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天问》时地考
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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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清西庄居士王鸣盛）序》有云：“楚辞至萧统（南朝梁大臣、文学家，著有《文集》、《昭明太子集》等）始以诸篇皆谓之骚。刘勰（南朝梁人）所著《文心雕龙》）辨骚亦然。”为此，屈原之楚辞，可谓之屈骚。
屈原（前340-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国丹阳（古䕫国，后归州，今秭归）人。
屈原不仅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更是中国文化史尤其是诗词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历代文人志士的左右铭；“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兮，将送往劳来斯无穷兮？宁诛锄草茅以力耕兮，将游大人以成名兮”，成为历代贤官能吏的官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成为历代忧国忧民者的情怀；“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成为激发天文地理学家致力科技探索的首问；“身既死兮神以灵,予魂魄兮为鬼雄”，也成为历代末路英雄的呐喊，等等。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校定和王逸注本，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另有《招魂》、《大招》等等。屈原的骚赋，当然首为离骚、次为《天问》，然后乃是诸篇。
屈原的作品，承继《诗经》的风雅，首创楚辞的风骚，也为后世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今天的新诗开辟了广阔天地。尤其是《天问》，以问入诗，并一以贯之，说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恰如其分。
屈骚《天问》问天事，问地事，问人事，既是天文地理的科技探索之作，也是摘录唐虞三代至春秋战国大事的史书，还是一部广涉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哲学的宏论。
屈骚《天问》究竟作于何时，史上学者各抒已见，迄无定论。
汉·王逸《楚辞章句》卷三《天问章句》注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共论述其文义不次叙云尔。”
唐·沈亚之《屈原外传》云：“原因棲玉笥山（汩罗江畔）作九歌，托以风谏，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嘨，声闻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与古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时天惨地愁，白昼如夜者三日。”
宋·朱熹《楚辞集注》之卷三《天问》注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在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恠物行事，因书其壁间而问之，以泄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朱熹与王逸、沈亚之所论略同。
明·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云：“按：晁无咎（北宋词人晃补之）曰，自伤忠而被谤，乃作离骚经，以讽怀王不见省纳，及襄王立又逐之江南，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自沉汩罗。”
王逸、沈亚之、朱熹认为《天问》系屈原被放逐时作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陆时雍则认为《天问》于屈原被放逐江南时作。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认为，屈骚诸篇著作时地分别是：《离骚》应是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秭归即今宜昌府归州；《国殇》，祭战死者之歌，此宜作于郢都；《礼魂》即今之乡贤名宦之类，此作于郢都者；《九章》之作非作于一处一时（其中，《惜诵》篇自郢都将住江南时作；《涉江》由武昌至辰州时中途作；《哀郢》怀王将入秦迁屈子于岳州时作；《抽思》、《思美人》作于今之江南；《怀沙》、《惜往日》作于今之湖南，《悲回风》作于郢都；《惜诵》篇继离骚后所作，大约自郢都将往江南时作也）；《远游》作于今之江南，继《惜颂》而作也；《卜居》当怀王时在郢都作也，故有太卜之官及事妇人语；《渔父》作于荆沔之间；《招魂》于怀王时作于今之江南，故其言曰路贯卢江兮左长薄，言汩然长归郢都，由是而穿出卢江之地，不觉大薄长洲之地，已在吾之左；《大招》作于今之湖南，闻怀王已死，而招其魂也。说到《橘颂》“则言此赋物之祖也，寓意分明，与荀子诸赋竞爽，末知作于何地。”但清·同治《江陵县志》言此篇作于江陵。至于屈骚《天问》，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另有一说，下文专叙。
