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到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一直是没有方向感的。虽然我们口袋里有钱了，但精神世界十分混乱。
早先的时候，我们一边赚钱，一边背负着政治上的压力，因为传统意识形态认为赚钱是错误的，钱越多，死得越快，而且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早在1949年前后，所有的有钱人都经历过一次由钱导致的死亡命运，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创业的人都不敢要钱，他们脑子里的传统政治语汇和意识形态让他们一手去赚钱，一手又把钱推开，让自己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早先的时候，我们一边赚钱，一边背负着政治上的压力，因为传统意识形态认为赚钱是错误的，钱越多，死得越快，而且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早在 1949 年前后，所有的有钱人都经历过一次由钱导致的死亡命运，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创业的人都不敢要钱，他们脑子里的传统政治语汇和意识形态让他们一手去赚钱，一手又把钱推开，让自己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文革后开始做生意的人和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业的人(我们称之为八四派)，基本上到今天生意都做得很好，但都不当老板，不愿意要钱，所以王石说「要名不要利」，不当老板，那时的一批企业家都有这个特点，他们认为钱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语言体系下，人们没有办法很自信地从事企业经营活动。
及至邓小平「南巡」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企业家，也就是所谓的「九二派」，就顾不得这些了，因为那时没有饭吃，也没有工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体制内出来的人将近 7000 万，平均一年有 300 万人走出体制。由于出来的人很多，1992 年「南巡」以后，整个中国开始了新一轮范围更大的改革开放。
从这时起，大家一门心思赚钱，欲望开始泛滥，于是沉渣泛起，所有赚钱的人就落下了非常难看的形象。一些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恶俗习惯难分难解，也就有了「暴发户」的说法。所谓「暴发户」，就是说有些人突然有了钱之后，精神恍惚、充满欲望、无所不为，也没有节制，什么都敢干。
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海南，大家见面，开口就说：「不好意思，今天又挣钱了。」很多人一不留神就发了财，晚上泡在夜总会，小费天天上涨，1992 年的时候已经有老板听一首歌给 20万小费。这个时候企业家进入到一个裂变恍惚的状态，我们找不到企业家精神，也看不到我们的文化的根在哪里。
10 年前来了两个美国人，似乎想把我们企业家的精神提振一下。这两个人一个叫比尔·盖茨，一个叫沃伦·巴菲特。他们来中国教我们行善，教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捐钱，如何像他们一样用新教的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如何把自己的钱至少捐出去一半。这两个外国人试图把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加以提升。
遗憾的是他们遭到了冷遇，中国企业家满眼看到的还都是金钱，「挣钱还没过瘾，花钱还没完结。挣钱的时候像孙子，好不容易到了花钱的时候像大爷了，这瘾还没过完。这个时候，他们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听不进去。
不过他们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思考，企业家们开始思考财富和社会的关系、企业家和人群的关系、以及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于是，一批企业家开始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公益事业，试图像西方企业家那样建立我们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信。
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均每天有两个公益基金建立。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 7000 个公益基金，三分之二是由这些企业家建立的。每年的公益捐款也已经超过 1000 亿人民币。还涌现出了爱佑华夏这样全球最大的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救助的基金会，也出现了牛根生这样的职业慈善家。
这个阶段，中国的企业家在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仍然是向西方看齐。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企业家不遗余力地把我们往中国文化这边拉。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从「油腻」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不是手上戴串就是学国学，当然学国学的人比戴串的要多很多。手上戴串的可能八成是假的，学国学九成是真的。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回归到本土文化，这时我们才发现什么叫文化。
关于我们的文化，有人叫中国文化，有人叫传统文化，有人叫中华文化。范围最广的应该是中华文化。如果叫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华人就不在这里面了，但他们也是「华族」。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要找到自己内心安静的方法，还是得借助本土的文化。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功能，第一是对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比如「我是吃面条米饭的，我不是吃牛排的。」自我认知就是文化。第二是彼此的认同，比如「我跟谁说话，用什么方式打交道?你是不是我的同类?」第三是解决愿景的问题，「未来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中国的企业家开始读四书五经，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同。我们是中国企业家，在精神世界中应该从历史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进而规范举止，约束彼此的关系，继而改善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在这样一个提升文化修养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家开始「变乖了」。所谓「乖了」，就是离钱远了，越来越不爱说钱了，把文化变成企业的自觉，变成员工的行为规范，变成对客户的责任心，变成对社会对周边相关人群利益的关注，由逐利成长为思义。
想起在海南时的一个小故事，当时很多人在一个小餐馆吃饭，老板认识的人都要打折。有一天来了几个俊男美女也要打折，老板不给打折，他们说：「我们是海航的。」老板说：「海航的怎么了?会背《海航同仁共勉十条》吗?」他们说会，一背完，老板立马就给打了折。
很多企业家用中国文化正己修身，然后兼济天下。我们发现，现在在中国，年纪越大的企业家，经营历史越久的企业家，做得越成功的企业家，关于钱的声量就越低，关于社会责任的声量越来越高，在照顾自己方面越来越低调，在照顾他人的问题上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建立起了中国现代企业家的自信。
一直以来，华人企业家面临两个非常重要的难点：一个是如何处理与公权力、与政府的关系，另一个是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在一个伦理人情社会中，如何处理跟周边的人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我经常讲，所以今天想说说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家是在中华文化的陶冶、训练、筛选的过程中淬炼出来的。李嘉诚先生一直讲一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在发展事业的时候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在做人的时候要让自己矮下来，要矮到无我，让周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压力，才能让自己融在人群之中，让别人感觉到自己的善，感受到自己的良心和对他人的关心以及自己带来的所有积极的人生。李先生这样一个做人做事的方法，赢得了合作伙伴，和周边所有跟他打交道的人的赞许，于是他的事业扎根在中国，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今天，中国本土的企业家要成长，无论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抑或是异域，都有中华文化的根让你得以认识自己，让你内心安定、无所畏惧，也让你在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中国智慧，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自己事业，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以我们微薄的力量使社会不断进步，最终实现我们所向往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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