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买单的困局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连年下滑，很多女性都不想要孩子，很多专家看来也都急白了头，但在媒体上看到的大抵只是呼吁“多生”的必要性，却很少人去探究背后的原因，进而解决“为什么不生”的问题。

“不想要”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不敢要”。这还不完全是“养不起”这种经济因素，更关键的是牵涉到巨大的精力投入。就像我此前说过的，东亚女性不想生孩子说到底是某种“生育罢工”，是女性在面对种种不利的博弈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因为如果你想要实现自我，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兼顾。在一些更保守的社会里，一个女性如果真想自我解放，常常就必须作出放弃家庭的决定。

人心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愿意心甘情愿去做一件明明对自己不利的事。如果说以前世世代代都觉得“生孩子理所当然的事”，那么现在就必须回答年轻一代的问题：“为什么？”要让人愿意生孩子，那社会至少应当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权利保障和文化氛围，不必觉得这是一件需要自己作出巨大牺牲、代价高昂的难事，从而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享受与孩子相处的快乐。

显然，中国社会的现实距离这还很遥远。因为这看起来是“应当的”，实际上却需要全盘的改变和巨大的投入。别的不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出生后，大多数公立幼儿园都只收3岁以上孩子，这意味着在这3年内，必须有人照顾孩子。那么谁来带？

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又请不起保姆，当妈的就必须有3年时间全脱产陪伴孩子——在国内的职场上，这基本上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毫无疑问，这样的抉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且不说中国社会默认“这肯定是当妈的来带”会让女性感到不平，问题是：她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这个问题也有人注意到了。豆瓣上的“叶眉”说，按说像这样，从几个月到3岁之间的早早托应该市场需求很大，为何一直没发展起来呢？因为私立的太贵（大城市里早托班每月约3500元），公立的又留下了大片缺口（国企的子弟托儿所幼儿园已随着改制没了）。

这其中的关键是：注册托班需要满足一系列硬性要求（面积300+平米、独门独院、厨房36平米以上、独立保安室和全职保安、消防验收标准），再加上现在城市规划中本来就很少考虑这些要求，往往只能租商铺外圈的活动空间，算下来符合这些条件的空间天生就贵。

这样理性一算，一个女性得达到月薪1万5，“才会心甘情愿地购买这种服务来把我的劳动力释放到市场上去”，否则月入几千元，是不是值得挣这个钱都是个疑问，“上班还有损耗呢，服饰化妆品，通勤费，午餐，必要的社交开支，很可能到最后上班成为赔本买卖”。也因此，她说：“男女之间，我当初就算结婚了也没觉得多少性别不平等，真的拖开差距的是生娃之后。”

有人说：“这就是逼我们女性回归家庭。”这种悲愤的心理可以理解，但确切地说，要说存在这样一个意图，这很难证实。现实也许比这更为棘手：这样一个无人买单的困局，是各种不同规则和力量复杂博弈的意外结果。

不妨看看这其中各方的不同考虑：

1）国家：希望你们多生，保证长期的人口红利；

2）女性：要我生，至少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3）公立托班：国企已经甩包袱，丢给市场解决了；

4）私立托班：既然市场化，当然有盈利的考虑，但成本太高了；

5）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要专门预留一块地方开幼儿园？

6）监管部门：办学资质条件当然要严管，不然出了事我来背锅？

不难看出，在这个局面中，每一个行动者都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理性考虑，但却缺乏统一的协调。毫无疑问，谁都希望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最好让自己免责，至于这样做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既无从预料，也不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只能管好自己这摊事。其结果，强势者各行其是，最终只有弱势者无可推卸地担负起所有代价。但现在，她们也觉醒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半生不熟”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半市场化”的写照。很多人因此怀念改革之前的政治遗产，那时仍然有一个全能的大家长将这些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各单位也都将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地照顾着；另一些人则相信没有回头路，这最终只能通过彻底按市场配置来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困局固然是“条块分割”式治理的必然产物，但更进一步说，也折射出女性权利在全局考虑中仍不重要。国家这个“全能的协调者”并没有完全退场，人口红利也无疑是想要的，但要说解决托班这个问题来解决女性后顾之忧？那恐怕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且不说这需要有人去跨部门协调本已臃肿、复杂的不同体系和资源，这样做也需要大量成本，而且对提升生育率能有多大效果还难说，最重要的是，这也缺乏先例。一直以来，让中国人“多生孩子”似乎是不需要激励机制的事，由老百姓自行承担养育的压力与代价，乃是治理成本最低的选择。

近现代中国开办幼托机构的最初目的，原本就不是为了解放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国家，为了动员女性这支重要力量一起“救中国”才去做的事。顺着这个逻辑，或许可以预见：只有到了人口危机足够严重，需要再度利用女性的力量（这一次是她们的子宫和劳动力）时，那只惰性巨大的“有形之手”才会不得已行动起来，协调解决那个困局。

在这个意义上，弱者选择“少生”或“不生”，既是出于自己的理性决定，也将是最有力的博弈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