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是杨度临终前为自己所做的挽联。杨度其人，是近代中国政坛上的名人，一生充满了争议，从维新始，参与了清末立宪，筹划了袁世凯帝制复辟，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时人称为变色龙，如今百年过去，我们再回头去看杨度一代人的抉择与命运，应当有更多的同情之了解。
正如杨度自挽联所知道，杨度的一生是新与旧，即宪政梦与帝王学，是家与国，即个人的身世浮沉、命运追求与千年之变的时代变局，所共同造成的一幕悲剧。帝道真如，即杨度师从王闿运所学的传统帝王学，所谓“少年击剑学纵横”，纵横学即是帝王学，古代中国，以君主为中心，一个贤君身边必有一个良相为辅弼，如商之伊尹、周之姜尚、齐之管仲等等，如果是起自草莽，进而争霸天下，领袖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军师似的人物，如萧何之于刘邦、刘伯温之于朱元璋，宋献策之于李自成，只不过，成功者少，失败者居多而已。帝王学发端与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之流，身佩六国相印，纵横捭阖与各国之间，讲的是制霸天下之术，待到后世儒家独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是平天下还是霸天下，成为帝师就变成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杨度少年师从王闿运，学得一身纵横术，如果在传统中国，承平时期无非是读书入仕，碰上改朝换代，运气好真可能成为帝师。杨度之幸在于生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为其施展抱负创造了最大机会，杨度之不幸则在于，这个变革时代不是传统的治乱循环，而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不是传统的帝王术所能解决的，时移世易，近代中国的主题是救亡和启蒙，救亡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启蒙则要实现社会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救亡和启蒙不可分割，最好的选择是通过启蒙来实现救亡，清末有识之士如梁启超、杨度者已经认识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即是实现宪政，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梁和杨乃为密友，在对宪政的追求上立场相同，但梁杨命运的不同，在梁来说，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最后从政治脱离而回归书斋，因为梁的重心在宪政而非君主，当宪政不可行，不会卑躬屈膝为君主而委屈宪政。对杨度来说，除了宪政梦，心中还有一个帝师梦，对帝师梦的追求，对帝王学的坚持，使得在杨度心中君主压倒了宪政，故当清廷预备立宪时，本为维新一派的杨度可以为清廷所用，在背后筹划，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杨度为之摇旗呐喊，而用宪政来为自己粉饰开脱，无非是为了一点帝师梦而已。
可惜，当近代中国，千年帝制一旦推翻，即没有回头路可走，帝王不在，帝师也无用武之地，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其他什么人，重视的是实际的干才，而非杨度之类空谈帝王学之流，一如其师王闿运，杨度始终得不到重用，最后还落个变节的名声。其实，杨度一代人，当时局之变，身在局中，自没有后见之明，当个人的追求和救国的理想交织在一起，选择之难不是我辈可以想见，不是人人都是梁启超，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当杨度在白色恐怖时期，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亦可看出，杨度绝非简单的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也不是在强权面前贪生怕死，其心底自有一点国家和人民在。
只不过，自古至今，身负帝王术者，从来不会想到，帝王术真的能辅佐出来一个帝王吗？即为帝王术，也只有真正的帝王才懂得什么才是帝王术，君不见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者，那里需要帝师了，帝师之于帝王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到了后世之领袖，集四个伟大于一身，一人而身兼君主、道主和教主，融五千年统治术为一炉，达登峰造极之境，那才是真正的帝王术，且以宪政为外衣，作符合潮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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