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林》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与晚清政治
韩 策
摘 要
“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其形成和终结的历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图和派系权力的演变，也牵动着朝廷、北洋和南洋的关系，还体现了内政外交的互动。该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形成过程复杂多变，大体可以1880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尽力阻止曾国藩久任江督，遂使曾氏七年三往返，难以稳坐江督。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都试图影响江督任用。而沈桂芬主政的清廷高层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但这令江督既难得人，又动辄得咎，遂使江督人事极为纷更。直到1880年代湘人江督格局才最终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和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湘人江督格局形成的历史表明，除了内外轻重和央地关系，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也是分析晚清权力格局的一条重要线索。
关键词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沈桂芬
中国政治史上常有一些重要现象，类似不成文的体制，产生着深远影响。晚清史上的“湘人江督格局”就是如此。清末常有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的说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署理江督仅两月，湘人魏光焘即补授江督，张之洞颇觉扫兴，“恒语人曰：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光绪三十年（1904），沪上报刊就江督与湘人的特殊关系多有讨论，虽意见不一，却说明该现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宣统二年（1910），汤殿三也论道：金陵光复后，“战兵虽遣撤，留防湘军常万数，故同、光朝江督一缺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金陵遂俨为湘人汤沐邑矣”。后来研究者亦常引汤氏之说。前辈学者在分析晚清军政派系平衡时，也早已指出此现象。瞿兑之曾说，自曾国藩任江督以后，“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魏光焘、李兴锐更迭居之，遂有非湘人不能任两江之谚。”罗尔纲提出：“自从曾国藩做两江总督以后，曾国荃、刘坤一相继任职，差不多直到清末，南京就成为曾国藩一系湘军反动派统治的地区。”石泉有言：李鸿章淮系“驻兵近畿，捍卫北洋”，历时二十余年，“而东南财赋之区与西北要冲之陕甘则始终主由湘军屯驻，由湘帅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之人任总督”。又说：“两江总督自咸丰十年，直至光绪甲午，如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皆湘帅，此外惟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三人，然亦皆久与湘军共事者。”刘广京有云：光绪五年（1879）沈葆桢去世后，“两江总督皆以湘系人物充任”，“曾国荃、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较久，皆以其治军理财之能力与声名为基础，且与当时督抚间派系之平均分配有关”。樊百川强调曾国荃在江督任上最大“功业”，“是把江南弄成湘军部属的安乐窝”。“清政府为了与李鸿章的淮系搞平衡，兼以安抚湘系，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自此必用湘军将帅，形成一个湘系军阀盘踞江南20多年的局面。”
当然，指出有趣的历史现象固善，但还不能让人满足，追索其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更为激动人心。如果细究起来，既往概括或较为笼统，或互有出入，值得认真检讨。首先，自1860年曾国藩出任江督，到1879年沈葆桢任上逝世，其中至少有十年时间，江督并非由湘人担任；非湘籍的江督多达七人，湘籍江督仅有曾国藩和刘坤一（短暂署理）。而从1880年刘坤一接任江督，直至1904年李兴锐薨于任上，实任江督均系湘人；仅有四位非湘籍大员曾署理江督，总时长仅两年多而已。那么，为何湘军在东南建功以后，湘人江督格局实际并未形成；迨湘军攻破南京二十年后，反而形成稳固的湘人江督格局？其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数十年中，东南财赋之区并非如石泉所言“始终主由湘军屯驻”，而是以1880年代的中法危机为界，发生了从“淮主湘辅”到“湘主淮辅”的重要变化，涉及湘、淮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消长和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解释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众所周知，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财赋人文之区，军务、吏治、淮盐、漕运、河工无所不管；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主持洋务交涉，为东南第一要缺。故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而当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位置更为重要敏感。这时，南北满汉、文武兼资、洋务与吏治、科名与军功、湘淮分制、湘系内部平衡，甚至外人的态度，都成为清廷遴选江督时需要审慎考量的因素。饶有意味的是，与晚清直隶总督前有李鸿章，后有袁世凯，相对稳定不同，自1860年曾国藩出任江督后，直至清朝覆亡前的半个世纪，围绕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位置和人选，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多方互动。其中既有权力斗争，也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关系、湘淮南北的平衡、洋务新政与国防建设等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1904年，最后一位湘籍江督李兴锐溘然长逝，有北洋淮系深厚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出人意料地南下接任，舆论纷纷将此看作央地关系和南北权力变动的重大标志。确实，随后两年，周馥的一系列举措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和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南下，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北洋时期。这都说明“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和终结对晚清民初的政局演变和南北关系意义不凡。
