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春刀》中，有一个追杀魏忠贤的小锦衣卫，叫沈炼。跟着不得志的大哥，想弄点钱，反惹了一身祸。
要说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叫沈炼的锦衣卫，以刚贞留名青史，被严嵩父子陷害。《大明王朝1566》中，七爷在严党倒台时，对着严世蕃骂了一句：“还记得惨死的沈炼大人吗？”相比而言，《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炼，更符合史实。
沈炼死时，同时代散文家茅坤扼腕：“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才子李贽叹曰：“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遗臭万年。”
不过，碍于大明王朝的错案追责制，直到严嵩倒台，“沈炼枉死”一案才得以平反。
命运
1507年9月，湖广安陆（今“钟祥市”）兴王府降生了一个叫朱厚熜的小娃娃。
小娃娃的乳母，进府时带着自己的亲儿子，陆炳。陆炳比朱厚熜小三岁，两位小朋友性情相投，相伴相嬉，成了终生的伙伴。
此时，他们不知道，未来，朱厚熜成了嘉靖帝（朱厚熜是明武宗的堂弟，本无缘皇位。但因武宗无子，朱厚熜才有机会被推上大位），陆炳则成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公兼孤”的大臣，太保兼少傅。即便是名动天下的王阳明、张居正、严嵩等人，亦不曾获此殊荣（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头衔；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头衔）。
此时，他们也不知道，1507年10月，即朱厚熜出生后一个月，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一个普通农户之家，得子沈炼。未来，朱厚熜要杀沈炼，陆炳则要救沈炼。
而把朱厚熜、陆炳、沈炼三人串在一起的人，叫“阿勒坦”，蒙古人，生于1508年1月，比朱厚熜小三个月。四十年后，“阿勒坦”率军直达北京，围城八日，酿成著名的“庚戌之变”，差一点就重演“靖康之耻”。
还需要提一下的是，1513年，一个受排挤的地方志编修，生了一个儿子。这对父子，爸爸叫严嵩，儿子叫严世蕃。但在1513年，天下还是“满朝公卿，皆出我门”的刘公公之天下（参《成化妖狐案》）。此时，严嵩还不知道，未来有个人，叫沈炼，以“骂严嵩”为志。
史传沈父问沈炼：你可知“炼”字何意？
沈炼答：不知。
沈父曰：“炼”者，铄冶金也。铄而治之，愈消则愈精，化土成钢。
坦率说，我并不是很确信沈父能够如此准确地引用《说文解字》。听起来，这更像是后人对倾慕者的附会。不过，这不重要，因为沈炼之生平，确实对得起“愈消愈精、化土成钢”之神魂（《明史·沈炼传》：“炼为人刚直,疾恶如仇。”）。
遇见
刘瑾倒台后，严嵩攀附同乡夏言，入京为官。后利用嘉靖不满夏言屡屡劝进“勿崇道废政”的机会，严嵩开始营造倒夏之势，并最终在在“大礼议之争”中挤走夏言，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开启“严阁老”时代。
在严嵩一步步登上巅峰的同时，陆炳和沈炼也正顺着命运的安排，彼此靠近。
先说陆炳。《湖广总志》载：“炳生而沉鸷健武，长身火色，鹤行左右，背裂而上窜，望之如神人。”说白了，人帅气质佳，妥妥一个颜值担当（有人怀疑陆炳与朱厚熜之间有男风之情，但我没有检索到权威史料）。更重要的是，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遇行宫大火，众人畏惧不进，陆炳只身冲入火场，将嘉靖背出。嘉靖二十一年，十数名宫女欲行刺嘉靖（史称“壬寅宫变”），陆炳闻讯后亦迅速救驾。嘉靖二十三年，陆炳掌锦衣卫印。在“大礼议之争”中，陆炳统协锦衣卫对抗东厂内臣，鼎助嘉靖树威（明成祖朱棣设东厂之后，仅嘉靖、崇祯两朝，锦衣卫可压制内臣。武宗时期，东厂权势滔天。他们希望继续控制继位的嘉靖，因此嘉靖扶陆炳入主锦衣卫）。
