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这个人很有意思，看他的行事不像个
思想家，倒像个
诗人，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个岔路口，竟然哭了起来，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还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这样看来。杨朱有些诗人的多情善感。
杨朱的学说，主要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实则是墨子功利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一大反动。故孟子常把两者相提并论。
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人非无情之物，并非不食烟火，人要饮食以养身，资衣以御以寒，资舟车以行远，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质得以养生。
如何得到养生所需呢？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杨朱推崇“任智”，老子反对“任智”，因此难以把杨朱归类道家。
如果这“物”指动物，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则以网捕鸟是一法，机械捕兽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则捕鱼是一法，打猎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则太劳，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则清贫，清贫非杨朱所乐闻；太劳则累身，累身又非杨朱所乐闻。可见这“任智而不恃力”，并非用于之渔猎；而鸟、兽、鱼、兔之物，也难尽杨朱之所欲。
因此，杨朱就要为其“拔毛理论”提供依据了。杨朱说：“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杨朱说：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万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损害这些物类。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而万物是养生的根本，虽然要保全生命，但身体还是要衰亡的；虽然不去损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到此，杨朱学说的漏洞越来越大，虽然言辞巧妙，好像道家，但毕竟不同于道家。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杨朱视“俭”如敌。一面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好像是反对侵夺。一面又说：“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又要动手拔毛了。
“俭”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为贵，豪夺难免。“存我为贵”，“人将相食”。天下动荡，战国风云。
杨朱还有一段尧舜不如桀纣的妙论，今约录于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好，如对孔子历尽曲折的描述，非常简明详尽。但文章虽好，问题却很大。在杨朱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杨朱说四圣“苦以至终”也是死，桀纣“乐以至终”也是死，死了“虽毁之不知， 虽称之弗知，”与土块无异。桀纣“生有纵欲之欢”，而四圣“戚戚然以至于死”。四圣得名誉之虚，不如桀纣得享乐之实。杨朱这般善恶不分，提倡享乐，难怪孟子要骂他：“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也难怪庄子要钳他的口，省得他再害人。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 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 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其实，这段话当然不是管仲对晏子说的，因为司马迁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二人自然不会相与对话。且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管晏问对与《管子》之道相差甚远，其非管子之论，由此可知。其说与杨朱一鼻孔出气，列入《杨朱》，引为同流，且也相宜。
杨朱之道“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杨朱称“意之所为者放逸”，赞“生有纵欲之欢”。然纵欲必资于财，资财以纵其欲，其取天下必多。取天下之多，而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岂非欺人。且放逸必失其所业，失业而纵其所欲，所损于人必多。损人之多，而曰：“人人不损一毫”，其可得乎？损人以利己，乱国之道，而曰：“天下治矣”。岂非欺世。
由此，又可知杨学离道家益已远矣！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杨学则尚：“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可谓与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矣。
杨朱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房屋豪富，衣服鲜美，佳肴陈列，妻美妾娇，这确实是逍遥如仙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梦魅以求的。但问题是：耳目之欲要娱，口鼻之欲要享，身意之欲要纵，财从何来？是勤劳致富，还是巧取豪夺？子贡勤劳以致富，杨朱却不赞同。勤劳不可，又将奈何？“邪说诬人”之责，其可免乎？“人将相食”之患，其可免乎？
由此，又可知杨朱之学与老子相差殊远，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说众人熙熙然贪图享受，好像品尝美味一般高兴，好像登临春台一样适意。而我却淡泊以自处，象婴儿之未孩，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贪求纵欲之欢。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似乎以为杨朱后于墨子。他把杨朱称为“前期道家”或“道家前驱”，说:“从战国初期思想斗争的情况看，道家思想的出现总在墨翟之后，在《墨子》中看起来，墨翟批判的仅只是儒家。可见当时还只有儒墨二家展开斗争，道家的出现应在以后”。杨朱具体是在春秋末，还是战国初、战国中晚期，对人们了解杨朱思想的关系不太大，但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孟子时期），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同时盛行,这一点是无疑的，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一时期杨朱的思想,就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了杨朱的思想，杨朱的原始著作没有被保存下来，秦汉各种典籍中，如《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对他的记述都语焉不详，但这却是我们目前研究杨朱思想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魏晋时有《列子》书出现，里面第七篇名《杨朱》。尽管列子可视为是春秋战国初的人，可有许多证据表明,《列子》是魏晋人所撰的伪书。所以,《杨朱》篇中的思想与杨朱本来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一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另类的有两家；一是墨子，二是杨朱。 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完全相反。
墨子的兼爱是无条件的博爱，所以他讲非攻，就是非暴力。他也最爱管闲事，只要听说哪里要打仗，他和他的学生们就 会出动做劝和工作。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应该得个诺贝尔和平奖。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兼爱相反，他是讲自利，有“拔一 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的名言。孟子曾经说；天下不归杨便归墨，不归墨便归杨。可见当时墨子和杨朱都是显学，遗 憾的是他们的学说都消失了。墨子还有那么一点文字保存下来，杨朱的学说消失得最彻底，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他们的学说为什么会消失？这怕是与他们学说的内容有直接关系。
