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琴声

寂静的冬夜，听杨乐的口琴曲。口琴的琴声有一种特别的呜咽哑涩的颤动，即便是欢快的曲目，听上去也有一股自带的愁绪，正如眼下这首《情深意长》。 

但四十多年前父亲的琴声，是听不到这样的愁绪的。那时候经常停电，停电的冬天的夜晚，父亲就吹口琴。他吹得真好，好像除了杨乐，我再也没听到过谁吹口琴有他那么好的。他吹《牧歌》，我就看到“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他吹《北风吹》，我就看到“雪花那个飘”；他也吹《情深意长》，我好像就真的看到了“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 

停电的夜晚，是我的节日。除了吹口琴，父亲还会用手绢叠小耗子。叠好的小耗子有耳朵有尾巴，父亲会像变戏法一样，让它突然从手上消失，然后又突然地从衣袖里面钻出来，这一切总是让我目瞪口呆。父亲还会用蚊帐做幕布，在蜡烛的烛火前用手变化出各种手影，那些耳朵会动的小兔子，嘴会张合的大狗狗，头顶着大角的梅花鹿，总能逗得我咯咯直乐，笑着笑着，就睡过去了。一个三四岁孩童的梦里，会有着什么样的梦境呢？ 

父亲是异乡人。大学毕业分配到母亲所在的小县城。父亲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是靠着他的两个当老师的姐姐拉扯大的，所以他也做了老师。那时候，上师范大学是国家包费用的，没有了父母的父亲，除了上军校，似乎也只有上师范这一条路了。而以他旧官僚的家庭出身，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可能上军校的。 

但父亲是开朗的，童年的不幸和家庭的出身没有给他留下阴影，他的心像风一样的自由，笑容像阳光一样的灿烂。父亲打得一手好篮球，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所在校队的第一主力。来到母亲的小县城，没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了篮球圈里的核心。六十年代的边远小城，篮球是最有魅力的群众体育运动了，周六的晚上，县城的灯光球场组织比赛，场外观看的比场内奔跑的还要兴奋激动。青春，越是被禁锢，就越是蓬勃。那个总是远距离投篮命中、又或是从底线带球突破重围三步上篮命中的年轻人，该是很多青年男女的偶像吧。 

父亲被分配在偏远的夫子庙小学。从前的日色很慢，时光多得像学校门外团结堰的流水一样。没有课上的时候，父亲就弹风琴。许是从小在学校环境长大的原因，许是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使然，父亲弹得一手好风琴。父亲弹《十送红军》，弹《珊瑚颂》，弹《草原之夜》，弹到忘我的时候，头微微向前倾斜着，半眯着眼睛。父亲弹着弹着，就和母亲私定了终身。 

那个时候的爱情简单，买一包糖分发亲朋好友，两床被子抱到一起，就算结婚了。母亲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婉转的歌喉犹如天边的百灵鸟。父亲一定是得意的，以至于姐姐出生的时候，最初的乳名就叫了“百灵”。父亲攒钱买了自行车，母亲坐在后座，姐姐坐在前杠上。再后来有了我，母亲就坐在后座上抱着我，姐姐还坐在前杠上。从父母教书的小学校到县城的山路起起伏伏，上坡的时候，我能听到父亲吭哧吭哧的喘气声；下坡的时候，风灌进父亲的白衬衫，白衬衫鼓起来了，噗噗作响。那是五月的月圆之夜，太阳从西边正落下去，月亮从东山上正升起来，风柔软地扑面而来，带着暮色里的潮气和刺梨花的阵阵甜香。 

但大多数时候，我和姐姐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我们跟着外公外婆，在县城的小学校念书。周一的早晨，早早的，父母推着自行车走了，我和姐姐站在街檐上望着，一直望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一大蓬荻花的后面。周六的下午，姐姐把我从幼儿园里接出来，我们就沿着上府街一直往北走，那是父母回家的方向。我们在城外找一个墙角、树根或者电线杆蹲下来，只要听到车铃声，就赶紧向路边张望，因为车铃声就是父亲和我们的联络暗号。在好多落空的奔跑张望之后，突然真的看到了父母的身影，那一刻，喜悦的欢呼冲破了暮色，连路灯在刹那间都变得格外明亮。 