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书信、日记、文集等大量新旧资料，一方面解释晚清湘人江督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讨论其中反映的清廷统治方策以及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
一 七年三往返：曾国藩难以稳坐江督
咸丰十年（1860），清军江南大营彻底崩溃。朝廷举目四望，不得不依靠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于是，清廷一改“靳而不与”曾国藩督抚实权的政策，授曾氏两江总督，随后又令其统辖东南四省军务。久苦于不得督抚实权的曾国藩，终于集兵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湘军借此迅速发展，终在次年取得安庆之役的重大胜利。加以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逐渐克复苏南地区；左宗棠带兵入浙，收复杭州等地。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久围天京（江宁/南京）的湘军曾国荃部一举攻破城池，持续十数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随之被清朝压平。与此同时，两江总督终于在多年之后可以赴其驻地江宁就任。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从安庆登上轮船，次日抵达金陵。
可以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权责统一，措置得当，与湘、淮军的壮大和太平天国的覆亡关系密切。而曾氏削平太平天国的身份，既是湘军领袖，更是两江总督。故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进入南京坐镇后，江督自然成为彼时政局的一大重心，清廷和曾国藩系统的关系也就到了最微妙的时刻。如果说朝廷对曾国藩早有防范之心，那么他此时遭到疑忌就是势所必至了。加以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抢掠，也让清廷和江苏京官及绅民非常不满。以故，自恃首功的曾国荃不仅赏赉甚薄，还颇受裁抑。为了持盈保泰，也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决定“裁湘留淮”。
问题是，已经主动大幅裁军的曾国藩，可否稳坐江督？答案是否定的。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藩入驻金陵还不到四个月，朝廷就命他带兵到皖豫鄂交界地区剿捻，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江督。此事让曾氏的核心幕僚赵烈文感到“咄咄可怪”；南京同僚的反应则是：“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湘乡公（曾国藩）久居。”事实上，这道上谕同时令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江苏巡抚，而以满人富明阿署理漕督，“皆无明发”，相当秘密。曾国藩自然不满，“意殊寥落”。他以种种理由拒绝亲赴前线，并以请辞试探。十一月初三日，曾国藩已与李鸿章完成交接。两日后，终又奉到后命，曾、李分别还任江督和苏抚。于是，此番调动风波暂告平息。
然而，仅仅半载，剿捻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清廷大为震动，急召曾国藩督师北讨，复令李鸿章署理江督。按理说，曾氏兄弟的湘军已大部裁撤，而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正兵强马壮，直接调李鸿章率部剿捻，岂不更善？清廷计不出此，必欲将曾国藩调离两江，其意何居？原来，尚有后手。同治四年（1865）九月，曾国藩北上仅仅三个多月，朝廷就命李鸿章带兵剿灭豫西捻军，兼顾山、陕门户。重要的是，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江督。显然，清廷有意将平定东南的湘、淮军领袖曾国藩和李鸿章一齐调离东南。此时淮军军饷主要依靠苏、沪厘金。此前李鸿章坐镇南京，筹饷尚不致掣肘；然一旦江督易主，身在前敌的曾、李必大感不便。所以，曾国藩坚决反对，李鸿章则巧妙抵制。清廷正依靠曾、李剿捻，权衡之后，终于取消吴棠署理江督的任命。此后由于曾国藩剿捻无功，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鸿章接任剿捻钦差大臣，曾国藩回任江督。然而不久之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就奏请召曾国藩“入赞讲帷”。军机大臣李鸿藻透露，这是在保举曾国藩入军机。只是清廷并未采纳。
不过，随着高层对1868年中外修约的焦虑有所缓解，加之捻军渐灭，曾国藩再度不能安于江督之位。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捻军甫平，清廷就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以闽浙总督马新贻补授江督。不久前，负责长江水师的湘军元老彭玉麟也开缺回籍。赵烈文不禁感慨：长江下游“同时去楚军中两尊宿，朝廷虑患，可谓疏矣”。他对曾国藩说：“朝廷用人，自有深意，以疮痍未复之两江，加之反侧不安之民气，遽移人心胶固之重臣于闲地，诚非草茅所能窥度其权衡之道。”与此同时，江苏绅士呈请曾国藩留任，由江苏巡抚丁日昌入奏。结果，不仅无济于事，丁日昌还受到申饬。
了解内情的领班军机章京朱学勤在密信中透露，此次调动由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文祥联手促成：“南丰（曾国藩）之调任三辅，出自休文（沈桂芬）之意。潞公（文祥）于夏初曾与弟商之，极力阻止。而扶风（马新贻）与休文同年至好，此番扶风来，想嫌八闽瘠苦而大绅之难处，故休文极力推毂，而潞公为所愚耳。”原来，早在当年夏初，文祥已有调动曾国藩之意，但为朱学勤劝阻，此番终由沈桂芬怂恿而成。由此可见文祥、沈桂芬不欲曾国藩久居江督的心思甚明。据曾国藩亲身观察，当日“时局尽在军机”，恭王等几位军机大臣“权过人主”。所以他们能够做出调离曾国藩的决策。
那么，文祥、沈桂芬为何毅然决然调曾国藩督直？从表面看，这固然因为畿辅久不得人，有“借重其勋望，坐镇畿辅”，并“借重其经验，整顿练军”的考虑。确实，时任直隶总督官文不甚得力，“官民俱有烦言”，军机处“亦嫌其怯”，换人实为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调动曾国藩。不久前朱学勤预测此席非“临淮（李鸿章），其东壁图书（文煜）乎？”可见直隶总督也并不是非曾国藩不可，至少李鸿章就未尝不可。