墨子讲兼爱，当然帝王不喜欢。百姓爱国可以，而且应该，而且必须，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百姓的责任是有的，义务也是有的，国家有难的时候承担责任，有困难了百姓要尽义务。至于百姓的权利嘛，可以免谈，也从来不谈。帝王只需要百姓爱国，爱国就是爱“朕”。可是，墨子居然要求国也爱民，而且兼爱，这就有点讨厌了。如果这样兼爱下去，帝王的特权在哪里？称王称帝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秦始皇的那把火当然要烧了墨子的学说。不烧不行，不烧不足以平帝王之愤。
至于杨朱的学说，就更可恶。因为，他居然要讲自利。百姓都去讲自利，那么谁来爱国呢？谁来爱“朕”呢？谁来为国奉献、尽义务呢？谁来为国承担责任呢？
杨朱的学说之所以讨厌，关键的还不是仅仅提倡自利。更可恶的是杨朱发现了两个重大的国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国家与民相比较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国家可以堂皇的要求民为国做贡献，为国牺牲，为国负责，为国尽义务，而民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否则就会在道义上失去基础，而受到谴责。比如冠以卖国贼，汉奸，刁民，自私自利，匪寇等等罪名。
二、国家除了在道义上占有天然的优势以外，还掌握着合法的暴力机器，比如军队和警察。以道义的名义，再加上暴力机器，国家政权如果不受任何约束的话，就会轻易的伤害百姓的利益。而事实上已经伤害了两千多年，至尽如此。而且是以极为堂皇的理由，道义上绝对正确的理由对民的利益进行伤害。杨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提出“自利”的概念；就是必须约束国家的权利，保护民的利益。所以他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尊重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失去保障的时候，国家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实际上国家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西方资本主义革命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看出，杨朱的学说帝王更不喜欢。这小子居然讲自利，这还了得。所以杨朱的书被彻底烧毁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最缺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与体现，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从“一毛不拔”说到杨朱学说
前两天奉老友诚意相邀参加了一个挖掘当地文化资源的研讨会，席间要我发言，却不知从何谈起，顺嘴就讲了一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朱的典故，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杨朱的这个论点，一直以来是为大家所严重诟病的，以为太过于自私自利，太过于吝啬。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人人都要讲奉献，号召大家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月，杨朱的这个话，简直就成了一种罪状，人人可以笔伐而诛之。
其实我们对古人的理解，常常流于片面和浮浅，有时仅凭支言片语来理解，难免不陷入某种误区。杨朱的这句话，源渊有自，决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列子·杨朱》篇中有原文是这样说的：“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说，拔一毛而利于天下的事情，我不赞成，把天下的财富都用来奉供一个人，我也不赞成。人人都不拔一毛，不争利于天下，则天下自然会和谐安定。按我理解，杨朱是在说，每个人都要做好你自己，尽自己的本分，按自己的本心去做事情，不要天天想着为了要得到什么才去做事情，这样天下自然会安定和谐。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呢？当官的尽自己的本分干好本职工作，做工的尽自己本分做好手头的活儿，务农的尽自己的本分种好地，人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不就是一种和谐吗？你当官的成天想着以权谋私，把手中的权利当作行贿受贿的工具，为了这个你才当官；你做工的成天不做工，总想通过行贿受贿或别的手段换个轻松工作，自在享受，甚至加官晋爵；你务农的整天不种地，光想着投机取巧一夜暴富，这天下还能大治吗？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就是这种种的分外的贪欲和所图吗？一毛虽微，日日取之，终有穷尽，悉天下而奉一人，而人的欲壑终是难填。且看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谓是悉天下而奉一身，而那些帝王满足了吗？并没有，哪一次不是被拔光了毛的穷苦农民奋起反抗，才把悉天下而奉一人的帝王推下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杨朱的学说，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拿到现在，也并不过时， 《列子》的《杨朱》篇中还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也就是说，别轻看了一毛，一毛之于一只手臂，虽然微小，但是必不可少的，如一毛舍得，一臂就应舍得，若一臂舍得，生命就应舍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今日要你舍一毛，明日就可能要你舍一臂，到最后恐怕连命都没有了，这样的事情能做吗？古往今来的历代帝王，大多都是竭泽而渔，提倡所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大家，舍小家，完全无视老百姓的利益。举个例子来说，前两天我看到电视上有位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兵，千辛万苦，自筹资金要把死去的战友的尸骨从越南迁回来。这时候我们的国家在哪里的呢？那个老兵的战友是为自己而死的吗？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最缺少的就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体现，当国家要求人人都要讲奉献的时候，杨朱之学遭排斥和批判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归为一尊的。我就是国，国就是我。国家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人民为国做贡献、为国牺牲、为国负责、为国尽义务，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做的。否则就在道义上失去基础，而因此受到谴责。比如冠以卖国贼、汉奸、刁民、自私自利、匪寇等等罪名。再则，国家除了在道义上占有天然的优势以外，还掌握着合法的暴力机器，比如军队和警察。以道义的名义，再加上暴力机器，国家政权如果不受任何约束的话，就会轻易地伤害百姓的利益。而事实上已经伤害了两千多年。杨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提出“自利”的概念；就是必须约束国家的权利，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他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尊重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失去保障的时候，国家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合法性，那么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成了一句空话。西方资本主义革命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滔滔天下者，莫非墨翟杨朱之学，可见杨朱的学说，在动乱的战国年代，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代的帝王要千方百计排斥杨朱之学，使之荡然无存的原因了。
杨朱思想的基本观念
《列子·杨朱》篇有“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对此，
贺麟先生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
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现代学者们对杨朱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同情理解，正与王弼在阐释《损》卦九二：“弗损，益之”时，所提出的“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的中道说，是遥相呼应的，亦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
