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文人，既想功成名就，又想保持气节，这两难的境界，有几人能够兼得啊。----曹国魂
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准则，有两句话说得很透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在现实中，“达”也不一定能兼济天下，“穷”也不一定能保持高洁，文人们时不时面临两难选择。
三闾大夫屈原，位不可谓不高，才不可谓不显，志不可谓不坚，但现实中，这位执着为国为民忧患的文人，却屡遭流放，找不到施展抱负的舞台。论修身，屈原的高洁和刚正，绝对是一座山峰；论能力，屈原治国安邦绝对是一大能臣。在世风污浊的环境中，他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人格，为世人树起人格的高标。在小人当道的官场中，他只有对自己从严要求，把人生价值定位极高：“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争光。”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至使他一生不得不付出苦难的代价。屈原悲剧，看似是不懂变通、不善明哲保身的个性缺陷，实则是人生哲学主宰的结果--士大夫竭诚事君、舍生忘死献身的理想。怀揣这个理想，就认准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
屈原所重者，气节也。有节操的文人，头可断，血可流，气节不可丢。如屈原者，世代无穷。司马迁冒死直言，秉笔直书历史, 含辱隐忍完成人生价值;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一身正气，宁死不降；于谦两袖清风，“要留清白在人间”；史可法铮铮铁骨，气节自许......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处，文人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迎浪而上，进与退、荣与辱、气节与生死，历史的环境与个人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各自复杂的心路实难揣测，时过千百年，也难以简单地用“对与错”作出评价。身处历史的激流旋涡中，个人的命运往往由不得自己主宰。
世人敬重像屈原一样能在浊流中保持清洁的文人，他们的人格魅力越千年而仍旧熠熠闪光。而现实中，大多时候，这只能是一种“理想”，更多的人看重的依然是善变通、明保身的人生实用哲学。
当然，在仕途上，既不同流合污、保持文人气节，又能把官当得自如，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如唐代诗人王维。他的人生哲学是：进可为仕，隐可参道。这一生命哲学，使王维能自由出入于朝庭与山野之间，做官高至右丞，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少有的高官，但他能放下“大我”，从高位上走下来，融入山东水，享受“自我”乐趣。作为隐士，他又没有隐逸者通常的悲观厌世与逃避现实，属于“大隐隐于市”。他以参透天地人生的大智慧，清醒地把握着生命的航船。安于淡泊，抱朴守拙，看淡功名利禄却顺其自然，适得其所，这是王维的智慧所在。
“达”与“隐”，想起来是一回事，具体到个体却又是另一回事。身在官场的文人，如屈原、如王维，都时不时面临两难选择。文人的气节和世俗的规则，无法拿一种模式来套用。
如果深入考察中国一下古代文人的生命历程，这种命运基本是相同的。古代文人人生价值实现不外乎三种路径：布衣、士子、士大夫。身为布衣，发奋读书为了到达“士子”，士子又向往士大夫，而在士大夫这个层面，追求官阶的不断升迁与自身价值紧紧相连，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一旦才能不被重用，抱负难以实现，又会选择避世，滋生出“隐逸山林”的思想，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既能驰骋官场，又名重一时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得。
看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历程，想想当下中国文人的命运，实际在千年前就埋下了根源。屈原那种梗硬骨气、宁折不弯的个性，今天的官场想也别想混下去。倒是王维的为人，在危机四伏的官场很有回旋的空间，进可为官，退可参佛，能曲能折，士大夫便当得有滋有味了。但传统的观念中，当下文人为官，常常又被人们有意识地称为“文人官员”、“学者官员”，听起来是褒扬，其实在同僚眼里，你就还不是一个正经八经的政治家，充其量是一介文人、一介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里面的意味就深长了。仕途经济，入世哲学，这些东西在官场很实用的，而在文人眼里，却是有辱斯文。所以，今天的文人，身在官场或商场，时时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士大夫理想人格与佛、道淡定思想，基本是深入文人骨子里的两种血液，时不时左右文人的思想和行为。
做为文人，既想功成名就，又想保持气节，这两难的境界，有几人能够兼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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