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称翻译是“别求新声于异邦”。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译介了大量西方哲学和文学著作。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这些作品对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科学等方面提供了参考资料。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中国热在世界上持续升温，中华文化也成为影响世界的一股潮流，我们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被世界瞩目。
今天我们介绍荷兰3位汉学家，花费13年时间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
在翻译过程中，他（她）们遇到了哪些问题？中国与荷兰又有哪些文化差异呢？
作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颇有意思的是，曾有相关机构做了一个文化调查：《红楼梦》竟然位列读者“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之首。
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审美观和阅读习俗，有人喜欢《红楼梦》，有人不喜欢，本也平常。但通过这个调查说明了一件事：就算我们中国人阅读《红楼梦》也是有困难的，就不要说外国人了。
在历史上，中国与荷兰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交往，但并不密切。鲁迅先生曾翻译过荷兰的童话《小约翰》，至于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荷兰则凤毛麟角。因此，把巨著《红楼梦》翻译成荷兰文是一个壮举！
完成这个壮举的三位荷兰汉学家分别是：
马苏菲。
林恪。
格舒玺斯。
马苏菲生于1970年，拿到汉语言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翻译工作。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翻译了《蛙》和《檀香刑》。另外她还翻译过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外，马苏菲还翻译过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比如吉狄马加、郑小琼、杨牧、陈黎等人的作品。
马苏菲的另一个汉语言文学翻译优势，是她喜欢中国的古典山水诗，因为在她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给人惊喜，就像玻璃上的光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不断给人新鲜的感觉。
林恪生于1969年。是莱顿大学汉语言博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他以荷兰文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书。另外，他还将鲁迅、钱钟书、沈从文、韩少功、苏童、毕飞宇、史铁生、白先勇、张承志等人的作品翻译成荷兰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佼佼者。
格舒玺斯是三位翻译者中年龄最大的，她生于1962年，是莱顿大学汉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厦门大学求学。除了在莱顿大学教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等课程外，她还专门开设《红楼梦与其社会背景》一课。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她翻译过张贤亮、苏童等人的作品。
三人都是荷兰汉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但即便如此，翻译《红楼梦》也是一个大工程，历时13年才翻译完成。刚开始翻译的时候他（她）们的孩子还小，完成后他（她）们的孩子都成年了。
荷兰文本的《红楼梦》一共分4部装订，共计2160页，定价合计为700元人民币，可谓非常华丽奢侈！
翻译之难，唯译者知之。
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
“信”就是翻译要符合原文的意思，准确。
“达”就是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比如有些原文苦涩难懂，就不能照抄原文的意思，而是达到通顺流畅、清楚明白的程度。
“雅”就是要选用的词句得体，符合文章的语境和气质。
这个标准可以说很高，也同时说明了，要把一部著作翻译成别的语言，并非转换语言那么简单。
《红楼梦》的语言虽然有别于《聊斋志异》的完全文言文，但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不仅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有一定困难，对于外国翻译者来说更是如此。尤其关键的是，《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化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里面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诗词歌赋、押韵和对仗，历史典故、民间习俗等等，还包括各种器物、用具、建筑形式等专有名词的翻译。
对于这些器物，与荷兰文有相似性的，就用荷兰文翻译，实在找不出荷兰词汇的，就用音译，然后在旁边添加注释，以方便荷兰读者更好地理解。
在格舒玺斯看来，《红楼梦》中“最难翻译的是人名”。里面有500多名人物，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记住这些名字也许很容易，但对于荷兰读者来说，要分清这些名字并不容易。尤其是如何翻译成荷兰文是个很值得推敲的事。格舒玺斯说：对于《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采取的是音译办法，这样有利于荷兰读者进行区分。而对于大量的丫鬟和仆人，格舒玺斯运用的是意译的办法，因为《红楼梦》无可改变的一点是，里面大量人名的确是有一定含义的，如果全部用音译，就不能准确表现《红楼梦》所传达出来的意义。
中国传统小说里的人名不好翻译。正如西方人名翻译成中文一样，要区分谁是谁并不容易。曾有西方汉学家在翻译张爱玲的小说时，对女仆的名字发出疑问：为何她们的名字都是些动物：比如珊瑚、琥珀、金雀？这其实也是张爱玲当时写作的一个困惑和无奈，她想写出给西方读者看的小说，因此给人取名时方便西方读者的习惯，但难点在于，如果用音译则显得名字毫无意义，如果用意译的话，女仆的名字就只能翻译成动物，这是令西方读者感到困惑的。