所以，朝廷欲改变内轻外重局面，故不愿曾国藩久任江督的意图亦不可忽略。早在同治四年，李鸿章就批评都中“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从同治七年的局势看，修约问题既经就绪，捻军亦平，中原已治已安，故“都中无事，宴会颇多，有升平气象”。在清廷看来，此时正是“削藩”收权的良机。朝廷或许并不担心曾国藩有意“造反”，但实忧虑他久任坐大，不易控制。况且曾国藩对朝廷的供应颇不积极。当清廷避开他，私下专向江苏巡抚丁日昌索取神机营饷银时，曾国藩就向丁日昌传授应付朝廷之法。当道员孙士达向中枢报告江苏财政宽裕时，曾国藩斥其“妄有所陈”，非常不满。因此，为加强东南财赋之区的掌控，也有必要调开曾国藩。
进言之，调动曾国藩也是清廷处理湘、淮勇营整体部署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在曾国藩调动的同时，朝廷也令李鸿章“尽撤淮军”。朱学勤就说：“临淮（李鸿章）之军悉行裁撤，可以优游鄂渚，西事已有咏史（左宗棠）任之。从此休息，谅不至再有勾当公事矣。”随后，沈桂芬等还推动李鸿章率军征西南。只是因同治九年（1870）初，湘军大将刘松山于西北前线阵亡，在李鸿藻、朱学勤极力斡旋下，才令李鸿章改援陕西。沈桂芬对此极为不满。因此，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回任湖广总督，马新贻补授江督，也是朝廷裁撤湘、淮勇营，努力将东南财赋之区控制在手的一盘大棋。可以说，这是镇压太平天国以来朝廷一直想要达到的目的。
至于为何选择马新贻，主要是沈桂芬等军机大臣的主张，而非如一般所言，由李鸿章举荐。马新贻固然与李鸿章是进士同年，但他与沈桂芬也是同年至好。更重要的是，这是当时清廷用人倾向的反映。李鸿章就说：马新贻“调两江尤出意外。军事稍定，喜用圆软之人”。在陈兰彬看来，“中外既和，且大盗甫平，人心不遽思乱，断可无事”。故“封疆大吏能专拔用安静悃愊之吏，与民休息”，则治象可以渐成。马新贻“宽深静细，为政从容”，正是这种类型的疆吏。
不过，相较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马新贻的弱点也甚明显。不仅朱学勤担心他“资望稍轻，不能指挥如意”，李鸿章也认为其“虚名威望，似未足制中外奸人”，担心“长江从此多故”。在此背景下，马新贻表面谨守曾国藩旧章，“无少更动”，实则担心“楚军不可独用”，故“奏调淮北旧部将，召标兵三千”，在金陵置营教练，以临淮军领袖袁甲三之侄袁宝庆领之。可见，马新贻并非简单的萧规曹随。同时，他筹措协饷，兼顾湘、淮，两不得罪。曾国藩对左宗棠西征军饷“每多介介”，马新贻却“不待催请而自筹”，令左宗棠很是赞赏。淮军更仰仗江南军饷，从李鸿章与马新贻的信函往来看，也大体合作无间。看来清廷用非湘非淮的马新贻出任江督，倘若没有剧烈的局势变动，已经悄然解决了曾国藩系统盘踞江南的“大患”。
然而，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和刺马案，令局势陡然而变。清廷意识到畿辅防卫和对外交涉的严峻形势，于是急调手握重兵、擅长外交的李鸿章兼程赴直。极为离奇的是，马新贻在七月二十六日竟被刺身亡。在此情况下，以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令曾国藩南下坐镇，就是最稳妥的安排。于是短短七年中，曾国藩第三度以江督身份入主金陵。
综上，从1864年以来曾国藩不得久任江督的情形看，这一时期督抚虽然权力增大，但朝廷实际握有调遣督抚的大权。不过，朝廷的大权也颇有限度，至少受制于两大条件：一是中外平和无事，二是隐伏在江南的骚动尚未爆发。可以说，正是由于朝廷需要在稳定东南半壁和防止曾国藩系统尾大不掉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结果曾国藩被频繁调动，不能稳坐江督。湘人江督格局自然难以形成。
但曾国藩未能久任江督的影响不可轻忽。首先，这无疑延缓了东南的洋务新政。就在调任直隶总督前夕，曾国藩刚刚视察了江南制造局。更重要的是，他与丁日昌、彭玉麟等东南要员正在雄心勃勃地筹划建设南洋、北洋、闽粤三支海军。马新贻继任后，长于综核吏治，而洋务新政推进不足。从1868年初马新贻反对公使入觐和遣派驻外使节以及反对电报、铁路的保守论调看，或许他也并无意愿推进洋务。后来，身在直隶的曾国藩有些无奈地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百战将士尚不乏有用之才，饷项足以济之，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因此，曾国藩叮嘱湖广总督李鸿章对于东南洋务新政，不妨“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迨1870年曾国藩回任江督后，幼童留美等新事业才终于实现。此外，频繁调动无疑影响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曾氏治兵十余载，备极劳苦；“其莅两江，七年之间凡三往返，心力俱困”。加以天津教案为国受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精神大损。所以，曾国藩再任江督仅一年多，就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溘然长逝。于是，由谁继任江督成为朝野关注的头等大事。
二 非湘非淮：曾国藩去世后的江督纷更
曾国藩在世之日的关键是能否坐稳江督；迨曾国藩逝世后，难题则是用谁继任江督。这不仅涉及各方的权力之争，也反映了内治与洋务、科举与军功的不同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循例命江苏巡抚何璟署理江督。何璟，广东香山人，与李鸿章、马新贻、沈桂芬均是进士同年。何氏非湘非淮，但历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山西布政使，山西、江苏巡抚，与湘、淮将帅联系不少；其进士出身，也符合朝廷彼时重科名而轻军功的策略。此外，军机大臣沈桂芬意欲何璟实授江督。
依赖江苏饷源，明言“南洋为北洋根本”的李鸿章，自然格外关心江督人选。何璟刚刚履新，李鸿章就说：“内意颇以两江难得替人，惟赖筱翁（何璟）努力耳。”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是候选人之一，李鸿章就曾半真半假地怂恿过丁氏。郭嵩焘也听闻丁宝桢将升授江督，急忙向湖南巡抚王文韶求证。王闿运则听说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外放两江，言下颇不乐观。此外，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亦有“量移之谣”。这些所谓的“候选人”均未成事实，但饶有意味的是，他们均系进士出身，也都非湘非淮。
不久，李鸿章说当轴之所以用何璟，是因为其“与湘、淮将帅气谊素投，缓急可恃”，“似是常局，非暂摄也”。随后，李鸿章在私下透露更多内情。原来，军机大臣沈桂芬意欲以“江督畀水部（何璟）”。同时，前山西巡抚李宗羲即将丁忧期满，也有希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当年十月何璟丁忧去位。十月二十五日，朝廷循例命署理江苏巡抚的淮军大将张树声署理江督。同日令李宗羲即行来京陛见。皖人因回避原则难以久任江督，且淮系同时坐拥直督和江督，也绝非朝廷所愿。故张树声必为暂局。朝旨如此，明显是准备用李宗羲。李鸿章就称：“内意盼雨亭（李宗羲）甚切，或为江左真除。”其实，老于宦术、消息灵通的李鸿章早在七月间，就曾请四川总督吴棠向李宗羲致意，敦促早日出山。当年冬季又曾泐函劝说。果然，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初六日，李宗羲还在沿江东下途中，清廷就令其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径赴新任，不必来京请训。可知朝廷急于让李宗羲坐镇江南的迫切之情。
