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夫《凭栏观史》者，乃煮酒论史一干人发起成立的文史栏也。栏目虽小，却囊括天涯写手佼佼者不下二十多人，涵盖中外古今、正史、小说、诗文、词赋、幽默等等不一而足。淙淙文采，慢网碧翠。入者但见：文人骚客日涌，粉香绝句频出；齐家治国者有思政道，专著史籍者厚积薄发；历代诗人重放光彩，帝王将相再现英姿；英雄千古流芳，历史云烟飘荡；悠悠学子治学忙，文苑书社兴旺；百姓文艺兴，洋洋中华风；举国日盛，尽显我栏。
两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王朝，宋代文化既有对汉、唐文化的继承与吸引，也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出新。两宋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宋后的华夏文明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王朝，国人却并没有予以严重关注。世界研究宋史的研究中心居然是日本，这让每个中国人情何以堪？
有日本学者提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对此说，中国学界并不认同，他们宁肯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起于明末，而不是数百年前的两宋。事实面前，我国学者砖家也不能否认唐宋之际确实是有明显的社会转型迹象。
——这种无法令砖家学者无视的变化之一，就是宋代的政治制度。宋代政治制度有着它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明显变化，黄仁宇认为“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有理由相信，这“其他各代”自然也包括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
个人以为，宋的开明政治，正是源于崇兴文教的基本国策。有宋一代统治者无不注重教育，不断完善科举制。经历百年积淀，发展至北宋中期之时，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逐渐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然而，两宋毕竟仍是专制集权时代，自然会有他政治上的不足。文化环境如此宽松的两宋，也有文字狱。也因为政治氛围的宽松，两宋的文字狱案，有着异于其它王朝的情形。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就非常有代表性。更因为案件的当事人是旷世奇才苏轼，所以乌台诗案也成了震惊朝野的一起文字狱！
文字狱本来是政治干预“文字”的产物，它并非产生于宋。最早的文字狱见载于《汉书》卷六六《杨恽传》，西汉宣帝之时，杨恽只因为写下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诗句，就被罗织为讥毁时政，遭遇了腰斩的厄运。此后，类似的诗案很难再见到。
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初，并没有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策。在经历了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积累之后，在第四代仁宗在位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终于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宋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创者之一，正是两宋第一人范仲淹。史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的经济蓬勃发展，使得儒学在北宋年间有了长足发展的基础，再经范仲淹等人大力提倡，终于形成了新的儒学——宋儒学！范仲淹为首的新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领域是对原始儒学的回归。
简单的把宋儒学视为理学，则是对宋学的误读。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言论在规范君臣关系方面，正是体现了孔夫子的原意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基本思想。苏轼做为北宋年间士大夫的佼佼者，更是对宋儒学身体力行。
有宋一代，士大夫已经认识到“天下者，非天子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其具体表现则是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苏轼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之下，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意识。
至北宋仁宗年间，由于台谏官员习于攻讦诋毁，文网渐密，文字狱始盛。
苏轼一生经历了有宋一代数个文字狱，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进奏院狱案”，他有幸因年幼没有赶上这趟浑水；宋神宗年间，他却不幸成了文字狱的主角。他的挚友读了他的一些寄寓政治情怀的诗词之后，担心他因文字而获罪，劝戒他要加小心，三思而后行。苏轼虽然感激朋友们的善意提醒，行事却仍然我行我素。
没有几年，朋友的担心就变成了事实——苏轼身陷囹圄，成了阶下囚。有关乌台诗案的专家考证及文学作品不少，事情经过大体并无异同，只是真相究竟如何，却迷雾重重。不同的人对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真相被有意误读、曲解也可以理解。
在乌台诗案之中，宋神宗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定等人为什么要整苏轼？
苏轼是如何在狱中与专案组斗智斗勇的？
沈括真的诬告了苏轼吗？
苏轼是咎由自取吗？
苏轼确实有影射朝政的主观故意吗？
本栏目将为您做出详细解答！
敬请关注本周五倚栏观史之——《再谈乌台诗案及文字狱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