道德价值的认同。因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
政治思想
杨朱的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②《说苑·政理》记载，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他不治家，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韩非说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反对法先王。他认为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是从"为我"而不"侵物"的学说衍生出来的。即一方面从"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衍化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①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还应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胫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说，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思想怎么会导致无君论呢？因为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杨朱理想的社会如何治理呢？他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贤"，而且要有谦虚的美德，"行贤而去自贤之心"，②即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认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谨小慎微。《荀子·王霸》说杨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故事说，杨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杨朱哭"歧路"正是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选错了道路，就会贻害无穷。杨朱理想社会里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这个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小土地私有者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和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
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过是小私有者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韩非子·八说》批评杨朱时指出的那样：杨朱的主张虽然明察，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行不通的。
《孟子》
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
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
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朱思想的基本观念的例证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
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
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杨朱思想在老庄之中的体现
在《
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杨朱思想与道家的阶段发展
老子之后，
道家思想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稷下学派的一批人物以社会政治为中心，欲将老子的思想与 管子的思想予以贯通，从而使道家由形上追求转至形下操作，形成一套治国之道；而后者以庄周、杨子为代表，关切的是自我、自由与本真。属内在精神生命追求。
这一章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于后者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追求内在精神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
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
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
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
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
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杨朱学派，按其学说宗旨，属于道家，但又与老、庄有别，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杨朱是其代表人物。
一、“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
“阳生贵己”、“为我”意在“重生”，就是杨朱和杨朱一派思想的主旨。杨朱一派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利益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大和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别的利益只能服务于而不应有损于“生”。就是说，保全我的生命是我个人利益中之最大者。杨朱一派还用“所为”与“所以为”的道理来论证“轻物重生”的原则。他们认为，生命是“所为”者，是主体；“物”或“利”是“所以为”者，是服务于“生”的。
二、“重生”和“全生之道”
杨朱一派固然以“全生”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我”之最大利益，但是，“所为”的“生”又离不开“所以为”的“物”。此，杨朱一派对人的物质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全生与物欲的关系，于是，为了实现“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又提出了他们的“全生之道”。杨朱一派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为人的实情。为欲望之求，必须以“贵生”为根据和目的。
总之，杨朱一派认为，为了“全生”，不能没有欲望的满足。不然的话，“与死无择”，就与死没有区别了。但是，根据“轻物重生”原则，欲望的满足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全生”为限度，因而又提出了“制欲”或“适欲”的“全生之道”，也就是所谓“早啬”，要求及早地克制欲望，爱惜自己的生命，使“精不尽”，从而使“生以寿长。
三、“贵己”、“重生”的思想实质和历史意义
诚然，杨朱和杨朱一派的“贵己”、“重生”的思想，不是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而且，在“轻物重生”的范围内，由于他们轻视富贵利禄，当时的“世主”曾为之而“贵其智而高其行”。在当时，不乏赞誉之辞。但是，其想实质，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主义”的人生哲学。杨朱一派在对待个人生命价值上的“自主义”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贵己”、“重生”作为一种“自我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糟粕。但是作为这种人生论的某些论据，则包含着一些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杨朱一派的“重生”论充分肯定个人情欲的自然合理性。朱一派主张对欲望有节制，要“适欲”，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而是肯定了对感性欲望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觉的理性裁制，因而避免了纵欲主义。就此而言，也不无合理之处。
在以保全自己作为人生目的和意义这一点上来说，杨朱一派确与老、庄道家，尤其与庄子的思想有一致之处，可以说杨朱一派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但他们把“全生”实现于现实的感性欲望的适当满足，具有功利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