无独有偶，前任江南盐道、新任安徽按察使孙衣言，也认为江督一席无出李宗羲右者。他一则称李氏“天怀恬淡”，“惟此天怀恬淡之人乃始可用”；再则极力反对用洋务人才。他说：“窃谓目前东南大局尤以内治为先……其谈洋务者，往往挟外人以自重，则贻误疆事更不可测，尤宜慎之。”其实，李鸿章在私下对何璟、李宗羲均有保留，主要因为二人“均于洋务隔膜”，担心久之诸政俱废。在李鸿章眼中，与他气味相投、熟谙洋务的丁日昌实为合适人选。只是丁氏杂途出身，深受科甲中人訾议，与当日用人风气尚多不合。因此，当时江督的选任，也反映了内治与洋务的先后、轻重问题。
李宗羲，四川开县人，与沈桂芬、李鸿章、马新贻、何璟、沈葆桢均是道光丁未科进士。李氏随曾国藩日久，长期在两江地区任职，平定太平天国后，获得火速提拔，跻身封疆大吏。他由科第起家，虽与湘、淮军将帅比较熟悉，但并非军功一流，且籍贯非湘非淮，与马新贻、何璟的情形相类。尽管朱学勤觉得李宗羲不过平稳一流，“岂能理繁治剧”，但沈桂芬对他“称之不容口”。看来，沈桂芬先后支持马新贻、何璟和李宗羲出任江督，得到最高层首肯，颇能代表当日选用江督非湘非淮、进士出身的倾向。
与李鸿章相似，正在西征的左宗棠同样非常在意江督人选，也感到“替人殊非易易”。迨何璟丁忧去职，朝命张树声署理，而迟迟不简放实缺江督，令左宗棠意识到朝廷“似留以有待”。同时，他屡接京信，均谓西事报捷后，朝廷将令其“调两江（总督）、补协办（大学士）”。当时西宁已大致肃清，肃州也即将克复，再有数月，甘肃可一律澄清。故左宗棠并不愿意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离开西北。他在家书中说：“吾意使相、两江，非我所堪，临时辞逊，未能如愿，不若先时自陈为得也。”所以，同治十一年（1872）腊月，他上疏乞休，又请仍留西部，以备咨访。至于何以李宗羲简放江督，左宗棠认为是朝廷知其“不能去江南”的缘故。事实或许比左宗棠所言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左氏确是江督重要人选。相比于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更愿意李宗羲出任江督。
李鸿章虽不满于李宗羲洋务隔膜，但当后者简放江督后，自然要极力联络。他称“洋务近颇平静，悉有条约章程可循。军务则水陆留防各营随时联络整饬，可备缓急”。总之，必可胜任愉快。此外，他特意强调直隶“专恃江南为辅车之助”，与李宗羲“本是一家，遇事更易商办”。措词极为动人，足见李鸿章超强的沟通能力。不过，在四川同乡严树森看来，李宗羲未必胜任。因为“江督须兼用权术”，李氏虽“忠信明决”，却“少倜傥权奇之概”。郭嵩焘则认为，李宗羲“终系善人君子”，由其出任江督，究远胜于“旗员不晓事者”，只是“忠信明决四字”未必担得起。严树森沉吟良久道：“明字尚能勉企，决恐不足。”这些品藻颇得几分真相，故不无先见之明。
李宗羲就任江督一年后，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朝廷钦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援台，东南沿海形势骤然紧张。科举起家的李宗羲于是弱点暴露。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二十六日，李宗羲的同乡密友李鸿裔就听人议论李宗羲“布置不能镇静”。十月二十四日，李宗羲就托李鸿裔为其拟“乞病疏稿”。在此背景下，海防需要大为增强，故军功起家者声价骤涨。
其时，奉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私下强烈批评李宗羲，向领班军机章京朱学勤推荐左宗棠继任江督，显示科举与军功（文与武）的分歧。他一则谓：“秣陵主人（李宗羲）是承平好封疆……无如太不知兵，而身家性命太看得重，稍闻警则形神改易，举动荒谬不可言状。”再则称：“当此时世，此席最关东南大局，实非甘肃公（左宗棠）来不可。”这时，朝廷召曾国荃、杨岳斌、蒋益澧等湘系将帅入都陛见。彭玉麟认为杨岳斌、曾国荃均可大用，但“实宜偏安之地（西北为宜，原注）”，不宜两江；或以杨、曾替换左宗棠南来亦可。总之，如左宗棠坐镇两江，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亦是一气”，加以福建有船政大臣沈葆桢，“则江南、直隶、苏、浙联成一片，东南不致决裂，事大可为”。
可见，彭玉麟的提议，不仅是为江督择人，实为东南海防选帅。如果调左宗棠入主两江，便可能形成以南洋为核心的海防体系。正是在此背景下，李鸿章迫不及待地向军机大臣文祥推举沈葆桢，并直言左宗棠“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而闽浙总督李鹤年则认为“南洋大臣与北洋同一重任”，需要威望素著的“知兵大员”出任江督。言下似对李宗羲和沈葆桢均表不满。迨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光绪皇帝即位，两宫再度垂帘，亟需稳定局势。同日，李宗羲开缺调理，江西巡抚、湘军大将刘坤一署理江督。刘坤一是湘军中江忠源、刘长佑一系的代表，相对弱势。当时湘系大佬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人资历声望固在刘氏之上，即湘人之外的沈葆桢、何璟也非刘氏所及。况且刘坤一缺乏沿海经验，与海防要务不无隔膜。所以，李鸿章估计此为“暂署之局”，认为清廷悬之以待沈葆桢和何璟，而李鸿章更倾向于沈氏。此外，驻扎江苏的淮军大将吴长庆透露，垂涎江督者颇多，若论资望勋名，则曾国荃“当居八九”，不久就会揭晓。
这时，海防、塞防争论甚烈，李鸿章和左宗棠互不相让。江督人选实与海防、塞防之争交织在一起。对清廷来说，只有等海防、塞防之争尘埃落定，江督人选才能随之敲定。由于文祥“以西域停兵为非计”，沈桂芬亦主用兵收复新疆，最终朝廷决定西北用兵和东南海防并举。故三月二十八日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四月二十六日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显然，清廷排除了军功起家的湘人曾国荃和刘坤一，而选择了进士出身且谙练洋务的沈葆桢。
李鸿章无疑不乐见刘坤一出任江督，而沈葆桢补授江督，李氏的推荐是起了作用的。但朝廷之所以选择沈葆桢，却绝非仅因李氏支持。以下几点更值得注意：一是沈葆桢的才能声望，深受高层欣赏，文祥就曾保举过沈氏；二是沈氏非湘非淮的出身，且与沈桂芬同年交好；三是沈氏此前与李鸿章、左宗棠关系均好，有望兼顾海防和塞防。此外，沈葆桢同治初年在江西巡抚任上与曾国藩公开争饷，龃龉特甚，为人熟知。他的入主两江，或许也可抑制曾国藩、国荃兄弟在两江的势力。这些因素正与朝廷彼时政策相吻合。因此，即便闽浙总督李鹤年上折参劾沈葆桢不胜南洋大臣之任，朝廷也毫不为动。
耐人寻味的是，左宗棠一开始对沈葆桢出任江督非常高兴，许为时局之幸。让左宗棠始料不及的是，与其向来融洽的沈葆桢一上任就奏驳左氏息借洋债的主张，令他愤不可言，以致屡次抱怨沈葆桢与李鸿章联络一气。其实，沈葆桢与李鸿章也并非像一般所讲的那样合作无间。至迟到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已对沈葆桢在江南“鸱张纷更”极为不满，以至于在给李瀚章的家信中诋斥沈氏为“任性偏执之刚愎之人”，后悔此前推荐他，认为还不如何璟出任江督。
