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金庸作品《天龙八部》中的名案“杏子林事件”，发现一种值得玩味的观念。
列位丐帮长老、江湖前辈，各有一身本事、两肩道义、三四五件侠义功迹，无疑是一时代里认知水平和人生成就均高于一般人的江湖精英。但他们无不囿于“契丹人必是奸恶凶残之辈”的固有偏见。面对着乔峰的身世铁证，尽管为其磊落豪情深深打动，但却宁可怀疑眼前全套证明、宁可认定乔峰不是契丹人，也不愿抛弃关于“契丹人”标签的认知，甚至从没有意识到这一前提标签的存在。
读到这里，难免要为众人的智商着急——谁说契丹人中必定没有好人呢，放弃逻辑链上这一点成见，不就一切说得通了吗？——可是他们偏偏放不下。
这些抱守成见的旧式精英至今仍在我们身边，类似的标签偏见也屡见不鲜。信息爆炸到海量且无序，它就呼唤着看不见的大手来建构一种浅薄秩序、完成一种初步归纳。
是以，人生无处不标签。
乔帮主在杏子林事件中无奈撒手丐帮。
（二）
固然，标签是对事物特征的高度提炼，有益于提高交流效率，但其伴随的语义失准、止于浅白之反面效果，也是言者不得不虑及的。经过标签浓缩的意思，再由他者（转述者/读者）重新表达，进行语义的二次释放，更不免添附新的意思，导致更大偏差。恰如“口耳相传”传到最后往往偏差到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效应不仅在儿童游戏中得到验证，在现实的舆论场中也屡试不爽。
正因如此，标签宜于涵盖、难以细描。
我们可以为任何小概念迅速找到相应的大标签归宿，但是很难用标签词来精准指明一个真实的个体。每一只水果在超市中都有自己所属的分类框架，然而一个“苹果”的标签不可能描述每一只苹果的品相异同。此理成立，则哪怕标签细化如“黄元帅”、“红富士”，也仍然如此。
不妨观察近年流行的标签词：屌丝、土豪、绿茶婊、凤凰男、正能量……它们全新、独到、特征显著，因而在一段时期内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说话写作若不套用一下，就要被时代抛弃似的；若能熟练运用，则可以最简单迅速地触到听者/观者的敏感点，完成一次会心的小狂欢，藉此互相愉悦之机，更易互通消息、传递观念。如此便宜，谁肯不占？——原该占的。
然而，正因为造词太好、太容易套用，也促成了言者与听者两厢同步的依赖。人有偷懒的本能，贤愚众生概莫能外。言者怠于逐事界定，就会倾向于使用标签；听者怠于领会新知，便倾向于纳入标签。在“描述/接受”所述事物时，言者与听者，都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一次从个体向标签的类比添附。而每一次对新事物使用标签，又润物无声地强化了这一标签的本义所指，使之愈加丰满、好用。
继续设想，标签词如此强化下去，达到某种饱和，公众依赖过度，物极必反，其总体功用就要开始由利而弊，由利于表达而阻碍表达。有的写手离开了标签词就不会说话，无意识的读者也更倾向于点开那些填以熟悉话语的标题。若得一模型，标签表达效率达到峰值之时，就是它降落的开始。
（三）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一问题并不很难。
比如我相信人性远胜标签。为了抵御标签的滥觞，可以提倡经验化的思考、个别化的观察。
个别化，就是要把观察对象摘离那些系统和意义。标签词们，其实亦是一个个由具体事务连向大词、主义的联接点。标签下的共鸣，也正是由此发生作用。个别化观察就是要切断这些连线。
适当的连线类比有益于说明。但若凡事都要类比，则不免堕入标签陷阱。
关注一个个案，本应着重了解事件本身，而不是只见新闻标题就涌起无限情怀，许多话借机要说，直接跳转到“意义”的频道，动辄贴上“体制问题”、“某主义的兴起/衰落”、“某阶级的狂欢/意淫”。
所谓以小而见大，真的能见吗？每一个微小的部分，背后都必然有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整体吗？且不论其结论是否言中，仅这种草率的连结或跳转本身，就很值得商榷。
尊重人性就是尊重个性。一个真正尊重人性的写手，断不会把标签作为首要技法，至少不会九成发力全在标题和选标套签。“以小见大”固然是一种方法，但久经考验的好文字，令人难忘的总是其“写小”，而把“见”的事情留给读者。至于有没有这个“大”、是见出如何的“大”，个人所见固不同，代代又有新的阐发，这样的文字最具魅力与张力。有一分，说一分；最多以一反三、以一见五。而那些得其一分能谈十分的，浮夸可知。
（四）