同样，翻译《红楼梦》的人名也遇到类似困难。
比如鸳鸯、莺儿、宝蟾，如果用意译的话，只能翻译成动物。以“宝蟾”为例，总不能翻译成“宝贵的癞蛤蟆”吧？由人名也可以看出，把《红楼梦》翻译成荷兰文确实是很费脑筋的。
格舒玺斯以“花袭人”为例，谈了在翻译《红楼梦》人名的过程中，荷兰汉学家采用的巧妙方法。
“花袭人”的名字来自于“花气袭人知昼暖”，这是一句很美的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如果不明白“袭人”名字的来源，也是对这个名字感到奇怪的，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当王夫人向贾政提到“袭人”时，贾政也觉得这个名字“刁钻古怪”，贾宝玉连忙向他解释来自一句古诗。确实，单纯看“袭人”二字确实奇怪，但是联系诗句来看，“袭人”的名字就很好。
“袭人”与“花”有关，基本上可以解释为“花香袭人”或者“花香惹人醉”、“惹人爱”，表现出袭人作为贾宝玉大丫鬟的独特魅力。格舒玺斯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荷兰语里没有与“花香袭人”相对应的词汇。如果单纯用一朵花的名字来翻译，又不准确。因此，格舒玺斯联系“袭人”的含义，用了“bekoring”这个词汇，在荷兰语是“魅力、诱惑”的意思。
格舒玺斯说：
荷兰语的这个词汇比较接近，因为这朵花很香，所以你闻到了，你想接近这个人，所以有一种诱惑感，但又不同于“诱惑”，说“诱惑”可能比较太强，不是引诱，而是有一种你想接近她，想跟她在一起的意思。袭人名字的翻译，我们推敲了很久……
把古典汉语翻译成外文，需要不断推敲，既要符合原文的意义，也要符合荷兰人的阅读习惯。尤为是作为古典名著的《红楼梦》，里面类似需要推敲的地方很多，也可以看出翻译之难。
东西方文化的很大差异，在于西方文化讲“逻辑”，东方文化讲“悟性”。当然，并非东方文化没有“逻辑”，而是这种“逻辑”很隐微，没有西方文化表现地那么明显。以中国古典绘画与西方油画相比，就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差异：国画里经常出现大片留白，而油画的颜色填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说明，油画是直接给你一种印象的，而国画需要鉴赏者的联想。
中国古典文学也是如此，它表达的意蕴很含蓄。《红楼梦》是爱情小说，但在荷兰读者看来很奇怪：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两人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的话。甚至有西方读者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难以理解：大观园里有那么多金银财宝，为何两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爱情？
林恪谈到《红楼梦》的翻译时，格外谈到“逻辑”问题。在他看来，曹雪芹的写作在很多地方连贯不起来，似乎缺乏内在的逻辑。不仅表现为《红楼梦》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前80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后40回是高鹗续的，这造成两位作者的思维理念不同，对于情节的接续表现地没有那么具有完整性。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仔细地推敲，令情节具有逻辑性。
林恪所说的“逻辑”问题，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更多的，是他并没有理解中国古典艺术含蓄、留白、隐写的特征。荷兰语的表达非常明确，就是林恪所说的“逻辑感”，但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达具有多重意义，你从这个角度理解正确，从那个角度来理解也正确，这就给人一种模糊感。因此，要想准确、完整地理解，就需要一定的“悟性”，这与西方的“逻辑感”不同。
换言之，《红楼梦》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没有“逻辑”支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种“逻辑”没有西方文学表现地那么直白，而是隐藏在情节中，通过表面的情节推导出内在的情节。
正如国画与油画的对比一样，留白之处并非没有逻辑，而是需要鉴赏者通过已知元素推想出未知元素，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形成一种“共情”，二者的情感交融才让一部艺术品具备意义。
《红楼梦》也是如此。自从问世以来就形成了一门学问：红学。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联想或逻辑推理出曹雪芹没有表达出的情节。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红楼梦》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许多情节需要读者与作者的“共情”才最终完成。这种“共同创作”正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这一点，对于习惯讲“逻辑”的西方读者来说，准确理解中国古典文艺的特质，确实勉为其难。
翻译很难。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尤其难。因为涉及的东西太多，正如汉学家林恪所说，《红楼梦》的翻译涉及诗词曲赋、白话文与文言文、中国特有的古代器物、中草药、建筑构造、民俗习惯等等，很多中国特有的词汇在荷兰语里没有，需要音译还是意译，都需要准确的推敲。
从另一方面来说，东西方文学的翻译还设计2个问题，就是“懂不懂”与“隔不隔”的问题。
平心而论，无论哪国的小说翻译过来，都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就算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也能让人读懂。《红楼梦》翻译成荷兰文也是如此。但紧随其后是“隔不隔”的问题。
换言之，仅仅停留在“读懂”这个层面是“隔”的，对此张爱玲有经典的论述：就像一只蝴蝶落在戴着白手套的手上，隔了一层。只有深入其中，完全融入这个故事，才是“不隔”的。
荷兰汉学家历时13年翻译完成巨著《红楼梦》，在荷兰文学史上应该算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毫无疑问，对荷兰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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