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其实在天津，天津是傅作义南逃的通道，也是他与解放军叫价的筹码。天津的解放让傅作义彻底断绝突围的幻想，迫于军事压力只能走和平路线。
在这之前，傅作义对天津寄予了厚望，将自己的心腹陈长捷调往天津主持防务，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傅作义估计，天津至少能守3个月以上。
为尽快封堵傅作义南逃的通道，中央电令东北野战军3天内打下天津。原9纵政委李中权回忆，在东野司令部里林、罗、聂、刘等首长就攻打天津的时限进行过一次对话。
罗荣桓问身边的刘亚楼：“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胸有成竹地回答：“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林、罗、聂颇为吃惊。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傅作义当年以一师之力，面对奉军数万人围攻，困守孤城涿州3月，赢得守城名将称号。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却是第一次独立指挥大兵团进行城市攻坚战。
是守城名将傅作义自视过高，还是“初出茅庐”的刘亚楼不知天高地厚？刘亚楼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刘亚楼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敌军已被扫清，几天后解放军又发起了淮海战役，傅作义被夹在中间，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不妙。此时的老蒋也是如坐针毡，东北全军覆没，淮海战场也岌岌可危，他急匆匆地召傅作义到南京商量对策。
老蒋打算放弃平津地区，收缩兵力，将傅作义所部调到长江以南充实防线，并许给东南军政长官的职位。但傅作义内心明白，一旦他的部队南下，就会被老蒋全部吞并。没有了部队，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终结。
尽管华北形势紧张，但傅作义判断还没有到最后关头。一是解放军刚刚经历了辽沈战役，需要几个月时间休整，而且严冬马上来临，四野很可能要次年春天才会入关。坚守住华北，观察形势，总比撤去南方被吞并了好。
傅作义向老蒋提出：在华北扩军20万，同时加固天津—塘沽60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抵抗一段时间等待战局转变。傅作义回去以后，把他的嫡系摆在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把中央军摆在东边的平津线上。如此一来，既可以撤到老巢绥远，又可以到天津乘船南下。
傅作义的判断其实没有错，东北野战军当时确实面临着很多困难。经过长期作战，部队非常疲劳，人员物资均未来得及补充，有的部队连冬装都未及时下发。而且，部队中东北人居多，乡土观念重，不愿入关，需要时间教育。还有大量战士刚刚加入解放军，未经过教育……
在中央询问意见时，东北野战军回复“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但中央考虑的是全国解放的大局。为了淮海战役能顺利进行，必须要将傅作义限制在平津地区。而且留住傅作义，老蒋的长江防线也会空虚。
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令杨成武兵团从归绥撤围，将主力布置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向老巢绥远撤退。令徐向前兵团停攻太原，避免过早刺激傅作义，使其南逃。
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抽调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切断傅作义南逃的通道。军令如山倒，东北野战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放弃了休整计划。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兵分三路，秘密入关。
傅作义
毛主席考虑到入关部队众多，秘密不可能保守太久。为避免傅作义出逃，必须先把他的主力吸引到西边。于是电令杨成武兵团围攻张家口，张家口被围后傅作义果然派出了自己的起家部队第35军。
这支部队一出动就被解放军断了后路，此时傅作义才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急电35军东撤。该军在撤回北平途中被解放军全歼，傅作义悲痛不已。至12月20日，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地的包围，成功将傅作义留在了华北。
被围的傅作义开始派人与解放军接触，不过他内心仍然在摇摆。他认为只要天津能守住，就能策应北平，给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制造很大麻烦。即使最后要投降，也能在谈判中争取一个好的政治出路。