清·蒋骥《山戴阁注楚辞》注云：“其（屈原）作文次弟年代悠远，无可参核，窃尝以义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终焉。初失位志在洁身作《惜诵》，已而决计为彭咸作《离骚》，（怀王）十八年后放居汉北，秋作《抽思》；逾年春作《思美人》；其三年作《卜居》，此皆怀王时也；怀王末年召还郢，倾襄即位自郢放陵阳，三年怀王归葬作《大招》；居陵阳九年作《哀郢》；已尔自陵阳入辰溆作《涉江》；又自辰溆出武陵作《渔父》；适长沙作《怀沙》、《招魂》；其秋作《悲回风》；逾年五月沈湘作《惜往日》。盖察其辞意，稽其道里有可征者故列疏于诸篇，而目次则仍其旧也、存疑也。若《九歌》、《天问》、《橘颂》、《远遊》，文辞浑然，莫可推诘，故弗敢强为之说云。武进蒋骥。”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二《天问》注云：“此篇昔郁极无聊，搔首问天之语。王逸云天尊不可问，非也，战国时百家杂说繁称已盛，屈子借以抒愤，不必古来尽有是事也。沈亚之谓楚先公祠庙中所画。屈子既已斥远，安得复至先王庙中。且各国之事與无关治乱，于楚不相涉者亦在，不亦烦乎。读者正宜领其维皇降衷，众庶冯生，与一切治乱兴亡之迹。斯有益于身心，若徒欣奇羡异，则齐谐足矣，何必于斯。至柳州天对，未免为蛇添足。”
蒋骥、胡文英之说大体相同。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云：“其（屈原）逆流顺流，东西南北，水陆路径，俱不分明。则屈子之志亦因之亦晦。余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绎之屈子之书，髣髴之所涉，得什一于千万，以俟博物好遊君子考而证之。其涉境之然否，当盖著也。”
此语对王逸、朱熹等关于《天问》作于楚先王庙中之论予以驳斥，仅发出“俟博物好遊君子考而证之”之语。
任国瑞《屈原年谱》：“王逸定《天问》作于放逐江南时，柳宗元定为怀襄之间，游国恩定为放江南时（从后来改变说），陈子展定为怀王二十五年，郭沫若定为顷襄王七年以后……”
笔者反复诵读《天问》，复查阅《楚辞笺注》、《楚辞释》、《楚辞通释》、《楚辞补注》、《楚辞精义》、《楚辞蒙引》、《楚辞疏》、《楚辞听直》、《楚辞微》、《楚辞戴氏注》、《山带阁楚辞》及有关书籍，反复对比，深究其理，认为宏篇巨著《天问》决非短时间内所作，应有选题、布局、谋篇、补充、删改、定稿之程序。屈原被放汉北来去三年，时间充裕，为《天问》之作时地之不二之选。故断想《天问》著作时地为：怀王二十五年屈原被放汉北于南阳、襄阳时构思动笔，怀王二十八年回程路经并暂居安陆（或郧邑）时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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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人生轨迹
屈原的一生，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到被䜛而疏放汉北，到被召回奉命使齐，到被逐江湘，曲折坎坷，历经磨难，直至秦破郢都，兴楚绝望，而抱石沉江，展现了整个人生轨迹。
楚怀王十一年（前318），任左徒，王甚任之。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国内无事，《惜往日》篇所谓奉先功以照下，别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谗妬亦在此。”清·蒋骥《山戴阁楚辞注·楚世家节略》有“屈子为怀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清明如此”之语。
时过四年，约在怀王十五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还在草稿未定之时，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予。上官大夫便对怀王进谗言。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被罢左徒，任闲职三闾大夫。
怀王十六年，张仪自秦赴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劝怀王亲秦绝齐，怀王信之。屈原劝阻，怀王不听，并令其不得参与朝政。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江兴祖谓屈子被谗在此年，按史记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与议国事耳。未尝夺其左徒之位也。绝齐时疑必谏，《离骚》云反信谗而齌怒（暴怒），《惜诵》篇云反离群而赘肬（指无用之肉瘤），当俱指此，则夺其位者在此年耳。”
