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梁启超51岁，患了一种病，尿中带血，病因不明。起初，情况不严重，他不以为意，一直忙于工作。1924年9月，梁启超之妻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于13日逝世。
梁启超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妻子的不幸，让梁启超一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哀伤至绝，也让他更无心关注自己。
1926年2月，梁启超因患便血病，病情加重，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3月转协和医院，割去右肾一枚，仍未查出病原所在。其实右肾没有病变，完全是割错了。正是这次医疗事故导致了梁启超三年后英年早逝。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医疗事故，但他却放心了，因为肾脏本没有病，以为现在只需静养，等左肾长大到能兼代右肾的功能，就能恢复身体健康。
“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
“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劳作比从前折半）”
然而一项重大任务又压在梁启超的身上。1926年秋，民国政府准备成立司法储才馆，欲聘请梁启超担任首任馆长（相当于校长）。他曾任民国司法总长，又是民国初期著名的法学家，担任馆长可谓深孚众望。于是只好挑起这一重任。他认为做首长要“劳于用人而逸于治事”，只要辛苦一两个月，将人事安排好，就可以清闲了。
“但最近于清华以外，忽然又发生一件职务，令我欲谢而不能，又已经答应了。”
“现在为切实预备计，立刻要办两件事：一是继续修订法律，赶紧颁布；二是培养司法人才，预备“审洋鬼子”。”
“我现在已得着一个人替我全权办理，这个人我提出来，亮俦、钧任们都拍手，谅来你们听见也大拍手。其人为谁？林宰平便是。”
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在他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是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当时那是医学界的权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
对于梁启超担任首任馆长一职，他作为管理者把精力放在求贤用人上，而在管理具体事务上则采取超脱态度。梁启超先要平静地接受，对得失顺其自然，以开阔的眼界和格局，处理各种事情。
与孩子们书
想来你们姊弟五人正围着高谈阔论
不知多少快活哩
孩子们：
我本月六日入京，七日到清华，八日应开学礼讲演，当日入城，在城中住五日，十三日返清华。王姨奉细婆亦以是日从天津来，我即偕同王姨、阿时、老白鼻同到清华。此后每星期大抵须在城中两日，余日皆在清华。北院二号之屋（日内将迁居一号）只四人住着，很清静。
此后严定节制，每星期上堂讲授仅二小时，接见学生仅八小时，平均每日费在学校的时刻，不过一小时多点。又拟不编讲义，且暂时不执笔属文，决意过半年后再作道理。
我的病又完全好清楚，已经十日没有复发了。在南长街住那几天，你二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雨前龙井了。自服天如先生药后之十天，本来已经是这样，中间遇你四姑之丧，陡然复发，发得很厉害。
那时刚刚碰着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再见时，尿色已清，他看着很赞叹中药之神妙（他本来不鄙薄中药），他把药方抄去。天如之方以黄连、玉桂、阿胶三药为主（近闻有别位名医说，敢将黄连和玉桂合在一方，其人必是名医云云）。他说很对很对，劝再服下去。他说本病就一意靠中药疗治便是了。都是因手术所发生的影响，最当注意。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
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所以他对于中医之用黄连和玉桂，觉得很有道理。但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大到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
