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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的祖先是从哪里迁徙入川的

历史上四川省的概念并不单纯指今天的四川省,也包括直辖市重庆。二者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传统历史文化概念中的“四川人”一词自然也是包括如今的重庆人在内的。在1997年重庆直辖以前四川的人口就已突破一亿,成为全国率先突破一亿人口的人口大省。如今的四川省约有8341万人口,如果将重庆市的三千多万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整个四川方言区的总人口约为11442.79万人。整个四川方言区的上亿人口中几乎99%以上的都是由外地迁入的,事实上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大省。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是李白在《蜀道难》中的句子。四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从东部的湖北地区入川需要经过三峡天险,从北部的关中平原入川需要翻越秦岭、大巴山脉,在西部和南部巍峨连绵的群山把四川盆地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分隔开来。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事实上在远古时代的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巴蜀文明。相传蜀山氏是生活于岷山之中的一支古老部族。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黄帝之子昌意曾取蜀山氏之女昌仆,后来生下儿子高阳。

后来蜀人中诞生了一位养蚕专家:他教会百姓如何养蚕以及如何用蚕丝纺织衣物,人们称其为蚕丛氏并奉他为王。之后古蜀国先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武王伐纣时古蜀国也参与了讨伐纣王的军事行动。西周初期蜀王杜宇自号望帝。杜宇在位时期迁都郫邑,教民耕种,开疆拓土,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望帝晚年洪水为患,出自开明氏族的蜀国丞相鳖灵因治水有功被人民感念。望帝禅位于鳖灵,由此开启古蜀国历史上的开明氏王朝。

相传望帝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每逢春耕之时就会啼鸣。这就是“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一典故的由来。当时在四川盆地东部(今重庆市)有一个和古蜀国一样历史悠久的古国——巴国。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商周时期巴、蜀皆朝贡于中原王朝。春秋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巴国将军巴蔓子向楚国求救,答应事成之后割让三座城池给楚国。事成之后楚国果然派人前来索要城池。

巴蔓子告诉楚国使者:“巴国的土地不容分割,我身为人臣无权私下割地。只因事态紧急不得已许诺贵国,如今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让国土是为不忠。贵使可以拿着我的人头回国复命,但城池请恕不能割让”。巴蔓子说完这话就拔剑自刎了。楚国使者带着巴蔓子的人头回国禀告楚王。楚王看到巴蔓子的人头之后感叹道:“没得到巴国的城池并不使我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我手下为什么没这样的将领啊”。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其实有着和中原地区一样悠久古老的历史。

尽管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今天川渝地区的人90%以上都不是古蜀人、古巴人的直系后代,而是在后来的历次人口迁徙中来到这片土地生息繁衍的。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于是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与蜀国军队在葭萌(今四川广元)交战,蜀王兵败逃到武阴(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十月秦军灭亡蜀国,之后秦军一鼓作气又灭掉了巴国。

占领巴蜀后秦国并没马上将其直接纳入秦国的郡县管辖之下,而是将原来的巴王和蜀王贬为巴侯和蜀侯。让巴国统治者“世尚秦女”,与秦保持通婚关系;蜀国则保留附属国地位,同时由秦国任命蜀国丞相以牵制和监视蜀侯。秦国还和当地人约定:巴蜀不实行秦律,而是依旧按当地人的传统进行治理。根据秦国和当地人的约定: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也就是说秦人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是要秦人加倍赔偿的。秦灭蜀32年后秦国因为怀疑当时的蜀侯欲谋反而诛之。

至此蜀侯的封号被废止,蜀国由秦国的附属国变成秦国直辖的郡县。秦灭巴蜀导致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入:迁入四川的秦人与土生土长的蜀人、巴人日渐融合。在此之后四川又历经了多次移民高潮:东汉末年益州作为远离中原战乱之地的大州先是吸引了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焉、刘璋父子率部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刘备部下的十万士民也随之进入蜀中。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三次变乱均引起了中原百姓为躲避战祸而大规模南迁的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也和江南地区一样成为接纳中原移民的一个重要地区。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李隆基避难蜀中,此后四川渐成晚唐时期的经济中心之一,以致于当时出现了'扬一益二'的谚语——江南的扬州和四川的益州(成都)成为了当时天下公认的繁华之地。由此可见从战国后期秦灭巴蜀到唐代安史之乱这千余年间巴蜀地区已历经多次外来移民浪潮,不过真正奠定今天川渝地区人口结构的还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名为“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

巴蜀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巴蜀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四川的税收收入有时竟达到朝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北宋的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诞生于巴蜀地区。当时巴蜀地区的繁荣富庶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巴蜀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300万,甚至有人认为可能达到了400万户2000万人。南宋末年四川成为抗蒙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蒙古大汗蒙哥就死于今天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下。

宋、蒙双方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1227年-1279年)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四川人口锐减,在长期的战乱中四川几乎化为一片焦土。蒙古人仅在成都一地就屠杀了120万到140万人。在经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四川人口由原来的1300万下降到只有60万到80万之间。元朝统治期间四川的人口和经济一直没有恢复,税收收入在全国处于倒数。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当时南方地区陆续出现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路反元义军势力。