再说沈炼。据《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记载，沈炼曾随王阳明游学，以“我心光明”为志，被王阳明赞为“用世之才”。另据《绍兴府志》记载，沈炼与徐渭（徐文长）私交甚好，名列“越中十子”。嘉靖十八年，即陆炳火场救驾的那一年，沈炼出任溧阳县令，“搏击豪强，保护良善”（《溧阳县志》）。其后，沈炼又转任茌平县、清丰县等地县令，亦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
嘉靖二十八年，已掌锦衣卫印的陆炳，欲培植自己的嫡系，听闻沈炼清誉，将其招致麾下。传说，沈炼本无意入职锦衣卫。陆炳劝沈炼，做文官一级一级地熬，你何时能匡正天下？反之，你跟着我，立刻就能实现抱负，行大事何拘小节？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沈炼遂被陆炳说服。（《狂飙》中有类似的台词，只有当更大的官，才能做更多的事）
历史就是如此戏剧。在批斗夏言和“大礼议之争”中，陆炳与严嵩是合作伙伴，事后亦保持了不错的私交。沈炼进京不久，陆炳即向严嵩引荐沈炼。可没有想到，沈炼见“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参《明史·沈炼传》）。喝酒没喝对付，被沈炼当场折了面子，严嵩父子从此记住了沈炼这个人。
忠奸
陆炳这个人，很难用传统的“忠臣”“奸臣”标准去评判。
《明世宗实录》载：“炳雄黠多智数，善迎合上意。”如，面对嘉靖耗资糜费的崇道行为，陆炳不做任何劝谏，反与严嵩、朱希忠等人侍奉嘉靖修炼玄功。
《明史》也记载：“炳任豪恶吏为爪牙，悉知民间铢两奸。富人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用今天的话来说，陆炳很擅长“办案就是搞点钱”，通过敲打富商，既充盈国库，亦丰满己私。
特别是，如前所述，因多次与严嵩联手，陆炳一度被外界视为严党。
但另一面，名臣俞大猷在日记中称：“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
嘉靖下令廷杖官员时，陆炳会暗中协调掌棍者尽量不伤人 。因“直言进谏”而被嘉靖下入诏狱的官员，陆炳亦会安排人送药调伤。《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个公忠体国的胡宗宪。可惜，历史上真实的胡宗宪，并没有影视剧中那么正面。嘉靖三十七年，倭寇犯岑港，俞大猷率军与倭寇激战数日，斩敌大半。这本是一场大捷。但因倭寇惨部避退福建，遂有御史弹劾江浙官军“萎军不前，致倭患蔓延”。当是时，胡宗宪为江浙地区的封疆大吏，本应为第一责任人。但胡宗宪未做抗辩，而是将责任推到俞大猷身上。嘉靖皇帝大怒，下俞大猷于诏狱。陆炳得知此事之后，找到严嵩，请严嵩替俞大猷求情，俞大猷得保其命。
在陆炳出手援助的士人中，最出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二人与写出“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海瑞，并称死谏名臣。只是可惜，沈炼和杨继盛，都被屈杀了。
错杀
现在，该开篇时提到的“阿勒坦”登场了。
阿勒坦自幼随其兄衮必里克四处征战，尤其喜欢南下纵掠。嘉靖二年，阿勒坦率军攻打大同。嘉靖五年，侵井坪。嘉靖六年，犯葛峪。嘉靖八年，掠朔州……在这一连串的南犯作战中，明朝边将每每闻敌即溃，沈炼痛感：“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贿嵩，贿日以重。”（《明史·沈炼传》，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军官不好好打仗，一心通过贿赂严嵩而避责冒功）
终于，养痈成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再次南侵，阿勒坦经古北口，长驱直入，军临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丁汝夔问策严嵩。严嵩授意坚壁不战（《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任由蒙古人在城外焚掠八日。事后，因民怨沸腾，严嵩杀丁汝夔以灭口。
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民声多怨恨，但嘉靖一直被严嵩、仇鸾（此时，二人尚未反目。但“庚戌之变”后，严嵩携手陆炳，杀仇鸾）等人所蒙骗，误以为蒙古人是被明军击败的。此时，沈炼目见满朝文武，明哲无声，遂上疏言：