怀王十七年，楚屈匄攻秦，秦大败之于丹阳，取汉中。楚发兵反击，大败。怀王复取屈原以使于齐，齐楚复交。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惜诵》当作于此年。”
怀王十八年，屈原使齐，顾返，谏怀杀张仪，张仪已去，怀王悔，追之弗及。
怀王十九年，屈原仍被疏。至怀王二十四年，屈原居郢都，设坛教学。
怀王二十五年（前304），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怀王再信谗言，屈原被放汉北。这一放直到怀王二十八年。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思美人》篇当作于此时（怀王二十五年）”、“《抽思》篇当作于此年（怀王二十六年）”。
怀王二十九年，秦攻楚，大破楚；屈原被召回，第三次出使齐国。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按，怀王此时（二十八年）当思屈子之言而召回，但未复其位。”
怀王三十年，屈原谏劝怀王勿行（入秦），怀王不听。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屈子先谏勿入武关，与昭睢所见相同，无奈不听。按：怀王为人贪而且愚，又好矜。盖贪则可以利诱，愚则可以计取，好矜盖则喜谀而恶直。齐秦兵好反复，屈子疏放皆坐此三病。”
倾襄王二年，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屈子又被谗放于江南之梦，以取怒于令尹子蘭故也。《涉江》篇当作于此年，《招魂》亦当作于此年。”屈原于此年被免去三闾大夫，放逐江南，便从郢都出发，至鄂渚；后入洞庭，至长沙；再由长沙向沅水南行，至枉渚。再后经辰阳至溆浦。
倾襄王三年，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云：“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诸侯自是不直秦，秦楚绝。《大招》当作于此时。《卜居》当作于四年。”
倾襄王十二年，屈原至汨罗江，居江南岸。后移居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下。
倾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拔黔中郡，楚割汉北、上庸地给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楚西陵。
倾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破楚郢都，烧夷陵（今宜昌），东进至竟陵（今潜江西北），南进至洞庭湖一带。楚东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屈原于绝望中，在当年五月五日怀石自沉于汨罗江。
清·蒋骥《山戴阁楚辞注·楚世家节略》在倾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巫黔中郡”后，注云：“原死骨肉未寒，而国势土崩瓦解如此。战国策载白起语云：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呜呼，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敌国知之矣。”
清·屈复《楚辞新集注·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却另有一说，亦录在此。其云：“（倾襄王七年）《悲回风》当作于此时，《哀郢》当作于十年，《渔父》当作于十一年，以汩罗自沈当在此年也。“
对屈原以上人生轨迹，历代诸家多有不同见解。细审之，但对屈原被放汉北的时间虽有区别，却区别不大。
从以上轨迹看，屈原流放汉北三年，去程为先归故里秭归。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认为《离骚》应是屈原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但旧有诸论认为作于被逐江南之时。笔者从《离骚》结尾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之句，看出屈原作此辞时已下定以“天下第一谏”殷贤大夫彭咸的归宿（王逸《楚辞章句》）为归宿的决心，亦断定《离骚》作于放逐江南之时。转入正题，屈原当由故里转汉江，沿江向北，至襄阳、南阳一带。襄阳、南阳近唐虞三代政治中心，自然会引发对“遂古之初”以来，至春秋战国之天道轮回、朝代更替的诸多联想，遂发灵感于《天问》。屈原之归程自襄阳南下，经过随州至安陆（或为郧邑）。一路征程，屈原边走边考察，丰富其《天问》之内容。安陆古为郧子国，后为郧邑，再后为安陆，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有诸多叫屈原为之探索的人物和故事。这就成为屈原在安陆停下脚步，祥加考察，并将有一百六十八问的《天问》收官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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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天问》为屈原收官于安陆？