在这一过程中湖广随州随县(今湖北省随县)人明玉珍占据巴蜀,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重庆。明玉珍建立大夏国后陆续从江汉、岭南迁入人口,从而使蜀地的人烟得到补充。然而明玉珍的大夏国是一个只维持了8年的割据政权,所以明玉珍主导的移民活动并没使四川的人口和经济得到完全恢复。明太祖朱元璋灭大夏国之后仍继续执行大夏国时期的移民填川政策。元末明初这场人口迁徙后来一般被总结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这一时期进入四川的移民主要来自当时的湖广行省(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而湖广地区的人口则主要从江西地区得到补充。《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卢陵。其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13年(1380年)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迁入四川,此后邓家一直定居广安。”经过明玉珍和朱元璋的大力移民之后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已上升到146万,再经过整个有明一代的持续发展之后明末的四川人口已达400万左右。

然而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次经历了一场浩劫:1639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入川,1644年张献忠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据《平寇志》、《蜀难叙略》、《时变纪略》、《荒书》、《蜀乱》、《纪事略》、《寄园寄所寄》、《蜀碧》、《明史》、《圣教入川记》、《滟预囊》、《四川通志》、《成都史志》等相关史料记载:张献忠入蜀后大肆屠杀当地民众,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张献忠屠蜀”可能是后来满清王朝的栽赃。

目前史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在明末清初张献忠势力、明朝政府军以及后来的清军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屠杀平民的现象。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明末清初大肆屠杀四川百姓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但我们根据史料可以得知:在明末清初的持续战乱以及由此带来的饥荒和瘟疫中四川的人口数量锐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清政府在1668年的统计: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人丁7万人,而一些州县的户口只剩战前的10%或20%,四川全省剩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如今的四川方言中可以发现带有湖广、江西等多种口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人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从外地迁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清政府在坐稳江山后深感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却没足够的人口耕耘,与此同时其它地区却因为从美洲传入的甘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供养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

于是在清政府的主导下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开始进行:由于迁入四川地区的移民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所以这次人口迁徙被称为湖广填四川。其实除湖广地区外,其它地区也有人迁入四川——据清末《成都通览》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所以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湖广人来到了四川。

从《成都通览》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成都的人口中只有25%左右是由湖广地区迁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人口加起来其实远比从湖广迁入的人口要多得多。由于在所有迁入四川的移民中以来自湖广地区的最多,所以才把这次人口迁徙命名为”湖广填四川“。另外这时的湖广行省已与明代的湖广行省有所不同:元末明初的湖广行省管辖如今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区,然而明末清初的湖广行省不再管辖广东、广西,而只管辖今天的湖南、湖北,雍正元年(1723年)又把湖广行省拆分为如今的湖北、湖南两省。

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方言、食物、地方曲艺都有重大影响,严格意义上我们今天的四川方言、川剧、川菜都是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形成的,古蜀方言和古川菜其实是断裂的。要知道真正的老四川土著居民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即使侥幸活下来的谁还能传承古老的方言、戏曲和菜肴呢?事实上李白、苏轼所品尝到的古川菜和我们今天的川菜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川菜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古国,到两汉三国时期基本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菜系。

当时的川菜因大量使用蜀姜、川花椒等调料,而被作为川人“好辛香”的特征驰名海内。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川菜是“好辛香”,而不是“好辛辣”,因为这时的川菜还缺乏现代川菜一样重要的调料——辣椒。辣椒原产美洲,大约在明代传入我国,率先引入这一作物的是与西方国家有贸易往来的沿海地区,然而这一作物却在偏西部的湖南、四川、贵州等地成为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调料。也许从辣椒的传播路径上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川人祖先的迁徙之路。

在四川方言中将辣椒称之为“海椒”,这也许正昭示着这种作物的来历。尽管今天的四川人在全国都以吃辣而闻名,然而辣椒在四川出现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才在成都郊区的大邑县县志中首次出现关于“海椒”的记载,这比湖南人首次记载辣椒晚了近半个世纪左右,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也许川人的祖先从海外贸易中偶然得到了辣椒这种作物,他们从沿海地带一路辗转进入包括今天湖南、湖北在内的湖广地区。

由于这里相对潮湿的气候就使他们养成了吃辣祛寒湿的习惯,然后他们再从湖广地区进入四川,而他们所带来的辣椒这一作物已极大改变川菜的风味,甚至可以说如今我们已无法想象离开辣椒的川菜会是什么样。目前只有宜宾、自贡等地还较多保留着古川菜的一些风韵,其它地区的川菜基本属于融合了湖广特色的新川菜。目前的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分为川黔、湖广、川西、云南、桂柳6片。这6片方言区又细分为22小片方言区。这22个小片方言区的存在便是“湖广填四川”的活历史。

当时迁徙入川的人口中除了奉朝廷旨意入川参与开荒建设的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生计需求自发入川的。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因为失去了祖传的土地而难以在当地求生,于是在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携妻带子沿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湖广填四川期间四川与邻省湖北的贸易十分频繁,一部分在四川经商的湖北人后来也定居在了四川。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也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外省移民成为了今天大多数四川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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