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有三和 同有健康
编者按：本文根据2022年4月12日，刘力红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变态反应多学科论坛、第12期《中医西医究竟有什么区别，兼谈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思路》专题讲座直播内容编辑整理。
尊敬的骆肖群主任、华山医院的各位同仁以及在线的各位中西医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应邀参加今天的学术活动，骆主任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西医同道，她是一位很著名的皮肤科医生，但对中医情有独钟，针（黄帝内针）用得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骆主任邀请我参加这次学术活动，我就一口答应了。今天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分享一些感受，主题是《中医西医究竟有什么区别，兼谈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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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尚礼的医学
我一直的看法是中西医各有千秋、各有长短。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如何配合起来取长补短，而现实中有时候中西医存在很多争论，相互不理解，甚至相互指责。因此我认为，中医同仁一定要和西医同仁搞好关系，目的是让西医同仁认识并了解中医。中医说自己好是“王婆卖瓜”，只有让西医同仁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景。实际上只要能让西医真正认识了中医，我相信没有西医同仁会说中医不好。之所以会有西医同仁不认同中医，甚至有异议，确实我们作为中医来讲是有责任的。其责任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医说清楚，没有让西医同仁充分地认识，仅有的认识可能还往往流于表面，所以肯定会有质疑。
中医毕竟产生于几千年前，过去甚至有“旧医”之名，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大家认为还要这个“旧医”做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误解，有些很“陈旧”、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没有好处，而很“现代”的东西也不见得都好，这就在于如何相互地认识。
这些年我利用各种机会去分享自己对中医的看法，其中在第一阶段主要探讨“中医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医学”，基于此我提出“中医是一门尚礼的医学”。中医是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瑰宝，而中国文化便具有“礼”的特质。我们虽然讲中国文化体系包含儒释道三家，但是在“台面”上还是儒家文化占主流。谈儒家就不能不提到孔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虽然属于批判性质的，但这句话也把孔子一生做的“唯一之事”做了高度总结，他希望通过克己这个路径去恢复古礼——周礼。“克己复礼为仁”（出自《论语》颜渊问仁），实际上儒家文化的指向就是礼，礼包括很多方面，其核心在“仁”。
以往谈到礼，我们可能就会与舆服等繁文缛节相关联，这是其中的一方面，但礼最重要的地方是为了实现什么。我们读《论语·学而篇》，孔子的弟子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为了实现“和”，由此可见“和”是相当重要。在当下这个时代，“和”同样也有很多指向——平和、和平等等，因为战争冲突，让当下的世界处在“不和”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礼的珍贵。为什么说中国文化的指向非常了不起，甚至很多著名的哲学家认为，到了21世纪一定是中国文化引领的世纪。如果中国文化中的“礼”与“和为贵”，能真正深入到人心及每个国家，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和”的含义很多，实际上重要的就是不争、不对立，孟子讲“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仁者无敌不是说仁者多么强大、拥有多么大的力量或国力，其表达的是一种“没有对立”。之所以有争斗，就是因为有对立，无对立则天下无敌。而这个“礼”和”和”的思想，同样贯穿在整个中医里面。
过去不讲“中医”，就是“医”、“医道”，“中医”这个称谓的出现是因为近代西医的传入，有西医所以就有中医。因为中医是尚礼——崇尚和的医学，又有“医为仁术”之说法，所以这门医学所呈现的根本就是“不对立”，并讲究“和合”。在《伤寒论》第58条中有这么一句话，“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大意是天下无论什么病，只要阴阳自和就一定能好，这句话说明疾病的产生是因为阴阳不和，或者说阴阳对立。阴阳本身不同，“不同”的东西就很容易对立，现在的战争就是“不同”，我认为你不好，你认为我有问题，针尖对麦芒，到最后和的局面就被打破。所以阴阳自和者必自愈，阴阳如果能和合疾病一定会好，人体生命实际上是阴阳的和合体，而不是阴阳的对立体，一旦有对立便会有问题。由此我们便能够看到，“礼”贯穿了中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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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尚礼，西医尚刑”与“刑礼互用”