首先要看《天问》的结语。其结语倒数第二问就是：“何环穿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就是从虎乳岩下走出的楚一代贤相令尹斗子文。写子文，当然以亲临虎乳岩故址为上。屈原被放汉北，来回三年，考证的时间有的是。
说到《天问》结语，还得从其开篇及全文说起。
宋·朱熹《楚辞集注》之卷三《天问》注有“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之句，似乎屈原撰写《天问》之时，是跳跃式思维，想到哪儿说哪，不讲文义次序，以致全文杂乱无章。
否！清·李陈玉《楚词笺注》上之第二卷《天问》注曰：“天问当分作三大段，自'遂古之初’起至'曜灵安藏’为上段，共四十四句，是问天上事许多不解处；自'不任汩鸿’至'乌焉解羽’止，共六十八句为中段，是问地上事许多不解处；自'禹之力献功’到'忠名弥彰’止，共二百六十一句，为最后一段，是问人间事许多不可解处。”
笔者同意李陈玉的三段论。但认为其解释应该予以修定。全篇一共一百六十八问。上段首问天上事，有二十八问。正因有许多不解处，方发此问。就是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不是还在不断探索吗？中段再问地上事，有四十三问。包括地理、历史、传说等等，亦因有诸多不解之处而发问。下段问人间事，有九十七问，也似因有不少不解之处而发问。其实，问人事是看似在问，实则是明知故问，以问强调其历史结论。全文看似无序，实则于似乎无序之中深藏有序之奥妙。《天问》如此由天到地，由物到人，由远到近，由古到今，堪称博大精深。
屈原被放汉北，依然心在朝廷。如欲草拟谏书，托人转送楚王，在谗人高张、贪愚且好矜之君王不察的环境下，只会引起君王的反感，引起朝廷谗人的忌恨，而适得其反。怎么办呢？只有一途，就是以撰写《天问》，从天事、地事问起，再回到人事，回到与楚国紧密关联的人事，不是谏文却胜似谏文。目的在于通过对贤君的崇敬、对忠臣的赞颂、对谗人的鞭斥，期望引起楚王的反思，引起朝中正直之士的警醒，引起国人对自己心迹的共鸣。最后达到全楚上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树正气，煞邪风，纳忠谏，去谗言，革新政治，中兴楚国之目的。
不是吗？请看屈原在《天问》结尾处的倒数第二问：“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环绕穿越里社（村落、社区）丘陵，为何从虎乳岩走出令尹子文？
汉·王逸《楚辞章句》云：“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郧公之女。旋穿闾社，通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梦中，有虎乳之，以为神异。以取收养焉。楚人谓乳为斗谷，谓虎为於菟。故名斗谷於菟，字子文，长而有贤人之才也。”
宋·朱熹《楚辞集注》云：“左传曰，若敖娶于䢵，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蓄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谷於菟，斯为令尹子文。夫子称其忠，事见论语，他则不可晓矣。”
清·王闓运《楚辞释》将此句改为“何环穿自闾社丠（丘也）林，爰出子文？”并注曰：“言用贤不在贵族，子文于丠陵也。穿社事未祥。补曰，子文亦原楚宗臣，原以自喻。”原指屈原，即屈原以子文自喻。
子文还有“毁家纾难”，“三仕三已”之逸事，史籍多有记载。屈原在《天问》中将此作为一问，放在结尾高潮处，实以子文自比，只想着为朝廷效力。即如此，屈原从汉北归郢，前来安陆遊览考证，并留连忘返，自在不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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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留有孔子留下的晒书台遗迹，屈原瞻仰之
前面说到的斗子文，孔子对其作出“忠矣”的最高评价。
孔子周游列国，于前489年至前486年在湖北停留三年之久。其间，他带着弟子和书籍，乘车遊历，边走边考证历史文化和南召诗风，边传播学问，留下了晒书台、圣墨桥等遗迹。孔子必然渡过清发水，来到记于《左传》的斗谷于菟走出之地的虎乳岩。在岩上，郧国古城、闾社丘陵，尽收眼底，众多的神奇的传说故事涌上心头，不能不叫他大发感慨。《论语·公治长》云：“子张问曰：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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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是吴楚柏举之战关键一战所在地，屈原实地考证之