傅作义部被分割包围后，中央的命令是先打塘沽，切断敌军海上退路。但刘亚楼到前线视察并听取前线将领意见后，认为应该先打天津。
塘沽是近海的低洼地带，水网密布，而且地形开阔，盐田绵延，冬季也不结冰。大兵团难以运动，又没有可利用的地形，必然会付出较大的伤亡。加上塘沽敌军大多是中央军，他们在海面布置了大量舰艇，随时都可以撤走。如此不仅不能打击敌军，还给了傅作义反应的时间。
平津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痛傅作义，将其歼灭或逼其投诚。要打痛傅作义只能打他在北平和天津的嫡系部队，北平是古都不宜大打，最佳的攻击目标只能是天津。而塘沽的5万敌军就算跑了也影响不了大局。
刘亚楼一席话说得东野首长频频点头，他们立即向中央汇报了这一设想。很快中央就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看到中央的复电后，内心更加激动，趁机提出：“平津战役一结束，老蒋的主力算是完蛋了，这次就让我指挥吧，否则就再也没有大一点的仗可打了。”
尽管刘亚楼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但还未独立指挥过大兵团进行城市攻坚战。不过东野首长对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倒是非常信任，他们知道刘亚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指挥员。林、聂都爽快地答应了刘亚楼的请求。
敌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保定军校时期就与傅作义建立了深厚的私交，正是傅作义邀请他到阎锡山部任职，后来才渐渐崭露头角。
陈长捷
抗战期间，陈长捷因受到阎锡山怀疑而被免掉军长职务，他愤而率一个警卫营投靠了傅作义。后来，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也是傅作义向老蒋鼎力推荐的结果。陈长捷与傅作义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体，上任天津时就信誓旦旦地说：“绝不辜负傅总司令！”
其实打天津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打塘沽。早在日占时期，日军就在天津修筑了大量永久工事。1947年初，时任天津市长杜建时又筹建了新的永久城防工事。他的设想是：
环天津开挖一条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用挖出的土在河岸堆成一堵高4米，宽2米的土墙。土墙后修建环城公路，用于战时运送补给和伤员。在80多里的城防线上设置1000多个大碉堡，纵深还配置了500多个小碉堡，环护城河设置了一道电网。必要时还会堵塞运河，使西南郊区形成一片水淹区，阻挡解放军。
但陈长捷上任后，还嫌这个防线不够，继续进行了加固。在市内各主要通道和胡同巷修建了380多座各类碉堡，用于打巷战。为了扫清射界，国民党军队还将防线以外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统统清除，制造了10公里宽的真空带，并埋设了4万多颗地雷。
同时陈长捷还在天津囤积了大量军事物资，他对外宣传“大天津堡垒化”估计“可以坚守三四个月”。陈长捷在对部下进行动员时说过：
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武器，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迹，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要坚持胜利。
天津城防图（其中之一）
傅作义和陈长捷都估计天津能守3个月以上，而中央要求3天打下，刘亚楼却笑称30个小时足够了。他解释道：“我与陈长捷的兵力是三比一，我手里还有他的详细布防图。”
战役还未开打，刘亚楼为何能得到敌军的详细布防图呢？这自然是天津地下党立下的功劳。
杜建时在建设城防工事时指定由天津工务局负责，而负责第八段现场监工的工程员麦璇琨就是潜伏在敌营中的地下党员。刚接到任务他时非常反感，帮助敌人修建防御工事，那不是助纣为孽吗？
麦璇琨向组织汇报这一情况时，组织劝说他：“工程不会因为你不做而停止，你接受工作还可以为组织收集相关情报。”
但麦璇琨只负责第八段的监工，整个工程有十余段，他是怎么收集到详细的情报的呢？麦璇琨是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工务局内有许多该校的毕业生。麦璇琨正好利用这层关系，与同事们搞好关系。
麦璇琨时常以学习为名到其它各段打听情况，有时候还向熟人借阅图纸，如果对方有多余的图纸摆在桌面上，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由于那时技术员保密意识不高，对麦璇琨又毫无防范，因此他收集到许多情报。
麦璇琨
工作中麦璇琨非常认真。验收时，他都用专门仪器对碉堡位置进行仔细测量，而别的同事为了省事往往都是直接在图纸上标出大致位置。大家对麦璇琨的行为感到不解，直到解放后才明白，他是为了让解放军的炮弹打得更准。
当基本情况收集全后，麦璇琨便开始画图。他画图的地点就在办公室内，因为这里才有专业的测量工具。为了隐蔽，麦璇琨往往是利用别人午休的时间进行工作。他画的地图不仅标注了各处地形地貌，而且详细标明了壕沟的深度、宽度，碉堡所处的位置、结构、厚度、高度、砂浆配比、枪眼尺寸等信息。