沈葆桢自光绪元年（1875）十月到任，至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去世。在此期间，入觐一次，请病假多次。为此，江苏巡抚吴元炳两次署理江督。当时及后人震于沈氏大名，谓其坐镇东南措置裕如，甚至比之于曾国藩。揆诸史实，沈葆桢的确在湘、淮之外保有相当的独立性，但这也使他左右为难，动辄得咎。从沈葆桢家书看，他多次乞退，奈何朝廷始终不允，最终忧劳以殁。
综上，曾国藩去世后，江督替人颇为难得。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以左宗棠、彭玉麟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则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何璟、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都可作如是观，此前的马新贻亦然。湘人江督格局自然难以形成。
三 闻鼙鼓而思将帅：刘坤一短暂督江的台前幕后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初六日，沈葆桢在南京薨逝。一时间，江督继任人选又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很快，郭嵩焘就听说接任者当是吴元炳，何璟大概无望。岂料九天之后，清廷令两广总督刘坤一补授江督，未到任前，由吴元炳署理。刘坤一何能升授江督？郭嵩焘得到的消息是借助军机大臣沈桂芬之力。他听说刘坤一与沈桂芬为师生，“情谊甚厚”。后来的研究者亦多据此立论。
沈桂芬支持刘坤一应无疑义。但沈氏与何璟素来相善，此前多次希望何璟出任江督，这时李鸿章仍透露“吴江（沈桂芬）为水部（何璟）预留地步”。可见，如将刘坤一补授江督仅归因于沈桂芬的援引之力，或尚有未足。当日因伊犁、琉球问题，正是中俄、中日关系极为吃紧之时，尤其中俄战争颇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故为稳定局势，加强海防，急需文武兼资的大员坐镇东南。所谓“两江职守，就现在论，以防务为重”，“次为洋务”。何璟、吴元炳都在军事方面有所欠缺，故不尽合乎当日情势。此外，熟谙洋务的丁日昌在光绪五年闰三月曾“加总督衔会办南洋通商”，筹办海防，东南官员就称“此为两江（总督）预兆”。丁日昌得到李鸿章支持，也确在希冀江督。但他不仅军事方面亦有欠缺，而且科甲清流极力反对其人。在此背景下，江督替人十分为难。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恭亲王就向慈禧面陈：“南洋沈某死后竟无人可代。”这样，非湘非淮、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用人倾向”，也不得不适度调整。即便如此，朝廷也未任用湘系内部强势的曾国荃，而是选择相对弱势的刘坤一。刘氏廪生出身，军功起家，经过江西巡抚和两广总督多年历练，吏治、洋务已颇在行，上缴税赋也令朝廷满意；四年前又曾署理江督，实为合适人选。
当时朝内因对俄关系和崇厚案，形成水火之势。先是沈桂芬保荐崇厚使俄，而后者与俄国所签条约有辱使命，结果举朝哗然，清廷遂将崇厚下狱，甚至要治以死罪。这引起俄国极大不满，认为是侮辱其国，遂以开战相威胁，中俄关系有决裂之势。英、法等国也认为中朝做法有违万国公法，希望释放崇厚。不巧的是，慈禧太后久病未愈，慈安太后“不甚作主”，沈桂芬因保荐崇厚陷入丛疑众谤之中，懊恼成疾。而与沈桂芬有竞争关系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开始权势增长，但洋务甚为隔膜。为了缓和局势，李鸿章和刘坤一均建议减轻崇厚之罪，但李鸿藻“独不谓然”，“朝局水火已成”。随后，朝廷在宝廷等清流势力的鼓动下，召对俄强硬的左宗棠从西北入朝。李鸿章估计，一旦左宗棠到京，主政的沈桂芬、王文韶师徒就当引退。不幸的是，未等左宗棠到京，沈桂芬就在忧愤中病逝了。光绪七年（1881）初左宗棠一入京，即兼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朝局变动自然影响到新任江督刘坤一的处境。
刘坤一于光绪六年（1880）六月初七日到任后，措置十分不易。他在购买铁甲舰、轮船招商局等事上竟与李鸿章颇生争执，南洋、北洋不能和衷。迨沈桂芬去世后，缺少了内援的刘坤一遭到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干将轮番参劾，奉旨交彭玉麟查复。彭氏复奏虽然“多方剖辨”，实则“未免迁就人言，件件为之坐实”。刘坤一甚至听王之春说，参案实由彭玉麟提供材料鼓动而成。光绪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朝旨令刘坤一进京陛见，彭玉麟署理江督。如此处理，算是给刘坤一留足了面子。但清廷高层了解彭玉麟素来屡辞任命，在张之洞的呼吁下，七天之后又下旨催其到任。而彭玉麟果然连续两次力辞任命。延至九月初六日，清廷终于外放左宗棠坐镇两江。
刘坤一何以被罢免？崔运武和易惠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崔运武的结论是：“以私论，主要是李鸿藻的挟嫌报复；以公论，是清廷分治湘、淮以及意在统一东南事权，加强洋务自强求富活动的需求所促成的。” 易惠莉更着重南洋、北洋对抗，认为刘坤一最终被李鸿章携手清流势力推倒，凸显了李鸿章的“倒刘”作用。二者的结论相互补充，基本可以解释这一问题。但关于湘、淮分治，还可再作讨论。崔运武说：刘坤一在诸多大事上和李鸿章“频起冲突”，“这是符合清廷分治湘、淮之意的。但问题又不尽然”。因为“在更为直接的南、北洋的冲突中”，均以刘坤一失败告终。换言之，刘坤一的“资历、权势、魄力等等，不能与李鸿章抗衡，已在客观上形成某种南洋被北洋消融的趋势”，使得清廷已难收湘、淮“两难竞爽之功”，很可能导致北洋“居奇之弊丛生”。“正因为此，清廷才会让左宗棠取刘而代之出任两江，因为左不仅是李的政敌，而且资历也超过李，更容易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不过，所谓湘、淮分治，殆指朝廷乐见两系势力相当，形成制衡，而不希望某系独大居奇，似乎并非乐见两系势如水火。通常情况下，朝廷自然更期盼双方和衷共事，支持大局。因此，南洋大臣刘坤一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诸多大事上势如水火，就绝非清廷所愿。况且以刘坤一当日的资历声望，确实无法在南洋指挥如意。而且言者所参各节，也经彭玉麟的复奏大致坐实。所以，刘坤一被罢免也是势所必至。至于外调左宗棠为江督，与北洋李鸿章形成制衡态势，或许也是题中之义，但左氏由军机大臣外放江督的内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左宗棠从西北奉诏入京，本是李鸿藻领导的清流所主张。然而，左宗棠入军机后，反而与李鸿藻、宝鋆、景廉等军机大臣大生矛盾。恭亲王也对左宗棠颇有意见。从七月初开始，左氏已经连续奏请赏假、开缺四次。以故，在刘坤一江督不保的同时，如何“安置”左宗棠，是清廷高层急需处理的要事。
