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总会有一两本收藏的旧书，或者多到整个书架都是旧书也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原因，一个是有些书不再出版了，只有旧书才可以弥补阅读的遗憾，一个是旧书的“旧”的意思在影响着读书人的感情。旧，并非陈旧，而是一种过去的留痕，这便有了一些浪漫的味道，带着书页所特有的泛黄的颜色，读书人就依靠了这样的颜色将自己沉浸下去。
这种对于旧书的感情，和书上留下的批注有些关系，这是属于私人的事情。不过，有一天这些书不知道被怎样的一种命运推动，流浪在时间的河流里，后来就停歇在你的手里，并且被你带回家，好生安置在书架上，这种过程，对于两方面来说，都会唏嘘感叹。于是，你便成了藏书家，就会常常问自己：像这样的旧书怕是还有很多，应该留下心思才对。对于旧书，你有了一种道德感，就和看见一只流泪的狗一样，毛发凌乱，眼睛里都是饥饿和无家可归的阴暗光芒，它在街上的角落里见了你，只是轻轻地叫一声，那意思是祈求你带它回家。这是狗的没有办法，流浪不是它的命运，“野”这个字放在一只狗的命运前，就和放在人的前面一样。
我们很少或者不会拿“野”来形容一本漂泊的旧书，这就像那些古老的好时光一样，你静坐在书房里，这些旧书就会和你说话，要让你伸出手来，去触摸它们的灵魂。收藏着这样的旧书，对于你来说，近乎隐私，你只是单独和旧书建立关系，有时候，你会拉开百叶窗，让阳光从窗扉进来，旧书的封面就像刚刚有一阵微风吹过的乡间小路，起了微尘。这是一幅画，你既是画家，也是那条小路边白杨树下的牧童。
谈到这样的旧书收藏，一个读书人会和一个收藏古董的人的心情基本接近。他们都会兴奋，激动不安，也许半夜里把窗帘拉紧，一个人悄悄地走近他所收藏的事物。不过，古董收藏家常常会有些炫耀的感觉，而且待价而沽，读书人的旧书，是最舍不得的，他有时候甚至不允许自己多看两眼，更何况要再放在市场上，那会损害他的良心。旧书是他隐藏的娇妻，他不敢亵渎，他得哄着她，不惹她生气。所以，一本旧书到了读书人手里，他就会重新建立一种秩序，有一扇门，只有一把钥匙，他会藏起来，比如放在某一只破旧的鞋子里。他绝不会轻易示人，也不会随意赠送。一本他所喜爱的旧书，等于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要是把自己收藏的旧书罗列开来，每一本都写一篇故事，把收藏的起因，过程，以及当时的心情都放进去，这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会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真正的耐心，而我的问题是，一旦要描述某本旧书，就会激动不安，这迫使我无法组织词语和句子，我得维护最早的那份感情，也就是说，文字的记录会打碎我和旧书的关系，这和一个男人不愿意回述初恋是一个道理。初恋是一种圆润充足的感情，它有缺陷，甚至焦灼，苦痛，但却是真正的圆润，那种可以进入生死涅槃的自由之境。所以，成熟的男人会回避谈论初恋，他要保持这个完整性，如果你同意我这个想法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读书人在谈论旧书的时候，一直处于保守状态，他担心你有一天终于开口，要看看他的旧书，或者借去读，这会是一种紧张。一本旧书获得和失去的紧张，会影响到心脏跳动的频率，这一事实有一天应该写进医生的报告。旧书，会对一个读书人的眼睛造成伤害，充血。
还有一个阻止我按照编年史来完成关于旧书记录的理由是，这样的记述难免会千篇一律。每一本旧书的出现，都不会是漫不经心的结果，但也并非处心积虑。我举个例子就好，1938年的5月份和7月份，有两个中国大学者，各自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著作。一个是林语堂，他在美国出版了《生活的艺术》的英文版，一个是蒋彝，他在英国出版了《伦敦集碎》。这样两本了不起的作品的出版，都在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林语堂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生文化，蒋彝是在伦敦以中国人的眼睛看待西方社会和人生文化。时隔80年以后，你怎么会遇见这样的原版就漂泊到自己的书房啊！你是预见不了的，然而却遇见了。这就得由命运来做解释，命运实在是漂亮的波光，是夜里粼粼的月色，是幽暗的水面，是沉落又浮筏的木船，命运把一本辗转的旧书交给你，也许就是做一个了解的。这是终点这样的想法会让自己忧郁起来，几十年后，书会在，人却不在了，于是，书继续漂泊，由新的人接手，再漂泊，再由另外一个新人保管，各自感叹重叠，和人的命运一模一样。
然后，是每个遇见旧书的人，都会猜测旧书流落的过程，想象出一种安慰灵魂的故事。我收藏到柳无忌先生《中国文学概论》英文原版的时候，脑子里就立即浮现他父亲的样子。一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给他的三个孩子取了令人神往的名字：无忌，无非，无垢。仅凭这三个后代的名字，就可以想见柳亚子先生的底蕴，他们这一代人成为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标志。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讲过他们这一代上过私塾的人的事情，你只要看见他们身穿长袍，鼻梁上挂着眼镜，就大约能够透过清癯的面孔读到我们后来无法复制的生命要素。很多时候，我会去看他们那个年代的合影，几个学者文人站在一起，低矮的房子，灰蒙蒙的背景，散淡的形式，那是一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之际的空白，是一种疏离，是疏影横斜水清浅的美，而像蒋彝留在书里的书法，则成为了一种罕见的艺术形式：它本身成为了对于那个时代一个中国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中感情上的象征，如果没有这些书法，安排妥当的绘画，中国学者如蒋彝就会失去进退自如的依据。所以，当我后来有幸收藏到金庸的《鹿鼎记》原版的时候，就知道他把沈凤，周亮工的印章放在扉页上的潜在用意所在。
显然，旧书是一种“破旧玩意儿”，不过由最初的一点兴趣，偶尔带来的命运惊喜，一个转折点上造成的额外收获，会让读书人的生活和风雨旅程的人生发生实际的联系，他会懂得怀旧的美，对于旧时光的作品，依然保持永恒的期待，他有一点贪欲，又像一个懂得打磨旧物的工匠，于是，这些旧书，就为他全部的生活赋予了一种稳定性，他不慌不忙，依赖一点全然不被外界干扰的定力来维护他读书的命运。
这样的命运，于他自己是一种幸福的清流，于他人，则会是一种嫉妒羡慕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