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新变化》| 赠书
近日，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小凤的专著《新媒体语境下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新变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评论家叶橹教授为该著作序。该著的大部分章节都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诗歌场域中常谈常新且至关重要的诗学话题，关涉诗歌本体和发展路向，其嬗变轨迹与诗歌发展自身的脉络、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状态，每一种变动状态与路向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诗歌发展态势和诗歌风貌。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所提供的各种传播方式和公共平台，诗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广泛，因而，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中诗与公众世界的隔离状态，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媒体介入诗歌领域，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已发生系列显著变化。然而一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诗歌界对此研究不多，几乎未曾出现直接、专门研究新媒体语境下或新世纪以来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的文章或著作，因此，该著全面系统地研究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所出现的系列新变化，考察诗人在新媒体语境下如何调试自身的姿态以应对各种变动、如何运用新媒体技术与各种艺术形式、文本书写策略相结合以回应社会现实、公众世界与诗的关系状态以及诗人在文本中保存的公众世界面貌等，并探讨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对新世纪诗歌当下与未来发展的影响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该著从界定新媒体的概念内涵出发，梳理了新媒体与新诗的遇合历程，从传播平台、诗人姿态、传播方式、文本策略、诗歌功能、诗歌批评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新媒体作为一种语境为新诗的传播与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意义和新价值，不仅在理论上可以深化和拓展新世纪诗歌研究的学术空间，纠正新诗研究中将新诗的艺术本体与社会承担进行二元对立的倾向及其不平衡性，具有诗学建构意义，在实践上也可以促进社会文化、诗歌文明的传播、发展，对当下诗歌发展也具有启示价值。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诗歌创研所所长；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江苏省“紫金文化英才”、江苏省社科优青、江苏省“双创团队”核心成员、南宁市第六批特聘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及省级课题多项；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及省级文艺评论奖多项；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2部、诗集1部；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鉴定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反复、变动状态。20世纪 30年代的诗歌注重“向内转”，书写感觉，甚少关注公众世界；而40年代许多诗人在革命的感召之下纷纷转向，从书写“个人的心”到“群众的心”，由私人世界转向“公众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朦胧诗”出场，一批诗人又重新书写“一代人”的经验，他们以个人体验为基点呈现与传达公众世界的经验，成为社会、历史、时代的代言人，但 “第三代诗”很快又将这种苗头击退，于是，“个人化写作”甚嚣尘上，诗人们纷纷书写 “私人世界 ”，而对“公众世界 ”的现实、生活本相大多持疏离姿态。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媒体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为诗歌提供了各种公共平台和传播方式，诗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广泛，且新媒体本身具有公共性、互动性、平等性等特点，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个人化写作中诗与公众世界的隔离状态，新世纪以来处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已发生诸多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全民化”的诗歌“盛景”，虽然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达到“全民化”，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歌边缘化的处境，使诗歌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有所好转，诗歌边缘化的“冷遇”境地有所改变。何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诗歌的传播媒介、平台发生了变化，新媒体与诗歌的相遇为诗歌开辟了“第二生存空间”和新的“公共空间”，为诗歌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深入公众世界的渠道。而在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平台发生变化后，诗人的姿态、心态和诗歌的传播方式、传播策略、文本策略、功能等都随之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变化，这些方面均为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同时，诗歌发展也呈现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都与新媒体本身的特性有关。新媒体暂时加强了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但事实上，从长远看，从深层次看，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亦加深了诗与公众世界的隔膜，因为诗歌的“优伶化”、灵魂话语缺席、炒作模式等让诗歌的内质与艺术审美价值提升不高，所以“全民化”的盛景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由“看热闹”的公众构成的，不过是虚幻的繁荣。“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怀抱好奇心观看诗歌界的热闹，并非真正热爱诗歌。热闹过后，诗歌场域中剩下的依然是一片寂静，因而所谓的“热闹”纯属诗歌圈子内部的一时之热，最终会陷入内热外冷的尴尬。但不能因问题的存在而完全否定新媒体对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变化所发挥的作用。大体而言，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世纪初网络、手机以及户外新媒体等新媒体与新诗的遇合，为诗歌开辟了“第二生存空间”和新的“公共空间”，导致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与传统纸质媒体相比，各种新媒体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更便捷、自由和个性化的传播平台，为诗歌开辟了“第二生存空间”，拯救新诗于边缘化处境和危机，也在诗与公众世界之间让“公共空间”的重建与拓展找到契机。显然，让新诗在现实世界和纸质媒介之外寻找到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对调谐诗与公众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新诗未来的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网络，相较于新世纪以前占据公共领域主流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所能提供的“公共空间”，网络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容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 、互动性更强，公众的交流更密切与迅捷，公共意见也更容易形成，且由于网络交流的平等化，“公共性”也就更充分，诗与公众世界的关联则更密切。