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很多，争议也很多。有人痛批五四，说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灾难”，有人说五四“非基（基督教）”，所以启蒙失败。这些都是片面的观点。如果看看那些亲历者的文章，例如鲁迅、胡适，就会得到纠正。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在当时，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各种主义交汇，但以追求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为主流。不过，由于彼时的中国太过年轻，而本土思想资源亦不足，所以最终没有结出好果实。这其中，关系最大的，还是“庶民”尚未觉醒。也就是说，都是社会精英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难以实现社会再造。因此，五四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了诸多伏笔，曾经的难题至今都很难化解。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的nation包括“出生地”“人民”等含义。当时的参与者，基本上理解了“世界精神”，但却无力将这种精神本土化，因此，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没有人能够提供比较完整的方案。尽管当时也有各种立法，但我们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族精神”需要习惯、传统的支持。就像卢梭所说，习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中，“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但在传统中国，一无公民政治传统，二无法治传统，三无宗教传统。而当时正值世界大战，接着是国内割据状态。因此，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似乎一直不好作答。
但，在五四时期，运动的参与者是试图回答这一难题的。其中，“非儒”“非基”构成了答案的一部分。“非儒”是主流，“非基”则各有各的势力。二者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即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因此，不管是“非儒”还是“非基”，参与者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
在“非儒”中，最典型的是态度是张申府说的“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还有鲁迅，他指出，“总而言之，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但，鲁迅坚决否定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写道：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应该说，这是极富洞察的批判。我们知道，根据霍布斯的理论，“自我保存”是个人自由，也是国家产生的依据。鲁迅之所以“非儒”，正是因为儒家纲常伦理维护的，是等级制的权力。儒家学说如果也算宗教的话，那么，也是典型的“制度宗教”，而非“个人宗教”。也就是说，儒家很难提供个人心灵安顿之所。
而在“非基”中，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用科学主义和进化论驳斥上帝创世说；支持基督教的一方，包括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张东荪等，相对处于弱势地位。
最终，“非儒”“非基”运动“有破无立”。于是，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是新文化运动。不过，这种文化依然缺少某些精神性的东西。这导致了很多汉学家得出了同一个论断：“中国是一个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从此，文化泛滥成灾，但却不能从“文化民族”转向“政治民族”。文化自由，也导致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又什么都可以不信。
“新文化运动”其实具有很强的“后现代”色彩。通过这场运动，知识阶层也从此跌落神坛。知识仍然与政治无关。知识仍然只配做依附权贵的“敲门砖”。人们仍然在争论要不要“信教”。其实，在中国，“信教”仍然是一种文化崇拜和知识崇拜。我们对宗教缺少贴身的亲近感。但很多人又非常迷信宗教的社会功能。
殊不知，政治（权力）的内核就是宗教。这一点，当代哲人阿甘本已经为我们揭示得非常清楚了。阿甘本因此认为，当代政治的任务，就是渎神。即，人们应该从“神圣”与“世俗”的划分中走出来，而拥抱“俗世”的“污浊”生活。生活本就是污浊的。所谓“神圣”与“世俗”，都是制度化的、权力化的。“世俗”的东西，并不比“神圣”的东西更少危险。故，阿甘本认为，人们应该嬉戏任何制度化的东西，这样，一个人才能自在自为。无疑，鲁迅也是具有这种后现代性的。他在《忽然想到》中写道：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因此，我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大可不必强求一致。在现时代，每个人都活自己的，都有自己的“个人宗教”，而不必强制他人，这，才是对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毕竟我们离五四时期100多年了，世界正在发生并不值得悲观的变化。我们对政治、宗教、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前人更强，对民主和科学的实践也应该比前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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