吴楚柏举之战，是春秋战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其半渡而击的战场就在安陆的清发水。清·焦循《禹贡郑注释》卷二《右导水三·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注云：“（定公四年吴伐楚）于是楚败至清发而济。清发者，郦道元谓即涢水之通称，上承溠水，下入沔水。以后世地势言之，汉水在涢水之西，鲁山又在汉水之西，准此以解夹汉则吴军必已在安陸應城之間”、“故吳至淮汭，舍舟陳師于豫章及漢之北，由東而西直達于應山德安之間”、“吳似從信陽來，真孤軍深入矣。”
屈原的《天问》就在具有显著位置的尾声提出“吴光争国”。柏举之战及其中清发半渡而击的关键战役，就是“吴光争国”的重大战争。
《天问》在“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一句前是“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光，阖廬也。言吴与楚相伐，至于阖廬之时，吴后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言大胜我也。”清·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曰：“吴光争国家之胜负，长胜于楚矣。今秦之败楚师，又复如吴之强矣。”接着，在“环穿闾社丘陵”后注曰：“环穿于闾社丘陵，言吴师入郢无处不加搜索。破国之惨，今将复见也。环闾社，指班处王宫诸事。穿丘陵，指掘墓诸事。”如此一来，将“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变为“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闾社丘陵？”原“何环穿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则变为“爰出子文”一句，在篇中显得唐突，也于文理不合。宋·朱熹《楚辞集注》在“何环穿闾社丘陵，爰出子文”注曰：“环穿自闾社丘陵，七字，一作环穿闾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十二字。”既如此，《天问》这一段就变成“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闾社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笔者却认为，“是淫是荡”应为后人所加，决非屈原之语。明·周胜楷《楚宝》卷十二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统指屈骚）者，可谓兼之矣。”故笔者以为还是以“何环穿闾社丘陵，爰出子文”为妥。不过，对“环穿闾社丘陵”，笔者以为应解释为：为何䢵女环闾社、穿丘陵，将私生婴儿抛到城外十里，却为虎乳而走出贤才子文？如此则避开“环穿闾社丘陵”是为“淫”之意，重点放到婴儿子文被遗弃上，应更符合屈骚的风格。
清·屈复《楚辞新集注》注曰：“此痛楚也，必灭于秦也。”清·戴震《屈原赋戴氏注》曰：“吴光尝破楚入郢，国几亡。屈原之时楚屡困于秦，此于终篇言吴光、子文，盖叹敌国可惧，执政无人。”面对古战场，屈原就会想到，就吴楚争伐而言，当时的吴国之军统率阖闾，大军事家孙武、还有一心为报楚仇的大臣伍子胥，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楚国则朝无良臣，军无良将，民心离散，败在必然。而今楚国弃贤臣，用小人，必然君心、臣心、军心、民心焕散，面对如虎如狼之秦国，前景堪忧呀。此注道出了屈原面对楚国如此境况所作出的预言。其意在于向楚王表达他的忧虑。正因为如此，屈原在《天问》又以一问专颂阖廬。《天问》云：“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翻译成现在的话是：阖廬有功寿梦之孙，少年遭受离散之苦。为何壮年奋厉勇武，能使他的威名远布？阖廬大败楚国，武功足可称道。闻一多亦曰：“言阖廬少时流亡在外，何以及壮而勇武猛厉，威名大播于世也。”
由此，屈原面对清发西战场，面对虎乳岩，以吴楚争国为镜，以贤臣子文自比，切盼怀王回心，重用子文类的贤臣，革新旧政，中兴大楚。就此意义而言，《天问》是骚是辞是赋，也是屈原万般无奈时的谏言。以辞赋作谏文，当是屈原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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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是周昭王南征不归途经之处，屈原在此感而慨之
《天问》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翻译成现在的话是：昭王盛治兵车出游，到达南方荆楚才止。最后得到什么好处，难道只是迎来白雉？昭后，指周昭王。南土，即南方，指荆楚。底，到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周昭王南征伐荆楚，必路经郧子国。谁知战败后回程，溺死江水之中。周为掩盖此事，致使史籍无祥尽记载，被后人演义成昭王为迎取白雉的传说故事。明·陆时雍《楚辞疏》卷四注曰：“旧诂昭王南巡，船坏而溺，即左传所云南征不复也。白雉无考。”汉·王逸《楚辞章句》在“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后注曰：“厥，其也。逢，近也。言昭王南逰，何以利于楚乎？