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名字太响亮了。认识他有几个阶段，最先是学生时代学历史，看到公车上书，梁启超与康有为齐名。接着学到那篇著名的课文——《少年中国说》，虽然收录进教材是节选，依旧气势非凡。再后来看近代史，才知道梁启超不仅是政治家，还在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是专家。又知道，他的子女后代人才辈出，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更具有大学问。这一方面，其他一般人更不能与他相比了。前段时间经一位老师介绍，看了梁启超家书，对他了解得更多了些。他近一百年前写给家人们的信，让他的形象在后来的读者面前立体起来。他像普通人一样，有着对孩子的爱，不同的是，他对待孩子们在温情的同时，给予他们更大的指导和引领，真正守护着他们的成长。他告诉孩子们在发挥各自特长的同时，要发展兴趣爱好，不让专业占据全部的生活。他给予他们为人处世、婚姻家庭、生活经济等各方面的指导，却把选择权留给孩子们，自己只是给出分析和建议。他毫不吝啬自己对孩子们的爱，经常在信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间接表达时，他细致地描述自己在外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旅途中的风景：循海周遭行，弥望荷花十顷，杂以菱芰芡之属，水佩风裳，冷香飞上，湖外老柳古槐，圆阴匝地，蝉声豪迈，如诉兴亡。描述完毕，话锋一转，说道：“胜赏既殚，继以幽感，惜吾爱女不相陪侍也。”后来游西湖，又说：“非儿侍我，我不欢矣。”他盼望孩子们的回信，就像小孩子希望得到一个心仪的玩具一样，经常在信中埋怨，孩子们写给自己的信怎么少了，或者哪个孩子比如梁思成多久没有来信了。“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回出岔子。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卷入政治活动，他安慰自己道：“将来成败未可知，亦惟见一步做一步耳。”在日本久了，回到国内，他很是想念原来的生活：“居东十年，养成山野之性，入此烦浊界，为之头痛。”后来信中多次提到想回日本，“以二十四金赁双涛园，理其荒秽供我啸咏”。心胸再开阔，也有郁闷的时候——“事无可为而又摆脱不得，徒增懊恼”。有时又很矛盾，说自己不会闷：“像我这样一个人独处一年，我也不闷，因为我做我的学问便已忙不过来。”但那是假的，失意、烦闷来临时，他会羡慕孩子，说：“诗云：'夭夭沃沃，乐子之无知。’最可羡者，思庄、思达辈耳。”总起来看，他心胸开阔，面对不能左右的事和逆境，大都保持平常心，顺其自然。他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还引用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道：“孩子们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而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终日孜孜，而无劳倦，即是忧患之赐也。”“昔人称，精神日用则日出。”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话，他多次在信中对着孩子们唠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要不至冻馁，在这种半清净半热闹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读书最好，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不只是用讲道理那一种形式教育孩子，还拿自己的生活实例来说：“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终日劳苦，而精神逾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他也不是一味地让孩子们吃苦，而是认为适当吃苦有益身心，不至于在遇到坏的环境时不能生存。吃苦之外，还要注意心理健康，不能消亡了志气：“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人事难知，或不及待，亦未可知，当念光阴难得，黾勉日进。”“'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应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也。”他不是书呆子，也不希望子女们成为书呆子，而是要学业、生活相互协调：“不要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饫，使自得之……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得起消化作用。”“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看到女儿梁思顺学问有长进，他说：“吾闻此则百忧解。”与普通的父亲没有区别。他不希望孩子们做官，认为“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教育事业才是正途。他想专门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一私立大学，等女儿毕业回来，两件事都可以帮忙。“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婚礼只要庄严，不要奢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婚礼）在不丰不俭之间，办得极庄严极美丽，正合吾意。”某些在婚恋上比较特殊的人，比如徐志摩这样的，他会严厉批评：“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我的计画，本来你们姊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平心而论，爱女儿那里会不爱女婿呢，但总是间接的爱，是不能为讳的。徽音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她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不妨，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式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在对子女做人做事的教育上，梁启超的言论很值得思考。他说：“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与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独立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他自己做事也颇有方法，很善于用人，让“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请献于社会”，认为做首长的人应该“劳于用人而逸于治事”。他向来办事专在“求好副手”上用工夫。“一个人要用其长……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每个人的家书都有自己的特色。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梁启超家书，应该是最著名的三部家书，比较起来，在大的主题上，曾国藩家书和梁启超家书涉及较多；在生活细节方面，各有千秋，关注点不同。这当然与家书作者个人的职业、学识、经历、所处环境等有关。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写作者不同，读者不同，获取的收益不同。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正确的人，读一点别人的思想文字，除了带给自己精神上思考的乐趣以外，在实用上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回过来看梁启超家书，他更多的是在教我们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父亲。（这篇帖子引用较多，引用的内容都出自《梁启超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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