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并亲任所长，恽代英担任了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其间，恽代英应毛泽东邀请，常去农讲所给学员上课，为毛泽东助力。
1927年初，毛泽东和恽代英再次相聚武汉。此时，恽代英主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负责中共中央农委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其间，恽代英特聘毛泽东为军校政治教官，请他主讲中国农民运动专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首次面世，就是毛泽东在军校的讲演中。毛泽东则请恽代英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他俩不仅互为助力，还共同出席了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并与瞿秋白等人一起严厉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必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恽代英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则在出席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又带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他俩没有在一起战斗，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革命友谊却在不断升华，彼此隔空相望，惺惺相惜。
1929年2月，由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加之不了解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当时的发展状况，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即送信给红四军——《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此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信中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可能的条件下”，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同时要求朱、毛 “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的斗争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央“二月来信”。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说明红四军为什么不能分散使用兵力的原因。至于他和朱德离开红四军一事，则认为必须要安排合适的人选来接替：“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长，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明确表明恽代英胜过自己，可见他对恽代英人品和能力的高度认可及由衷尊重。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福建省委完成了大会任务。会后，恽代英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秘密交通线穿过崇山峻岭，到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开辟创建的闽西苏区视察。他通过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恽代英回沪后，写就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并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83期和第87期上。文章热情歌颂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以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成就，同时表明了他对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评态度。他告诉民众：“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然而，在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状态下，恽代英如此旗帜鲜明的态度，无疑得罪了“左”倾当权者，他们斥责恽代英犯了“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他从中央机关调离，降职到沪东区担任区委书记，并要他立即搬到闸北去，导致他身陷囹圄。最终被叛徒顾顺章出卖，1931年4月29日饮弹石头城。
恽代英遇难令身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十分悲痛和万分愤怒，他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1931年12月16日）。通缉令在列举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罪行时，特别提到了：“他更将已经为南京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号召革命人民缉捕叛徒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恽代英就义后，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多次与人谈论恽代英。
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
1936年11月，在陕北窑洞中，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争斗》；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斯诺问毛泽东：“在你的述说中曾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到他，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位。在红军中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谈的生活。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是十分坚定的，而且还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毛泽东点头：“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斯诺说的三本书
1943年，恽代英的四弟恽子强携家人和恽代英的遗孤恽希仲辗转抵达延安。毛泽东得知消息，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切地接见了恽子强和恽希仲。他对恽子强说：“代英是个好同志，是我党最优秀的党员。”他又对恽希仲说：“你要向你的父亲学习，继承他的遗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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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年暑假，恽代英（右一）大学毕业，与父亲（右二）、四弟子强（左二）、小妹代康（左一）合影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工作时，还多次与陪同人员谈到恽代英，称赞他是个品德高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毛泽东念念不忘恽代英，不仅仅因为恽代英英年早逝，也不仅仅因为恽代英才华横溢，更主要的是他与恽代英都是求大道舍小我之人，他敬佩恽代英献身信仰，他欣赏恽代英目光远大，他看重恽代英人格力量。毛泽东与恽代英的情谊，超越了朋友情、战友情，是革命者、思想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知己情。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张斯絮 刘晓 刘博文
编辑：王镭铮黄莲蕊（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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