他说：“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的时期中（一种革命的变化），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等等。
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生长完成。他说：“没有一定，要看本来体气强弱及保养得宜与否，但在普通体气的人，总要一年”云云。他叫我每星期验一回小便（不管色红与否），验一回血压，随时报告他，再经半年才可放心云云。
连德这番话，我听着很高兴。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劳作比从前折半）。
但最近于清华以外，忽然又发生一件职务，令我欲谢而不能，又已经答应了。这件事因为这回法权会议的结果，意外良好，各国代表的共同报告书，已承诺撤回领事裁判权，只等我们分区实行。但我们却有点着急了，不能不加工努力。
现在为切实预备计，立刻要办两件事：一是继续修订法律，赶紧颁布；二是培养司法人才，预备“审洋鬼子”。头一件要王亮俦担任。第二件要我担任（名曰司法储才馆）。我入京前一礼拜，亮俦和罗钧任几次来信来电话，催我入京。
我到京一下车，他们两个便跑来南长街，不由分说，责以大义，要我立刻允诺。这件事关系如此重大，全国人渴望已非一日，我还有甚么话可以推辞，当下便答应了。现在只等法权会议签字后（本礼拜签字），便发表开办了。经费呢每月有万余元确实收入，可以不必操心（在关税项下，每年拨十万元，学费收入约四万元）。但创办一学校事情何等烦重，在静养中当然是很不相宜；但机会迫在目前，责任压在肩上，有何法逃避呢？好在我向来办事专在“求好副手”上用工夫。
我现在已得着一个人替我全权办理，这个人我提出来，亮俦、钧任们都拍手，谅来你们听见也大拍手。其人为谁？林宰平便是。他是司法部的老司长，法学甚深，才具开展，心思致密，这是人人共知的。他和我的关系，与蒋百里、赛季常相仿佛，他对于我委托的事，其万分忠实，自无待言。
储才馆这件事，他也认为必要的急务，我的身体要静养，又是他所强硬主张的（他屡主张我在清华停职一年），所以我找他出来，他简直无片词可以推托。政府原定章程是，“馆长总揽全馆事务”。我要求增设一副馆长，但宰平不肯居此名，结果改为学长兼教务长。你二叔当总务长兼会计。
我用了这两个人，便可以“卧而治之”了。初办时教员职员之聘任，当然要我筹画，现在亦已大略就绪。教员方面因为经费充足，兼之我平日交情关系，能网罗第一等人才，如王亮俦、刘崧生等皆来担任功课，将来一定声光很好。职员方面，初办时大大小小共用二十人内外，一面为事择人，一面为人择事，你十五舅和曼宣都用为秘书（月俸百十六元，一文不欠），乃至你姑丈（六十元津贴）及黑二爷（廿五元）都点缀到了。藻孙若愿意回北京，我也可以给他二百元的事去办（我比较撙节的制成个预算，每月尚敷余三千至四千）。
大概这件事我当初办时，虽不免一两个月劳苦，以后便可以清闲了。你们听见了不必忧虑（这一两个月却工作不轻，研究院新生有三十余人，加以筹画此事，恐对于伍连德的话，须缓期实行）。
做首长的人，“劳于用人而逸于治事”，这句格言真有价值。我去年任图书馆长以来，得了李仲揆及袁守和任副馆长及图书部长，外面有范静生替我帮忙，我真是行所无事。我自从入医院后（从入德医院起）从没有到馆一天，忠忠是知道的。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纪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杨鼎甫、蒋慰堂二人从七月一日起到馆，他们在馆办了两个月事，兴高采烈，觉得全馆朝气盎然，为各机关所未有，虽然薪水微薄（每人每月百元），他们都高兴得很。我信得过宰平替我主持储才馆（亮俦在外面替我帮忙，也和范静生之在图书馆差不多），将来也是这样。
希哲升任智利的事，已和蔡耀堂面言，大约八九可成，或者这信到时已发表，亦未可知（若未发表，那恐是无望了）。
思顺八月十三日信，昨日在清华收到。忠忠抵美的安电，王姨也从津带来，欣慰之至。正在我想这信的时候，想来你们姊弟五人正围着高谈阔论，不知多少快活哩。庄庄入美或留坎问题，谅来已经决定，下次信可得报告了。
思永给思顺的信说“怕我因病而起的变态心理”，有这件事吗？何至如是，你们从我信上看到这种痕迹吗？我决不如是，忠忠在旁边看着这是可以证明的。就令是有，经这回唐天如、伍连德诊视之后，心理也豁然一变了。你们大大放心罢。
写的太多了，犯了连德的禁令了，再说罢。
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
192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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