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的印象，西方科幻小说有个常见的倾向或者说设定，即所谓“反乌托邦”，对未来高技术背景下的政治持批判立场。这是个好的传统。而中国武侠小说其实也有一个传统，即反朝廷，至少对朝廷保持距离，可说是对古典低技术背景下的政治抱着批判立场。这跟西方“反乌托邦”的传统是对等的，值得我们珍视。
我觉得，在反朝廷这一点上，金庸小说或许是最突出的，至少是最突出者之一。
在他的笔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国族大义之名，江湖中人可以跟朝廷并肩作战，但二者终究是同床异梦的。张无忌、韦小宝的结局就是典型：在《倚天屠龙记》最后，张无忌被朱元璋暗算，明教亡而明朝兴，江湖消沉而朝廷崛起，但惟其如此，张无忌也落得一身清白，跟那个残暴的朱明政权毫无瓜葛了；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本来既是康熙的宠臣，又是陈近南的弟子，同时与朝廷和抵抗朝廷的天地会双方合作，等于是脚踏两条船，但到了最后，在朝廷一统天下之际，他选择了退出江湖，又等于是与朝廷分道扬镳，在政治上也算“大节不亏”了。
试看其他的武侠小说家：古龙最著名的角色之一陆小凤，是帮朝廷破案的；温瑞安最著名的作品，写的是“四大名捕”；黄易最著名的《寻秦记》，主人公项少龙一手将赢政打造为秦始皇——尽管他的结局也跟张无忌、韦小宝大同小异。跟他们相比，金庸小说的反朝廷倾向是更为彻底的。
应该说，反朝廷倾向是中国旧武侠小说固有的，金庸只是一位继承者，但他也堪称是一位发扬光大者。完全可以说，到了金庸那里，反朝廷成了武侠小说最主要的政治设定之一，而这一点，我觉得跟他创作时的语境有关，具体来说，就是跟当时香港的政治情势有关。
从1950到1970年代，在两岸对峙的局势下，殖民地香港客观上成为一个特殊的第三方，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飞地”。由于仍处于大英帝国治下，香港在政治上是非国非共的；同时，大英帝国在香港前景不明，其殖民统治又是“临时”性质的，它当然也无法成为香港人终极的政治认同。如论者所言，那是一个“偷来的地方”，是一段“偷来的时间”。那是一个扩大版的九龙城寨，一个遗老、国民党、左翼、托派、“汉奸”可以共存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政治空间里，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知识分子，大约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任何政治、任何政府，都有一种不确定感，一种不信任感，一种不认同感。我想，金庸小说的反朝廷设定，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金庸所承受的旧武侠传统，而外因就是金庸所处身的香港政治空间。
金庸小说的产生，需要一个存在真正大众娱乐文化的环境，需要一个存在真正报业的环境，这个条件，当时在大陆是不具备的，在台湾也不充分，只有香港能完全满足。这一点，是大家都不难想见的。而我在此想强调的是，金庸小说所呈现的政治设定，也跟当时香港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跟《明报》非左非右的独立地位遥相呼应。
重复一次，这个时代背景，只限于1950到1970年代，金庸在这个时间段里的政治心理，与之前不同，与之后也不同。而金庸一生最有创作力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于是他留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文本——而从此，反朝廷也成为武侠小说的一个隐性传统。
假如不是在那样的时代，不是在那样的香港，就算是同一个金庸，想来他的《明报》也不会有那样的独立性的，他的小说也不会有那样的反朝廷倾向的。这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读者的幸运。
因为，比起最终向朝廷靠拢的金庸，始终跟朝廷保持着距离的金庸小说，是更让我们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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