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热”的兴起与时会
陈寅恪虽然一向学术声名卓著，但真正被无限度美化，乃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适应了一些人的某种诉求，热捧之风随之兴起，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走红当世的又一时会。但凡随风气而动的历史认识，必当予以冷静、细致的反思，使史学评论、学术发展进一步坚持健康的方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是否完全正确，也需要辩证地分析。平心而论，将这个理念限定在学术研究范畴，虽非至论但也不必厚非，不少学者也都提出过学术研究应当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要意旨在于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或许也含有某种立身处世的自我尊严。
但即使在学术范围，这也不可视为至理名言，片面强调精神“独立”是不妥当和有害的。学者难道可固执到连“见贤思齐”的古训也抛弃吗？人生之中，需要常有积极、进步的社会精神激荡于心，才能获得高超的见识。绝对化的“自由”思想是没有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之内，有的思想看似自由，而从其产生到存续，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或阶级根源，许多人的“自由思想”会发生冲突，导致谁也不能绝对自由，社会资源的限制也无法保障所有自由思想的实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捧陈寅恪的热潮中，也存在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念扩大到政治思想等多种领域的倾向，不仅可能滑向理论与立场偏颇的荒谬境地，更歪曲了陈寅恪的学者形象。
陈寅恪的家世条件和学术际会，使他较为容易地在学界取得一席之位，但同时也制约了他思想的进步，导致他成为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导致形成过多从人物出身门第出发研究历史的思维定式。有人赞称陈寅恪是“贵族史学家”，其实做学问表现为“贵族”理念，利大还是弊大？需要辩证裁定。研究历史如果恪守一种贵族意识，其影响求实和求是宗旨的贯彻，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陈寅恪是否真怀有“贵族”心态，并无确据，而将“贵族史学家”视为莫大优点，应当说评议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以此为例，可以说明史学评论必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亟须坚持唯物辩证法，避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而理智、冷静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仍应是长期坚持的准则。
就岑仲勉与陈寅恪对比而言，1950年后岑仲勉愈益加大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力度，并仔细揣摩其中的思想方法，从而汲取史学研究的养分，《隋唐史》一书即附有用辩证法分析历史问题的专篇。在《隋唐史》中，岑仲勉不仅体现出对历史研讨的周到，即不仅重视政治演进，而且尤为重视隋唐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此外，他还注意到古代史书不可全信，而加以去伪存真地考辨。例如，岑著揭示了司马光记述唐代历史，故意采用不实资料以贬低李德裕，批判了司马光基于保守派立场的记史曲笔行为。岑仲勉这种深入的求真作为，既发扬了古代史家直书、实录的传统，也贯彻了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准则。史学界与岑仲勉态度相似者不乏其人，例如郑天挺、唐长孺等，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上没有不自由的感触，反而是得心应手地获得很多创新成果。
陈寅恪的两部隋唐史著述，仅将经济问题放在国家财政框架内简单叙述，没有探讨隋唐时期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由于成书较早，情有可原。但自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未曾对旧作反思和修订，甚至学术上不再触及经济问题，则多少显示其历史观念的停滞不前。在偏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状况下，陈寅恪忽视了最重要的史学理念——记史求真的准则。他在评议古代史家时重于治史方法的分析，很少用是否求真的尺度予以衡量，如在评论司马光的“史料长编法”和宋代学术之时，其结论就存在从主观意愿出发而过度赞美、夸张的倾向。类似这种失误，都与片面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无关系。
盲从性的“陈寅恪热”，应当冷却，更不应借热捧陈寅恪而贬抑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不能作为学术旗帜，更不可借此怀疑与否定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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