我讲中医尚礼，有同仁会提出西医又是什么样的医学？西医在我这个中医的认识里，“过去的西医”——希波克拉底时代和中医的理念很接近，但因为科学的进步、发展，现代文明不断地日新月异，也就让我们很自然地认为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力量可以征服一切。像过去修路依靠人力，现在是大型机械，力量很大。但力量变大后，我们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征服的思想，征服就会产生对立。所以西医走到今天，以我的表达认为它是一门“尚刑”的医学。
有过错轻则“拘禁”，重则“消灭”，这就是刑的特点——对立。我们看当今西医的主要治疗方法，像抗生素、抗病毒的药物，有细菌感染要消灭它，有病毒感染同样要灭掉。虽然在对细菌的“操作”上，我们有相当胜算的把握，能够看到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太多的生命；但很遗憾的是，对病毒的“操作”来说还达不到细菌的程度，如果从微生物的尺度来讲，病毒更小，我们更难认识并且有更多的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对病毒的“操作”上还感到吃力，特别是近些年，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到这次的新冠，很难找到彻底消灭它的方法。
客观来讲，“尚刑”确确实实很重要，与“尚礼”同样重要。中医认识人体与认识世界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一样的，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灵兰秘典论》中，心不仅是脏器还有对应的“官职”（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生命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尚礼”与“尚刑”，就会清楚这两门医学对于维系机体的“和平”、“秩序”、“长治久安”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礼，人没有了做人的规范，就不会相互尊重，世界就会混乱，所以礼一定是社会的基石。如何做人做事，有尺度，有规范，有良心，这是基础，但是否只要有礼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共同遵守这个“礼”，总有些人会“违规”，所以还需要有“刑”。乱世用重典，在危急的时候要治乱，用礼来不及，所以就要用刑。古代的官职，有礼部尚书，也有刑部尚书，二者级别和品阶一样，职责同样重要。
这些年让我很不解的是，中西医为什么非要争个你长我短？二者虽然不一样，但都很了不起。社会需要“礼”，需要中医；社会也需要“刑”，同样需要西医。为了一个目标，中西医二者之间是可以互通互用的，而不是对立争执。如果中西医的同仁能够这样来看，二者便和合了，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当中，这就是老百姓的福利。我一直在讲中国的西医是得天独厚的，原因在于有中医，西医可以站在中医的肩膀上看待生命，如此的格局会更大。再从中医同仁的视角来看，如果你真正认同了“尚礼”之说，同样也不会和西医论短长。哪怕在当下，很多的西医同仁还没有很好认识中医，会对中医有误判和误解，但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只要给我们时间和机会，我本人就很希望跟西医同仁交朋友。
从现实的高考层面讲，当下虽然中西医院校高考录取的成绩已被拉近，但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78级），西医的分数要远高于中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西医的基本素质是很高的。个人素质是学习的重要基础，如果你能把西医学得很优秀，那么学习中医同样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和争执，将局面打开。西医原有的这种“对立”方法，确实能够收效很快，但也会带来问题。你不好我就灭掉你，但冤冤相报何时了？为什么西医总在不断地发展，因为没有办法不发展。比如说抗生素，有太多的耐药菌群产生，让你不得不发展。我们过去用盘尼西林、青霉素，40万单位，80万单位，160万单位，320万单位冲顶了，现在又是多少？你灭它，它也会想办法过来灭你，对立就是这样，如此就导致我们需要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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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致病原)与缘（致病条件）
——为什么中医可以调治新冠？