其实，从光绪七年春开始，刘坤一的地位已经动摇，故觊觎江督者大有其人。三月，李鸿章以“江左不甚得人”，曾密陈恭亲王奕起用盟友丁日昌。不过，恭王直言丁氏受举朝谤议，礼部尚书徐桐竟斥其为“奸邪”，“如何敢撄其锋”。故李鸿章“倒刘举丁”未获成功。同时，四川总督丁宝桢也“思移一镇”，而李鸿章颇加怂恿迨刘坤一下台已定，据说“内中集议”，曾有意调丁宝桢为江督，只因东南大局所关，“未便遽易生手”。当时“防患之道，其大者无如西北之边防、东南之海防”。但两江总督兼辖安徽，故淮系大员因回避原则不宜实授江督，且朝廷亦不愿北洋和南洋为淮系所包举。所以，文武兼资、威望卓著、熟悉东南情形的湘系大员越来越成为江督的有力人选。
当时另一热门人选正是力辞陕甘总督的曾国荃，唯最高层实不愿曾氏在其东南立功之地“盘踞”。闰七月二十日，彭玉麟在疏辞江督的同时，就曾密保曾国荃。八月初八日，李鸿章在致曾纪泽的信中说：“或谓两江需人，岘帅（刘坤一）内召，雪翁（彭玉麟）坚辞”，曾国荃“可冀量移，亦未卜廷推及之否”。语意之间透露出曾国荃似不受高层许可。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在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的信中，也分析了曾国荃出任江督的可能性：“沅浦（曾国荃）书来，陕甘一席决不能赴，而图报之念则未敢恝然。适刘岘庄（坤一）开两江之缺，或者移节东南乎？金陵本其立功之地，水土复又相宜。……近时彭雪琴（玉麟）、张香涛（之洞）诸君子亦以为言。”迨左宗棠补授江督后，他又对杨昌濬说：“弟此次南行，亦颇不免意外之感。”
杨昌濬是左宗棠一系湘军的得力大将，但左氏的话仍令人疑信参半。因为在彭玉麟不愿担任江督，左宗棠在京又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左氏外放江督，坐镇东南，明显是一项两全其美的安排。当局者对此应是心知肚明的。早在闰七月二十三日，刘坤一就说：以左宗棠的性情及当今时势，并不适合军机处，“唯有移之南洋”，方“于名位相称，而于事体亦合”。迨左宗棠补授江督后，刘坤一又说：“朝廷此次于弟，可谓处分尽善。前以篯铿（彭玉麟）署理，虚写固妙；今以太冲（左宗棠）补授，实写尤妙。况此老（左宗棠）进退两难之际，恰有此席以位置之。弟早与此间僚友论及，既无损于使相重望，并可以维系西陲军情耳。”可见，此时以左宗棠调任江督，在湘人高层中实有共识。
如此，左宗棠固然调处善地，曾国荃却不无遗憾。这也显示最高层对曾国荃的有意压制。所以，郭嵩焘归咎当国诸臣，颇为曾氏抱屈。他说：朝廷于江督一席“独吝之曾沅浦（国荃），曾不计曾沅浦有恢复东南之功，彭雪芹（玉麟）保折固不足以动听也”。其实，此事关系至大，高层酝酿多日，当时也颇有闽浙总督何璟调任江督的消息。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调动当日，慈禧太后特意召见醇亲王奕譞，可知最终定策是慈禧与醇王做出的。从后来历史看，湘系领袖左宗棠外放江督，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从左宗棠到曾国荃：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在南京与刘坤一交接。不久，年迈的左宗棠就感到江南“棼丝难理”，颇有悔意。至光绪八年（1882）十月，左宗棠就以患病为由奏请开缺，奉旨赏假三个月。这时，随着中法因越南问题而关系紧张，不仅西南边疆已经开战，东南沿海也风声鹤唳。左宗棠一向主张对外强硬，筹饷募兵，不遗余力，在当日洵属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左宗棠虽然任江督仅仅两年多，但他的诸多举措对两江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大量增募湘军驻扎两江，引用湘系文武旧部，加强湘系军政实力，就值得特加申论。
原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裁湘留淮，故多年以来，淮军实为主力。光绪六年（1880）夏，刘坤一到任江督后，查明江南水陆兵勇共计三万一千余名，内中驻扎江宁省城及沿江两岸者，不满二万人，其中“淮勇居十之七……湘勇居十之三”。迨光绪九年（1883）朝廷命李鸿章督办越南军务，令两江筹拨军队时，驻扎江南的淮军尚有一万数千人。左宗棠听李鸿章挑带，趁机就投效之湘楚旧部添立九营。他在给杨昌濬的信中直言：“借此可补收旧部，放胆作事。”随后，李鸿章前命取消，左宗棠所立湘军却暂缓裁撤加以左宗棠陆续增募的新湘、恪靖等营，共计水陆二十一营、五哨。左宗棠的行动，固然是“对外绸缪之计”，然“安顿旧部之用心”亦甚显明。这一举改变了两江驻军淮主湘辅的局面。此外，因左宗棠督江，湘籍文武官绅纷纷调至两江。后来历任东南封疆大吏的聂缉椝等人，就是这时开始受到重用的。这都明显增强了湘人在两江地区的势力，有力促进了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
更值得强调的是，左宗棠随后在奏请开缺的同时，竟然密保江督替人，这实属非同寻常。曾国藩虽在战时保荐过多位军政大员，但作为两江总督，还不曾敢于保举替人。此前李鸿章因回籍葬亲，曾在清廷的示意下，密保张树声或刘秉璋暂时署理直隶总督，与此情形亦自不同。光绪十年（1884）正月初四日左宗棠再次奏辞，同时保举裕禄、杨昌濬和曾国荃继任江督。他说：“既避贤路，则择人自代有不容不尽心竭虑，以求上承恩眷，下释私怀者。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细味左宗棠对三人的“考语”和排序，再考虑到彼此的亲疏远近，似可知左宗棠之意实在第二位的杨昌濬。以裕禄居首，不过是以满人应付朝廷，借以去疑止谤。将曾国荃排在最末，亦多少表明左宗棠对他实有保留。两人此前就有竞争江督的因素在，此后更是颇有后言。
光绪十年正月十一日，左宗棠的折、片发给军机大臣阅看。因事关重大，必须当面请旨，而当日慈禧太后未召见，故军机处将折、片“暂留”。次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遂决定左宗棠开缺，给假四个月回籍调理，以裕禄署理江督。然而，仅仅八天之后，清廷又改任曾国荃署理江督。此中大有文章。二月初四日，郭嵩焘一见到如此前后矛盾的两道上谕，就推测“有言官陈奏”。事实比言官陈奏更为复杂。原来，令左宗棠开缺，以裕禄署理江督的上谕一经颁下，就引起朝臣激烈反应。
正月十八日，包括内阁学士周德润在内的两件封奏，均言左宗棠“不宜引退”，遂使最高层不得不解释决策苦衷。御史丁振铎的措辞更为激烈。他以中法形势严峻，两江任重敏感，裕禄军事、洋务均有不足，威望尚浅、人地不宜为由，奏请“另简晓畅军事、威望夙著之员”前往督理。尽管该折暂未发生作用，但两日之后，御史张人骏以“慎重海疆起见”，再次上奏质疑朝命。他直言“南洋商防兼筹，江督文武并辖，非熟悉洋情，则必为外国所轻；非熟悉军务，则必为诸将所轻；非熟悉吏事，则必为群下所轻”，故奏请特简“威望素著之大臣”。张人骏的奏折条分缕析，说理透澈，让人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
当时曾国荃在京署理礼部尚书。丁振铎、张人骏接连奏请熟悉军务、洋情、吏事，威望素著之大臣，虽不能挑明曾国荃，其实所指为谁，已是不言自明。正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二刻，终于决定曾国荃署理江督。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庶几威望副此席乎。”早在正月初九日，翁同龢就发现英国公使巴夏礼对曾国荃颇敬重。翁氏此言正是针对丁振铎和张人骏的封奏。