这份详细的地图画完以后尺寸是非常大的，在敌军严密封锁的战时状态下如何送去解放区呢？
天津地下组织负责人王文源拿着这份地图找到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交通员康俊山，要他进行缩印。康俊山将图纸分成4块，进行缩拍后用药水将表面图像消去，最后裱糊在两张老人过世后用的遗照。
出城送照片的任务交给了地下交通员赵岩。赵岩是一位机智的交通员，通过地下组织的考核后才被派往天津，在出城的路上他已经想好一套应对敌人检查的说辞。
赵岩乘火车到静海陈官屯下车，由于车上人多，出卡时敌人并未仔细盘查。赵岩顺利过关后租了一辆大车朝沧县方向奔去。不料途中窜出两个武工队打扮的人，他们自称“八路”，用枪指着赵岩要检查。
赵岩并没有做声，把包裹交出去后，发现他们只是不断翻找财物，便放心下来。这两人并不是八路，而是劫财的土匪。赵岩把身上仅剩的钱和几件衣服都给了土匪，并说：“这两张照片是老人遗照，家里祭祀用的，你们拿着不吉利。其余东西都给你们吧。”
两个土匪听完把照片扔在一边后扬长而去，赵岩最终顺利到达解放区，完成送情报任务。当时他并不知道情报的内容，直到1977年一次聚会上，王文源才说：“赵岩立过大功。”赵岩一头雾水，问了原委才知道自己送的是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
赵岩
天津的城防图不止一份，天津地下党获取情报的渠道也不止一个。另一名潜伏在工务局建筑科的地下党员张克诚，也得到一份工事图。张克诚原本负责验收土墙后的公路，但他知道公路图对解放军意义不大，必须弄到一份碉堡图。
而负责碉堡验收的是坐他办公桌对面一个叫常学诗的工程师，他平时都把图纸保管得很好，根本没有下手机会。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常学诗正在看图纸，局长突然叫他去办公室，他把图纸随手摆在桌面便匆匆离去。
常学诗回来后就下班回家了，忘记收那张图。张克诚知道机会来了，等到众人都走了以后他把那张图拿回了家。打开一看这是一张天津城防工事布置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了许多东西，张克诚描了整整一夜也没有描完。
上班后常学诗肯定会发现地图丢了，但现在自己任务没完成也不能送回去。尽管被发现后会有杀头的风险，张克诚还是决定赌一把。他照常去上班，发现常学诗到处在翻东西，便故意问了一句：“在找什么？”
常学诗回答没什么。张克诚判断他也害怕图丢了会担责，目前还不敢声张，于是又用了一个晚上终于把图描绘完，再悄悄放回去。最终这份图也被送到刘亚楼面前。
正是凭借这些敌军防御工事详图，刘亚楼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命令各部打到金汤桥会师。
傅作义和陈长捷只知道天津城防坚固，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时的解放军绝对不是涿州战役时的奉军，也不是解放战争之初的小米加步枪。刘亚楼指挥的攻城部队总共22个师34万余人，对陈长捷的13万守军占绝对优势。此外，解放军还准备了538门各类火炮，坦克、装甲车46辆。
1949年1月14日早上10点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击开始！”500多门火炮急袭敌军防御工事。1个小时后，二纵4师就率先突破敌军西防线，战至15日15时，敌151师投降后，天津战役结束，总共用了29个小时。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成了俘虏。
战后老百姓回忆：解放军的炮火像长了眼睛一样，只打国民党军的碉堡，而没有危及老百姓的房屋。正是地下党提供的详细图纸，才让解放军做到精准打击。
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北平被围期间，傅作义一直派人与解放军接触，试图拖延时间。在1月8至9日的谈判中，平津前线司令部限期傅作义于14日前答复《谈判纪要》。
但傅作义的代表14日午后才找到解放军要求继续谈判，聂荣臻回复说：“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我们已经下达攻打天津的命令了。”结果，15日的谈判还在继续，天津便告解放。傅作义最终于16日接受和平协议。
天津解放10周年纪念时，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公布了天津能在如此短时间内解放的原因：
华北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市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交代。这就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
29个小时便解放了天津，自然少不了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作战，但这背后地下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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