嘉靖闻奏，疑沈炼受人指使，借北边之事，向皇权发难，一时间朝野寒蝉，人人自危。是陆炳，找到严嵩，提出沈炼是自己的朋友，请严嵩放沈炼一马。当然，也有传言，陆炳担心，瓜蔓取供，未尝不会牵连出自己提拔沈炼一事，因此希望严嵩能够案结事了。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吧，最终，严嵩没有穷究沈炼，嘉靖也没杀沈炼，处廷杖，发配保安（今河北怀来）。
虽然，我没有找到权威的史料，说陆炳是为了保全自己才搭救沈炼。但随后的杨继盛之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民间猜测。杨继盛，河北容城县人，嘉靖朝著名谏臣。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在明知沈炼之遭遇的情况下，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因杨文明确提到了裕王朱载坖、景王朱载圳，于是严嵩再次提出，敌对势力借杨继盛之口，妄图动摇嘉靖的一尊之统（《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周云逸借天象非议朝政，嘉靖不关心天象，只关心周云逸背后有什么人。杖毙周云逸以骇众人。对于嘉靖而言，党争才是心腹大患）。于是，杨继盛被严刑逼供，史载其“两腿肿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后”。期间，陆炳为杨继盛提供医药，颇多照顾，但未见史料提及陆炳曾试图营救杨继盛。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被斩，弃尸于市。
此时，发配保安的沈炼，依然日日痛骂严嵩。还以草作像，名之严嵩，供人习射。嘉靖三十六年，蒙古连陷应州四十余城。守将杨顺避战远遁，事后杀害无辜边民以谎报军功。沈炼知道后，作诗：“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好巧不巧，杨顺是严嵩的干儿子。干爹的旧怨未了，干儿子对沈炼又添新恨。于是，杨顺与巡察保安州的御史路楷商议，以私通白莲教的名义，枉杀沈炼及沈炼的两个儿子沈衮、沈褒。
沈炼的长子，沈襄，因外出，所以到案时间晚于家人。不幸中之大幸，就在沈襄马上也要被刑讯致死的时候，杨顺因他事案发，沈襄捡回一命。
伸冤
侥幸未死的沈襄，只身入京鸣冤。
历史上，朱元璋可算是最喜欢把“法”挂在嘴边的人。
登基后的第一年，他就亲自参与《大明律》的勘定。随后，又口授《大明令》《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其他律法和指导案例。这其中，《大诰》，天下人手一册，各地纷纷开展“爱大诰、学大诰、用大诰”的活动。而《大明律》更被朱元璋视为经典，立下祖训，子孙不可更改。
要说朱元璋对《大明律》的这份感情，也就几百年后的拿破仑可以与之共鸣：“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不过，如此繁冗的立法活动，其结果却是司法的混乱。以《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为例，今天一个指导案例，明天一个指导案例，各指导案例之间的司法原则，彼此矛盾，随着现实需要和朱元璋心情而任意变化。如洪武四大案之郭桓案。朱元璋先是借郭桓之手对富户抄家没产，补充军需。随后又安排吴庸，刑讯郭桓，逼其承认借办案之机中饱私囊，对郭桓以及郭桓指供的一系列官员，均毁籍灭产，涉案款项一律充公（据《大诰》记载：“共折米算，所废者两千四百余万精粮”，相当于大明一年多的全国财政收入）。但这还没完，因郭桓案的连锁反应太大（所谓“上朝如上坟”之传说，即来自郭桓案。据《明史·刑法志》载：“自六部左右侍朗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檄赃所寄借偏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为安抚舆情，朱元璋又一次指派人手刑讯郭桓案的主办官吴庸，将郭桓案中的部分判项认定为错案，罚没郭桓案参与人员的家产，但被认定部分错案的郭桓等人的家产，并未返还。一案三吃，朱元璋的得意之作。