很多人说中医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如何如何，但中医这种“尚礼的医学”“以和为贵的医学”，它的可贵也在于此，不是对立的方法，不会产生对立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处方，到现在一点不失效，只要药物没问题（现在很多药物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我们去使用它，寒证用热药一定会有效，不会耐药，这一点我认为值得西医同仁思考。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2020初我到武汉，用的就是《伤寒论》的方子，国家第八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用的清肺排毒汤，都是张仲景的方子，小柴胡汤、五苓散、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等，一点都不会过时。2003年非典的时候，广东邓老（编者按：邓铁涛教授）团队的治疗经验都非常好，像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做到的“零死亡率”，而当时香港的死亡率是17%。
为什么中医迟迟无法上来？虽然我们现在讲中西医结合，但主体医学还是西医，话语权还在西医这边。新冠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根本没中医这两个字，到后来中医才上。虽然西医同仁把握话语权，有这样的认识，但却是合理的。在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医的时候，他们会这样想：你中医瞎胡闹什么？你知道新冠病毒是什么？我们用最先进的科学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怎么灭掉新冠，你们又凭什么去搞？实际上，中医在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前提下也能够插手且有效，原因在于所有的细菌或病毒致病都是有条件的（条件致病），如果是无条件，应该是所有人都患这个病。而为什么有些人患病，有些密接者甚至都不患病呢？有些病情很轻，有些则很重？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所以细菌或者病毒，是在给它条件的基础上才攻击人体，导致疾病的。如果给它的致病条件充分，那么结果就会比较严重；没有这个条件，病情就会较轻甚或不病。因此决定疾病的演变和结果，除了病因（病原体）之外，还有这个条件。按照中国文化的语言来讲，万事不离因果，因就是种子，对新冠疫情来说就是病原体本身。“因”不会直接导致结果，还有一个“缘”——条件。有了因，缘也成熟，就必然会导致这个果，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当我们对疾病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即便不了解“因”，了解了“缘”，也是可以影响这个结果的。
想了解“缘”（疾病的致病条件），对中医来说有方便的办法——辨证论治。“证”表达的是什么呢？某个病人到你面前，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提炼出“证”，这个“证”就综合表达了病人当下的这个条件，治疗就是改变这个条件。比如我们讲寒、热、虚、实，太阳病、阳明病，这都是所谓的条件。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的时候，寒湿就是一个主要的致病条件，中医抓住寒湿，我们能很方便地通过药物或针灸把这个寒湿去掉，把致病的条件拿掉后，整个疾病的进程就会改变，这就是中医为什么可以在不充分了解病毒情况的前提下，依然能够操作的关键所在。而且这种操作，不会随着病毒的改变或变异失效，会一直有效。西医同仁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回过头来再看西医。以前常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肿瘤等病症，手术或放疗、化疗等的治疗就印证了这句话。它可以灭掉肿瘤细胞，但也会损伤或者杀死正常的细胞，我们是否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至于带来如此的后果？我觉得可以通过认识中医，借鉴中医的方法原理来解决。像我们经常治疗一些经过西医手术放化疗的肿瘤病人，原来化疗产生副反应导致脾胃损伤，中医介入后副反应可降到最低，而与之相对的正反应一定会提到最高，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相互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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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的中医思考
我们谈到变态反应，就和免疫有很大关系。免疫在这些年被提到一个越来越高的位置，甚至有人认为90%以上的疾病都跟它有关系。免疫最基本的作用有防御、监控、调节或平衡。在这方面中医也有很好的思路，前面讲中医认识生命是自然性和社会性融为一体，我们把五脏分封了不同的“官位”。其中的脾，中西医对它的认识有很大区别，中医的脏主要是功能性（虽也有脏器的基础，但更多是功能性），脾是“谏议之官”，像魏征就是谏议大夫。这个官职可以在觉察到问题时直接向君主汇报，使问题可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避免酿成大祸。《周易·坤卦·文言》有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个大祸是“其所由来者，渐矣”，慢慢发生有一个过程，它需要很多条件，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及时去处理发现，让它发展成熟，所以酿成大祸。像现在一些大病，同样不是突然产生，也是需要有条件的，而之所以没有及早发现的原因就与我们身体的免疫监控职责失灵有很大关系。这一部分的职责，中医的谏议之官是脾，从西医来说脾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但中医的脾不止如此，还是个很重要的消化器官、运化器官，所以也是重要的免疫平衡器官。尤其这点在变态反应，在过敏性疾病中非常重要。