进言之，在丁振铎和张人骏背后，或许还有李鸿藻的暗中主持。丁振铎和张人骏虽不似张佩纶、张之洞那么出名，但也是李鸿藻麾下的清流干将。尤其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与李鸿藻长期亲近。张佩纶一听说裕禄署理江督，即向户部尚书阎敬铭发出“如何如何”的感叹。尽管张佩纶平时对曾国荃不无微词，但此次曾氏入京后，他认为“沅帅（曾国荃）自是老成宿望”，特意往见，“倍致敬慕”。正月十七日，张佩纶在致李鸿藻的密信中说：“闽疆自以丁（宝桢）为上选，曾（国荃）则就地取才耳”，又称曾国荃“到处皆得美誉也”。此处“就地取才”，似当作“为地择人”之意。所以，有理由相信张人骏的折子是他们共谋的结果。就在张人骏上奏前一日，翁同龢邀请曾国荃、李鸿藻、阎敬铭、张之万、广寿在家喝酒。曾国荃赴约最早，与翁同龢长谈，翁对曾多有赞词。从前文看，不用曾国荃出任江督，实为最高层长期以来的秘策。故此次曾国荃终于勉强署理江督，乃系中外形势逼迫所致，大概同时也获得了李鸿藻和翁同龢的支持。
曾国荃到南京署理江督后不久，震惊朝野的甲申易枢突然爆发，恭亲王、李鸿藻、翁同龢等军机全部罢黜。虽然由于中法战云密布，清廷不得不重用曾国荃，但曾氏地位并不稳固。六月之前，据在京的刘铭传透露，“内意”欲令四川总督丁宝桢调南洋大臣，以曾国荃为闽浙总督。迨七月中法宣战后，醇亲王欲派左宗棠南下福建督师，相信“楚军必为之一振，先声夺人”。然而，左宗棠却意欲驻扎江宁。所以，七月十六日，醇亲王给军机处的密信称：“若按彼（左宗棠）意南下，则沅圃（曾国荃）必多掣肘，转费调停。此节拟于后日请旨。”七月十八日，醇亲王和慈禧太后商议后，下令左宗棠督师闽浙，曾国荃实授江督。当时颇有传言左宗棠谋求回任江督，但据了解内情的湘人京官周寿昌说，曾国荃实授之命，实系左宗棠“娄〔屡〕言之醇邸，始有此旨”。无论如何，曾国荃之所以能够坐稳江督，很大程度上是中法战争之结果，而醇亲王也与有力焉。
曾国荃在任几近七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日薨于位。他之所以能够久任江督，以下几点值得揣摩。首先，曾国荃借中法战争的严峻形势，延续左宗棠的举措，“大招湘军旧部，扩建新营头，三月不到，竟至20余营之多。直到战后裁留，也还有14营头。加上督标、练军、老湘营等14营，皆为湘军旧部所掌握，已超过淮军驻防存留的20营之数”。此外，陈湜、聂缉椝、刘麒祥、汤寿铭等湘系要员都相继得到重用。中法战争之后，江南的湘系军政势力更加膨胀，终令朝廷不得不有所顾忌。其次，曾氏政尚宽简，与民休息，“金陵官绅，交口称颂”。后来，办理江南赈务，得黄彭年相助，“声名大佳”。第三，与其他人相较，曾国荃同北洋大臣李鸿章更为和衷，南北提衡，支撑着大清王朝。最后，曾国荃不仅与江宁将军、都统尽力结交，而且经由荣禄走通了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的路子，获得了高层支持。
光绪十六年曾国荃去世后，朝旨以安徽巡抚、浙江人沈秉成署理江督。郭嵩焘见此情形，估计必是云贵总督、浙江人王文韶补授江督。他的湖南同乡则谓山东巡抚张曜“朝眷方隆”，最有希望。有意思的是，这些候选人仍是非湘非淮。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家居十载的刘坤一再得眷顾，简放江督。耐人寻味的是，郭嵩焘等湘人虽然非常在意江督人选，但也并不认为唯湘人可做，然而朝旨却唯湘人是任。何以形成如此局面？李鸿章的说法值得注意：
忠襄（曾国荃）晚年政尚宽大，营务不无懈弛。尊论诚为洞微。文襄（左宗棠）、忠襄，两政十载，湘楚旧部，视若家乡，而随忠襄者，尤多且久。昔之相从尽力，今则失职无归，责望旧恩，原有不能尽绳以法者。然近年屡有造谋巨案，不免用钺，而徒党实不可爬梳。每值岁暮，讹言烦兴，转调江阴防军，以为金陵翊卫，窃谓此患非日久未易铲除。选帅必于湘人，朝意亦深顾虑。
可见，自1880年代以来，由于中俄危机和中法战争中严峻的对外形势，不得不用文武兼资的湘帅出任江督。而左宗棠、曾国荃近十年的有意经营，遂使湘系军政势力在江南更为盘根错节；加以湘军和长江流域蠢蠢欲动的哥老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令朝廷颇有顾虑。同时，因有北洋淮系和湖北张之洞势力的有力制衡，这时朝廷也不像曾国藩时代那么担心东南湘系尾大不掉，反而更看重湘系势力稳定东南大局的作用。于是江督“选帅必于湘人”。这无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
进言之，随着李鸿章淮系力量在北洋的不断增强，朝廷在必须倚重李氏的同时，也开始有意扶植东南的湘系力量，以制衡北洋。醇亲王奕譞在光绪七年和十年，先后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左宗棠、曾国荃实授江督，或许就有平衡北洋的考虑。而当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去世时，这一政策转向已经非常明显。研究者常引醇亲王的一段话——“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竞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醇亲王建议谨慎裁撤左宗棠的恪靖营湘军，意在扶植东南湘系力量，以平衡势力日增的北洋淮系，但这并非希望湘、淮水火，通常情况下还是期望二者共持大局，避免出现独大居奇局面。此外，据帮办海军大臣曾纪泽的情报，在光绪十二年（1886）巡阅北洋水师后，醇亲王本有意在次年巡阅南洋兵轮水师。曾国荃也已“先事绸缪”，派湘系干将汤寿铭赴上海“暗中部署”。这也可视为醇亲王对南洋的支持。但光绪十三年（1887）醇亲王病体缠绵，很可能是未成行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东南湘系还注意调整和满洲权贵的关系。与曾国荃相似，刘坤一更是经由荣禄走通了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的路子获得了最高层的有力支持。在如此多种因素交织下，湘人江督格局得以维系。这不仅维持了东南的政局稳定，而且与北洋淮系南北提衡，成为支撑清朝统治的权势重心之一。
结 论
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时人及前辈学者的论述中多有依据。但以前论及晚清政治，或者含糊地提出同、光以来湘系长期盘踞东南，或者笼统地认为同、光以来朝廷在南洋用湘系、在北洋用淮系，贯彻湘、淮分治。但实际情况如何，仍有深入检讨的必要。
第一，本文认为，湘人江督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最终形成实有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以1880年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80年以前实为江督纷更的年代。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在稳定东南半壁和防止曾国藩系统尾大不掉之间微妙平衡，结果曾国藩被频繁调动，七年三往返，不能稳坐江督。1872年曾国藩去世前后，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相继出任江督。既往多认为，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虽非湘人，但都是“久与湘军共事者”。然而，一方面，当时的东南大员几乎都与湘军共事过；另一方面，马、何、李、沈诸人皆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毕竟与湘帅不同，况且沈葆桢与曾国藩还大为龃龉。直到1880年之后的二十多年，实任江督皆系湘人，湘人江督格局方才真正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及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的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因此，1880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微妙差别值得注意。