新媒体语境下的诗人面对新媒体盛行的时代语境，调整了自己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其诗歌写作既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盛行的宏大抒情诗般脱离公众世界的书写，亦不同于90年代那种暴露个人私密生活、宣泄个人情绪、铺排个人生活现实的个人化写作，也不同于90年代的另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诗歌技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陷入技术至上主义，而是努力地开阔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试图将个人情绪与公众的“共通性情绪”息息相通，力图重新做一个诗人，以寻求诗歌重返社会、文化中心的可能路径。这些诗人并非进行宏大的政治抒情或进行“大词”“圣词”书写，而是不满足于婆婆妈妈、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个人化写作，转向“及物”性的诗歌书写，贴近时代，对现实进行重新“发明”与塑造，深入公众世界，让诗歌从边缘化转向“公众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越来越边缘化，沦为“小圈子”的自我娱乐、自言自语、自我抚摸，出现了“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尴尬局面，其原因就在于诗与公众世界的隔离、疏远，而诗歌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是沟通诗与公众世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新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平台导致诗歌的传播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诗歌通过命名进行传播的“命名传播”，通过制造各种诗歌事件进行传播的“事件传播”，通过在艺术形式上杂糅戏剧、音乐、小品、电视节目等各种要素进行传播的“跨界诗歌”等新的诗歌传播方式，使诗歌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策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在过去的纸质媒体时代，各种命名需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抵达大众；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由于新媒体与大众的零距离亲密接触，各种命名能直接快捷地抵达大众，于是掀起一轮又一轮“命名热”，如“梨花体” “羊羔体”“打工诗歌”“新红颜写作”“草根诗歌”“80后”“70后”“中间代”“中生代”“垃圾诗派”等，形成空前的命名热潮，这实际上已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一种新型传播策略。同时，事件传播亦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新型传播策略。在传统的诗歌传播中，诗歌作品是传播的核心；而在新媒体语境下，诗歌传播的主要内容已转向各种吸引眼球、触动神经的诗歌事件，而非作品文本本身，诗人的性别、外貌、年龄、经历、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奇闻轶事、绯闻官司等文本之外的信息成为“热点卖点”，形成 “事件传播”这种新型传播方式。此外，由于新媒体可以糅合多种媒体的特点，将声音、文字、图像等各种元素糅进新媒体诗中，综合多媒体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跨界传播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传播范式，如“中国诗剧场”、 “第一朗读者”和《诗歌之王》等。无论是命名传播、事件传播还是跨界传播，其实都已从 “作品中心”转变为“媒介中心”，所强调的是媒介效果，而非作品文本本身，这明显改变了诗歌传播方式和策略，为诗歌深入公众世界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新媒体时代后，面对不同的诗歌创作与传播平台，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诗人们为了适应新媒体语境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审美需求，大都在文本策略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诗歌的文本书写策略进行了各种调整。处在新媒体语境中的中国诗人反拨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盛行的个人化写作所采用的自言自语、梦呓式的自白方式，注重诗歌的穿透力、震撼力，在题材上对“噬心”题材进行“噬心”书写，在语言上对口语进行“驯服”与诗化，在表达方式上采用反抒情的抒情和叙事化抒情，将抒情、冷抒情、叙事相结合，注重故事性，叙事性强，并且注重对公共题材进行公共书写，以“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将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进行调谐，使诗既体现出公共性，又不陷入假大空的宏大抒情模式，形成多声部的传达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调谐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使诗深入公众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界对当代诗歌社会功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诗与社会要不要有关系，或主张诗歌不要社会功能，强调诗歌的艺术、审美层面，或主张诗歌需要承担社会功能，或主张诗歌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应维持平衡，对于当代诗歌具体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则阐述甚少。其实，诗歌在审美功能之外，是需要有社会功能的，尤其是在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社会功能被新媒体的宣传、鼓动功能迅速张扬、放大，更加凸显出来，如近年来掀起的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灾难诗歌、底层诗歌等诗歌热潮显然与新媒体的传播效力密切相关，而这些诗歌热潮的出现，彰显了诗歌呈现灾难、生活、下层人民境遇等社会现实和传达公众声音的社会功能，呈现了诗与公众世界的密切关系。在新媒体语境下，诗已为人们构建起“诗生活”的新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时，诗可以见证、诗可以医等都成为诗歌新的社会功能。中国新诗进入新媒体时代已有二十余年。在新媒体语境下，新诗与新媒体的结合虽然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机遇，表面上看似乎改善了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语境下诗歌圈内部似乎非常热闹，新诗似乎前所未有地深入公众世界，引起公众关注，而事实上，诗歌圈之外对诗歌的评价依然不高，态度依然“冷”， “诗歌无用论”、诗歌的边缘化处境依然未得到明显改变。这是因为，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其本身有各种局限与问题，因此在新媒体与诗歌结合之初的当下，新媒体为诗歌的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如诗歌被“现实”绑架，诗歌“优伶化”倾向严重，灵魂话语缺失，诗歌批评呈现标签化、空心化等倾向，这些问题致使部分公众对诗歌产生偏见，使新诗遇“冷”，所以需要诗人们在探索诗歌未来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予以规避与纠偏。可见，新媒体语境下新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新变化，关涉到诗歌传播平台、诗人的姿态、诗与社会的关系、诗与现实的关系、诗的传播形态和方式、诗的社会功能、诗的言说策略与传达方式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变化，改变了新诗与公众世界以往的疏离状态与诗歌的边缘化境遇，形成了新世纪诗歌的发展态势，建构了新世纪诗歌的独特新风貌。但学界对此新变却一直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除了在一些小侧面、小角度的主题性研究中偶有触及外，几乎未曾出现直接研究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关系新变化的文章或著作。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论题。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关系的新变化研究虽然只是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生态的一个侧影，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新世纪诗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新诗研究中一直将新诗的艺术本体与社会功能进行二元对立的倾向，打破了潮流之间的界限和新诗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新诗研究的不平衡性，不仅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与理论价值 ，而且对当下诗歌写作如何迅速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深入公众世界，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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