那个年代不主张念书，老师如若太过认真教书，反而会被扣以罪名，但父亲不管。讲台对他而言似乎是个有魔法的地方，从最初时小学的语文算术，到后来中学的数理化，他总是能把枯燥的课本讲得活色生香，那些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分子式，在他的嘴里就好像童话世界里的人物一样栩栩如生，让人记忆深刻。闲暇的时候父亲把男孩子们分队编组，教他们学习打篮球；天热的时候就组织他们到团结堰游泳，或者夹紧双臂，像冰棍一样，从堰塘上的桥墩上跳下去。女孩子特别容易被辍学，出现了这种情况，走上十里八里，十次八次，也要去到这个学生的家里，只要能说服家长保住孩子上学，父亲就比什么都开心。乡村的孩子，淳朴得像一汪清水，早春田埂上的折耳根冒嫩芽了，用竹签挑开泥地，最肥嫩的一捧一定要送给老师；初夏栀子花开了，讲台上每天就都摆着将开的花蕾，那氤氲的香气，如同师生的情谊，在教室的上空弥漫不去。 

父亲手巧，闲暇之余，喜欢修理东西，谁家自行车坏了、收音机不响了，来找父亲，他总是乐呵呵地收下了、修好了、再乐呵呵地给人送回去。乡村学校新盖校舍了，整整一个寒假，父亲就一个人架着梯子给每个教室装电路，开学的时候，每个教室就都亮堂堂的。有一段时间，父亲对修钟表着了迷，一有时间就去一个修钟表师傅那里看人家修表，后来干脆自己置办了一个工具箱，里面都是些特别袖珍的修钟表的小工具。一开始是左邻右舍找他修钟表，到后来，找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修不过来了。母亲笑他，问他是不是要改行去修钟表，父亲仿佛回答又仿佛自言自语：现在学校三天两头地停课，说不定哪天教师队伍就遣散了，到时候就去修钟表吧。平生第一次，我在父亲的眼里看到了忧郁。父亲修钟表的时候会在眼眶上嵌上一个放大镜，然后就全情专注在那些复杂的齿轮结构中，那一刻，外界的一切就都与他无关了。 

最愉快的暑假终于来了，父亲带回来烧杯、酒精灯、镊子、双氧水和染料，他要教我和姐姐做叶脉书签。我们选择长得特别粗壮结实的榆树叶和桂花树叶，问外婆要来烧碱。父亲兑好碱水，把叶子和碱水放到烧杯里用酒精灯煮，一边煮一边用筷子轻轻扒拉。煮好的叶子冲水后晾在玻璃板上，用旧牙刷轻轻刷，把腐烂的叶肉刷掉，而叶脉完整保留。煮叶子看火候是技术活，刷叶子却是绝对的细致活，我和姐姐十有八九都失败了，偶尔成功的也只能是桂树叶，细致的榆树叶从来都没成功过，但父亲总能把握好力度，一会儿就能刷出一片来。我们父女三人齐心协力，半天功夫，总能刷出二、三十片来。刷好的叶子交给父亲，他会用双氧水漂白后，再染上粉的、蓝的、红的颜色，夹在旧书里让它们慢慢变干，最后再在叶柄上系上同色的丝线。那些五彩缤纷、薄如蝉翼的叶脉书签陪伴我读过一本又一本的书，走过一程又一程的路，在岁月的长河中振翅飞走，全部都无影无踪了。 

 “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有柔风，有白云，有你在我身旁，倾听我快乐而感激的心”。那条开满刺梨花的山路，曾多少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但是，却再也没有能够走回去。一九七八年落实教师政策，父亲回到了县城的高级中学。四年后，姐姐离家求学，再五年，我也离家北上求学。岁月流逝，世事纷繁，一切已面目全非，但那些人生最初的记忆，其实始终就在心底，从未曾离去，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从时光的长河中走出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