坊间传闻，在斩杀吴庸之前，朱元璋召其入殿，吐露苦衷。但对于朱元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派，吴庸早就心知肚明，只说了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没找到这段传闻的确切依据，或许是“曹操借人头“的演绎吧。
当然，今天先不扯太远，还是说回沈炼。
长子沈襄入京申诉，缘于朱元璋立下的规矩——明朝仿效唐、宋的登闻鼓制度，鼓励冤案家属脱离地方控制，越级京控，凡阻拦者，斩。
单从字面上看，明朝对于冤案不可谓不重视。但看看实际案例，就能发现，这种“登闻鼓”制度，基本就是摆设。如隆庆六年，一夜，强盗入周世臣宅府，杀人越货，但不小心留下了活口。事后，目击者报案。主办官员张国维勘查后，认定盗贼早已逃之夭夭，难以破案，于是反诬目击者就是凶手。直到若干年后，真凶落网，周世臣案才得以平反。
在冤案平反之前的诺干年内，蒙冤家属一直在敲登闻鼓，但始终无人理睬。你可以敲鼓，我也不阻拦你，但我可以听不见。朱元璋那么雄心勃勃的冤错案防御制度，如此轻松地就被破了。直到周世臣案的主办官员远调南京，这宗冤案才得到再审的机会。
沈襄的申诉，过程大同小异，一直徒劳无功。直到嘉靖四十一年，邹应龙成功弹劾严氏父子之后，嘉靖才命胡维新再审沈炼案。
追责
朱元璋还有一项冤错案防范制度，错案追责制。一旦查实冤杀了无辜者，主办官员亦斩，同态报复。
但正如朱元璋自己就冤杀吴庸，周世臣案中的枉法官员也丝毫不惧未来被追责。
为什么？
人们总是担心，如果不追责，违法办案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追责制度有利于实现震慑效果。
但这个逻辑，其实就和重刑主义不一定能遏制犯罪的道理一样。
朱元璋对错案追责制抱以很大的希望。可是，一来，对于没有领导或人情干预的普通案件，在有可能被追责的情况下，官员们往往采取能推就推的态度。中国一直强调“无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自己调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而闹到衙门就成了官员的事，官员当然怕做多错多（参《孔子很伤心》）。
而对于那些有领导或人情干预案件。听领导的话，办了错案被追责，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不听领导的话，马上就被穿小鞋，则是眼前的现实问题。相比于未来被追责，显然眼下不得罪领导才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追责的前提，是要先认定出一个错案。只要没错案，自然就没追责。而只要领导还没有倒台，错案就很难被认定。
沈炼案，满朝文武都知道是错案，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沈炼与白莲教有染。可只要严嵩不倒台，沈炼案就不可能再审。伪造证据冤枉沈炼的杨顺，是因其他贪腐案件而被查处。杨顺诬陷沈炼的行为，到杨顺被杀，也无人查问。
还有前面提到的周世臣案。小小巡防头目张国维为了破案邀功，伪造证据枉杀两男一女。但就这么一件破绽百出的错案，先是刑部官员翁侍郎敷衍了事，只看了张国维的文书回报即签准。明朝的死刑，要上报复核，而复核周世臣案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拱。可高拱复核，无非还是看文书。文书都是屈打成招编好的，高拱单纯看看案卷，又能做什么？于是，高拱亦签准。
就这样，一个冤错案，仅仅是一个小头目的私心，下到京官，上到阁员，一路绿灯，无一人能阻止冤错案的发生。可是，当冤错案最终被发现的时候，负责再审的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张居正考虑，这么一个小案子，如果严格执行错案追责，牵扯面太大，不利于朝廷形象。最后，张居正拍板，板子只打在两个基层官员身上，其他人皆不提及。一宗造成三人冤死的错案，就这么高举轻放了。
还有前文提到的陆炳。其人很擅长办案就是搞点钱。但终其一生，未因任何一宗冤杀富商而被追责。陆炳因贪腐而被夏言弹劾，陆炳联手严嵩打击夏言，罗织伪证，同样未被追责。为什么？嘉靖喜欢陆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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