此为越裳氏献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亲往逢迎之乎？”雉，为野鸡。白雉，即白色的野鸡。史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越裳国来献白雉。昭王德衰，不能使越裳国复献白雉，故欲亲往迎取之。清·马其昶《屈赋微》之《天问》注曰：“洪兴祖曰：左传昭王南征不复。注云：昭王成王孙，南巡狩涉汉，船坏而溺。”又“毛奇龄曰，竹书纪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词致于王曰愿献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王夫之曰：楚王贪商於而会武关，殆类此也。”清·胡文英《屈骚指掌》之《天问》注曰：“今按：大冶县有白雉山，称有白雉之祥，则昭王受楚之愚亦殆。如蜀王之迎粪金牛耳。”据史载，昭王南征伐荆楚，目的在于保护周都至大冶的铜道，首战大胜，次战败而沉江。屈原引用传说故事，引出秦王以粪金之牛诱使蜀王修五尺道，并后借五尺道灭蜀故事，借以指出，轻信秦言将有被秦灭的危险。既如此，有昭王入楚不归之史实，又有传说之故事，屈原前来安陆考察，并写入《天问》，借以让楚君借鉴历史之教训，实为用心良苦。叫屈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楚怀王仍为秦欺骗而赴秦，被秦扣押，最终死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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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留有鲁班遗存，屈原产生“穆王巧挴”之联想
鲁班何许人也？据明·午榮、章严《鲁班木经匠家镜·鲁班仙师源流》：鲁班，姓公输，名般，亦作班、盘，春秋鲁国贤胜路东平村人，生于鲁定公三年（前507）。儿时贪玩，到十五岁才拜师学木，三月间便掌握木技。后遊说列国，志在尊周。由于其计难以实行，归隐于泰山之南，晦迹几十三年。后偶遇良师，受业其门，致力雕镂刻画，以及经营宫室、驾造舟车，与置设器皿，不胜枚举，大名传扬。到年四十复隐于历山。后又遇异人指点云遊天下，约于前450至前444年年间，来到楚国和安陆，帮楚制作战舟、云梯，将欲攻宋。墨子听闻此事，十天内从宋都赶来，当着楚王之面与鲁班辩论（毕竟术业有专攻，墨子辨胜。墨子亦懂木经，但逊于鲁班，却擅长于墨家之学），制止了楚欲攻宋之举。至今在安陆还留有鲁班堤、鲁班桥、鲁班街等地名。鲁班专业于技，并成为名师，当然值得襄赞，其精神也当万世传扬。
屈原遊罢郧楚蒲骚之战战场的蒲骚城、孔子晒书之地的晒书台后，当然应遊与晒书台相隔不远的鲁班堤、鲁班桥、鲁班街。亲历此处，由鲁班之奇技、鲁与墨之辩论，屈原便联想到那位热衷御马之技的穆王。屈原在《天问》接着“逢彼白雉”后写道：“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穆王御马巧施鞭策，为何他要周游四方？他的足迹环绕天下，有些什么要求愿望？穆王，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国君。巧梅，善御。梅通“枚”，马鞭。周流，周游。环理，周行。理通“履”，行。清·屈复《楚辞新集注》注曰：“（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赐，长驱归周以救乱。”清·李陈玉《楚辞笺注》云：“穆王不得因八骏之异马，又得造父之巧挴奇技，则不致环理天下而有徐方之乱。”是啊，一个帝王，其本职就是治理天下，怎能因爱好奇技、迷恋良骑而肆意游乐，带来国乱呢？屈原之意应是，作为各种奇技，应由专业人士终生所为。作为帝王，如为业余爱好，只要治理好天下，也无可厚非，其皎皎者能兼而得之，亦当赞赏。但应有主次之分。
屈原也不会想到他的这段话竟成了预言。五代十国的南唐后主李煜，因独热衷并专志于诗词，落得人亡政息，只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结局。宋朝皇帝宋徽宗赵佶遭遇靖康之难，不能不说与他独爱书籍、钟情于画有关。明朝皇帝朱由校，对制造木器情有独钟，荒废朝政，虽被称为大明的鲁班，但也致使奸人当道，朝政败坏，当了七年的皇帝便一命呜呼。
当然，屈原在《天问》“何逢白雉”、“穆王巧挴”之后，接着写到周幽王：“妖夫曳炫，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形成专对周三后之问。《楚辞笺注》注云：“不先不后，至期恪逢，此孰为之哉？”意在以三后之作为，讽怀王既无识人之术，又无识敌之智，以致对内逐良臣，用奸人，宠郑袖；对外轻信敌方谎言，是非不分，轻易上当受骗，其后果自然是不言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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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郧国也是《诗经》的源头之地，屈原在此考察郧国诗风