第二，既往多强调李鸿章对江督人选的影响，以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都是其进士同年为据。其实，以上诸人也都是军机大臣沈桂芬的进士同年，且均为沈桂芬所赏识。此外，刘坤一尽管不为李鸿章所喜，却能继沈葆桢为江督，更可见沈桂芬的推举作用。以往大体知道沈桂芬在1881年去世前长期“当国”，但限于论述角度和材料，往往语焉不详。本文用可靠史实，论证了沈桂芬主政的军机处在江督任用上的政治理念及其运作。进言之，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彭玉麟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大体有两个用人倾向：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都可作如是观。即使因为海防形势严峻，必须借助湘系领袖，也倾向选用刘坤一这种在湘系比较弱势，且供给朝廷上表现甚佳的湘帅。所以，此期江督的选任，不仅涉及朝廷、湘系、淮系各方的权力之争，也反映了晚清内治与洋务、科举与军功的不同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的分歧。
第三，更重要的是，湘人江督格局形成和终结的历史表明，在内外轻重和央地关系之外，南北关系的平衡和演变也是分析晚清政治格局的一条重要线索。自从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后，中国经济财赋历来南重北轻，清朝亦然。但就政治和军事而言，清朝长期内重外轻，相应也就北重南轻。不过，19世纪60年代起家南方的湘、淮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并驻兵江南后，一时间东南不仅是经济财赋中心，也实为政治军事重心。这时，清朝不仅暴露出罗尔纲提出的内轻外重和督抚权重问题，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北轻南重局面。朝廷为扭转这一局面，想方设法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掌控。一方面，湘军裁撤后曾国藩不能久任江督，李鸿章淮军一开始也要尽量裁撤，或者开往西南或西北。另一方面，文祥、沈桂芬等清廷高层重用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非湘非淮大员（如马新贻），替朝廷接掌东南大权。然而，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刺马案暴露出的中外紧张形势和江南隐伏的骚乱，打断了这一进程。清廷不得不优先加强北洋畿辅实力，故手握重兵且擅长外交的李鸿章得到重用，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就始于李鸿章。于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形成晚清的南、北洋体制。经过十年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和畿辅国防建设，政治军事上的北重南轻固然回归，但北洋淮系势力也已膨胀。
以往为了凸显清朝湘、淮分治的政治策略，过度强调同、光两朝在江督和直督用人上的分治湘、淮原则，似不尽符合事实。其实，湘、淮分治南、北洋，要到19世纪80年代后才由于局势变化而逐渐明显。在1880年以前，朝廷颇忌讳湘人领袖坐拥江督。所以曾国藩在世时难以久任，频繁调动；迨曾氏去世后，沈桂芬等“当国者”也尽量不用湘人出任江督。但1880年之后情势大变。这时，李鸿章的北洋淮系自然是清朝最重要的支柱，但醇亲王奕譞等清廷高层为了稳固统治，开始有意追求南、北平衡和湘、淮分治，以防止北洋独大居奇。加以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问题、中法越南危机相继发生，海防形势严峻，中外关系紧张，遂使南洋地区越来越需要军功出身、谙练洋务者坐镇。在1881年沈桂芬去世及枢廷不得力的情况下，醇亲王的发言权增大。1881年和1884年，醇王说服慈禧，实授湘系领袖左宗棠和曾国荃为江督，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左宗棠和曾国荃相继出任江督后，利用越南危机和中法战争的局势，大量增募湘军，引用湘系文武，一举改变了江南驻军淮主湘辅的局面，遂使湘系军政势力在江南更为盘根错节；加以湘军和长江流域蠢蠢欲动的哥老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令朝廷颇有顾虑。于是江督“选帅必于湘人”，以稳定东南大局。这无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1890年曾国荃去世后，刘坤一接任江督，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也使得湘人江督格局更加巩固。
一旦形成湘淮南北平衡状态，政局也就更趋稳定。正如朝廷湘、淮分治，主要是避免独大居奇，并非乐见二者水火，通常还是希望他们共持大局。湘人江督格局形成后，南洋湘系与北洋淮系的关系大体就是如此。他们南北提衡，共同维护着清朝统治。如果没有剧烈的外力冲击，这种平衡状态应能持续更久。但甲午战争改变了一切。战后北洋淮系崩溃，南洋湘系则为清朝保留了一个政局重心。这在戊戌政变至庚子事变中体现至为明显。但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侵华摧毁了北洋力量，而东南互保让刘坤一的南洋湘系权势大增，北轻南重局面在晚清再次凸显。东南互保虽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但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和北轻南重局面，令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层五味杂陈。辛丑回銮前后，面对京津及东三省外人迫在眉睫的武力威胁和畿辅空虚的严峻现实，朝廷有意重建北洋实力，并依靠袁世凯加强对东南财赋之区的掌控。迨1902年湘系领袖刘坤一去世后，在清廷集权政策和袁世凯“北洋下南洋”的冲击下，湘系势力遭受重创，湘人江督格局终难为继。朝廷和地方、北洋与南洋、北洋系和湘系的关系都发生重大变化，清朝的政治版图大幅重组，南北关系进入一个动荡的调整期。即使1911年清朝覆亡，满汉关系不再成为关键问题，而南北关系仍是北洋政局的核心。
〔本文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2021“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批准号：710150271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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