过敏性疾病从中医原理来讲，主要跟太阴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手太阴肺，另一个是足太阴脾。很多的过敏原，从中医角度讲一是来自于“气”（嗅），与手太阴肺的功能有关（肺开窍于鼻，鼻司嗅），二是来自于“味”（味），与足太阴脾的功能有关（脾开窍于口，口司味），而中药同样也包含有“气”和“味”这两个元素。遇到过敏性疾病，从中医的角度如何去对治呢？有些人对一百种东西过敏，我们不可能将过敏原一一“清零”，除了过敏原之外，我们还应关注致敏的条件。这和治疗新冠肺炎的思路类似，中医不会去消灭这些过敏原——也无法消灭，像喝牛奶过敏，经过治疗后再去喝，过敏原没有改变但不致敏了，原因就在于致敏的条件改变了。这个便是中医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特别想分享给西医同仁的地方，如果西医对中医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一定能够如虎添翼。
我常讲，中国的西医如果能够站在中医的肩膀上，那么一定能够引领世界医学的潮流，否则可能我们还需要长久跟在世界医学的后面。就以过敏性疾病为例，我们的检测手段对过敏原的捕捉越先进，可能越没有办法下手，因为会知道越来越多致敏的东西，这些都会成为新的过敏原，所以对主体来讲改变致敏的条件可能更为重要。虽然过敏原还在那里，但不过敏，中医的方法还是辨证施治。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的诸如肺系过敏，包括荨麻疹，西医认为是皮肤过敏，但中医认为还是在肺，因为肺主皮毛。通过辨证施治看荨麻疹的患者，他们往往肺上会有问题，比如肺上有寒，就需要让他注意保暖，这样便会大大降低过敏的现象。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药物把肺上的寒去掉，或者肺里有痰也可用药物化痰，如此便解决过敏的问题。总体来说，中医对很多西医看来比较棘手的疾病是有“招儿”的，很多且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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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中药的毒副作用
最后我想就大家提到的“中药的毒副作用”谈一谈本人的看法，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关于此问题的报道，过去可能也有，但没有报道，当今因为各种检测技术越来越先进，相关的问题便反映出来。毒副作用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一直都存在，为什么《内经》里面在“药”的前面一律加“毒”，也就是“毒药”。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哪怕是人参这种完全没有毒的，也把它划归在“毒药”内。《内经》上讲“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那为什么药具有“毒”？因为中医治病的原理，就是“以偏救弊”。前面提到的“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不和就会导致疾病，不和是因为有了偏。我们讲世界上的不和是因为偏见，不和进而发展到不和平，甚至演化成战争。而人体上有偏，则以疾病的形式呈现。面对偏该怎么办？像偏寒了该如何应对？只能以偏纠偏，你一定要以偏热的东西将偏寒的处理掉，再恢复到平和。凡是治病的皆有偏，所以就把它叫作“毒药”。
由此，因为药物本身就具有“偏”或者“毒”的特点，就是要用“毒”治疗疾病。中医的妙处就在这“以偏纠偏”，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和？和为“中节”，没有太过，也无不及。我们常说“过犹不及”，如果你纠偏纠过了，便会产生新的偏，这就是毒副作用。所以这个毒副作用不是因为药物的原因，是在于用药的人。比如我的师父擅用附子，此味药更具毒性，但他几十年没出过问题，而很多人用附子导致肝损伤、肝衰竭。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中药的毒副作用”，而在于如何更好地去辨证施治，使“以偏纠偏”的过程恰到好处。如果能够这样，我敢拍胸膛地说中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如果过了当然就会出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讲中医有五术，除药物之外，还有针、灸、砭石（比如刮痧）、导引（按蹻），这些都是非药物疗法，相对来讲危险性可能会小一些，但所有的方法都存在对它的把握。这个问题提出的很好，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去看。像细辛有毒性，难道就不用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用好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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