孔子所编《诗经》三百首，录十五国（即周南、召南加十三国）之风，时楚为大国，却无楚风。国风撇开楚国，为后人得出楚无风之结论。周南有《汉广》。宋 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一《总说》曰：“汉广，江汉之域。”又曰：“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以起于此。屈宋以来，骚人辞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林氏曰江汉在楚地，诗之萌牙，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即屈原宋玉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朱氏云，江汉之俗，其女好遊。”复云：“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其余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既如此，《诗经》之《汉广》则除江、黄、六、蓼（贰、轸就更不用说了）等小国外，必为汉东随、郧二国之风。明·朱右曾《诗地理征》云：“（汉广序）此诗言汉又言江，作诗者应在江汉合流之处。序先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国，次言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清·庄有可《毛诗说》云：“刺昭王娶房女为后而又南征也。”昭王南征不返在江汉之域。随近江汉之北，而涢口时为郧地，诗经国风去楚后在江汉之域的必为以郧子国所在地的涢水流域之风。
人们知道，郧（妘、䢵、云）姓部落国为祝融吴回之子陆终第四子会人的云部落，由原居吴回始居地云阳东南迁到同姓国的郐（桧）国（河南新郑、密州一带），再南迁至安陆，被周加封《承认）为子爵国。郧人必然熟悉《诗经》之《桧风》之源，发展为《国风·周南·汉广》之风。《国风·周南·汉广》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遊女，不可求思......”《国风·郑风·溱洧》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溱洧》创作地为河南密州溱、洧河交汇处，正是郧人曾居住过的桧国之郊。此两首诗可以说是风格类似，异曲同工。
屈原来到安陆，考察此地之诗风，为开拓独辟蹊径，发扬光大与创新之路，是此程应有之义。清·周拱辰《离骚草木史》之《离骚经草木史叙》云：“战国之世，秦楚竞雄，才人欝起，雄视词坛，亦如南北争帝，未肯相降，乃说者以秦有诗，楚无诗，而以汉广江汜诸什比美秦风。吾谓汉汜诸什自应归两南（同南、召南），与楚何与？且凤兮沧浪圣人已录于经传。楚何以无诗哉？夫楚诗既亡而不亡也，离骚者，楚补亡之诗也。”又云：“孔子而在取莭之，续十五国风之后，何邃小戎蒹葭下哉。故曰离骚者楚补亡之诗也，而即孔子未删之诗也”、“弇州王氏曰：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必采而列之楚风。”清·马其昶《屈赋微》叙曰：“淮南王安序，离骚以谓兼国风小雅之变，推其志与日月争光。”
在屈骚中，与《诗经》之风相似且具典型意义的是《渔父》之歌，应该说就是古郧子国广为流传的民歌。《渔父》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清·戴震《楚辞精义》卷六《渔父》注云：”沧浪歌见孟子、孔子时已闻之矣，应是楚人成语，而屈子引之，非真有渔父，可知世人纷纷作呓说耶。”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认为《渔父》作于荆沔之间。明·吴楚材《疆识略》三卷《地理部·汉》曰：“水经注及山海经注云，汉水出陇坻道县潘塚山，初名漾水，东流至武都沮县，始为汉水，东南至葭萌与㕗水合，至江夏安陆县为沔水，故有汉沔之名。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又东过三澨水，触入别山南而入江也。尚书称嶓冢导漾东流为海，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汇于大别南入于江。”至于史上涢水是否有沧浪水之水名，胡日新先生已有考证。且沧有青苍色之意，沧浪之水泛指青苍色水，为古诗人广泛运用。涢水又原名清发、清水，就此一点说涢水为沧浪之水亦不为过。北宋蔡确《夏日登车盖亭绝句十首》中“数声渔笛在沧浪”就是描绘青苍色的涢水的美景。
由此可以推断，沧浪之歌屈原原有所闻，但不如遊《诗经》源头之地安陆时采风之所得真切，也为其后作《渔父》积累了生动且难得的素材。
屈原《九歌》有《云中君》。此云中应指古时郧国。《云中君》指的就是那位带领郧国人历经千辛万苦，从陕西吴山之东（今陕西云阳）南迁郐郊（河南新郑、密州），从郐郊迁至安陆，并为以后郧国的发展壮大，以致其后成为敢与楚抗争，并发动青史留名的蒲骚之战的诸侯之国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以蒲骚之战成败论英雄。正因为如此，云中君被郧人奉祀为神，加以祭祀，并扩大而成为荆楚的祭祀对象。屈原此次之行也为他撰写《云中君》打好了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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