我认得一位做自媒体的才子M君，推送频率很高，但是主业繁忙、时间紧，无奈推送质量每况愈下。文章之事最难言断，但错别字增多、篇幅削短，却是明见的。他由于坚持每天推，选题触感已很成熟，凭着标题（标签）有分量、个人勤于经营，仍能不断增粉。当小圈密友向他提起文章浅散、错别字多的问题，M君轻松承认，却不以为然：“但那些文章还是有很好的点击量。这关键还是看选题选材。”
如此自媒体老司机，必有高超经验与自家之愿，旁人没什么好置评的。大家都是求仁得仁而已。只是，毕竟，要量还是要质、要吸粉还是要尊重，要哪一种的尊重、哪一种的价值，在此一例上便可见孰先孰后（而不至于非此即彼）的取舍。
当然，纯粹的理想者、功利者都走不远，甚至活不到你我眼前。然而一个作者是写作者的成分居多，还是经营者的成分更多，却可以由此而断。只不过这是个暗断，都藏在各人心里了。
并不是说做人、做自媒体人应当如何，而只是说，存在这样不同的观念和现象。哪样好、如何好，只有自己知道。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做好每一篇推送，对自己写下的文字、出口的话语，负责到底。多多的阅读量和粉丝数固然是我所期待，可是那些数字，置于我们有声有色有理想的写作生涯中，终究只是最干瘪的另一种标签而已。
（五）
进而言之，尊重人性，首先是尊重自己。
近代工业化量产带来的标准化，延及文化领域，便是对收视率、点赞数、粉丝量的追求，这是工业时代的天然正确和必然现象。可是后工业化或称后现代的时代也许已经悄然降临。要如何面对它，写文的人，以及做采访、做推送、做节目的人们，真的想好了吗？
对“量”和效率的追求带来标准化的思考习性，而标准化的本义之一即抹消差别。暂且无视其余利弊，推极而言，也许建立“标准”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个性的粗暴对待。
而标签，不就是对一事物是否合乎某种标准的评定结论吗？
当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量”已经充足甚至于爆表，标准化以及标准的“好”（如“多快好省”、“高大上”、“三好”、“四有”）们，今后还会是我们理所应当的追求吗？标签之所指、公众之兴奋点，真的值得我们毫不犹豫便去书写并以之自得吗？
（六）
人的复杂性远超过语言；人的个性与不确定性，绝非任何标签所能概括。
且基于小说文体举例。契丹人、丐帮帮主、武侠小说主人公，任何单个标签，或者多个标签的交集，也无法还原出一个萧峰。成功的小说不是样板戏，他有你预见不到的波折，情理之中的行为，意料之外的决断。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在对人物形象进行雕琢、微调，最后深化到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人的新典型。你不读到结局，便难知其盖棺定论。
身处的世界越是健全完善，个体本格越趋于平等，人的样态就越是多姿多彩，标签的用场也越有限。倘若往后标签的使用竟越来越多，那么语义偏差就不只是偏差了，而成过度草率的涵盖。
对杏子林事件之前平生顺境的乔峰以“契丹人”一词定性，就如对所有人强行划分“种姓”、“阶级成分”一样不可取。或许所谓“政治系谱”，也将随之愈渐低效。
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
——《天龙八部》初章前 释名
（七）
所以，我说相信人性胜于标签，并不是相信人性本善，并断定其最终会善意使用标签、且一定能把它用好。其实，这三层我一样也不信。
我相信的是客观上人性的迥异与多样，人性终将盛放到使标签之网难以抵挡。
现代社会下的个性解放，是任何体制、组织也阻不住的细潮。只要这一后浪不断前推，标签就会自然失效、淘汰。昔者刑名遍见“反革命”字眼，甚至有“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这种笑泪闹剧。而现行刑法共规定有罪名四百六十八个，名称无一带有“反革命”标签，至少在立法纸面上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淘汰标签词数不胜数。没有被淘汰的，也将回归于合理的界限，丧失其高度流行、无脑适用的特性，从而由标签词降阶到一个普通语词。
可能早有人想到一个问题：新名词的创生与标签词的爆发何以区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了。我们已经约略提供了一个界限。
又或可浪漫地认为，每一个语词，各自有它荣枯起伏的生灭历程吧。
（八）
标签说到底是一件工具。应当承认，它还是工具中的巧工、利器，是人们智慧和共识的凝结体。它曾给我们每一个信息网络的参与者带来喜怒忧怖的快意，也在无数个不可知觉的瞬间，对我们企图阻断理性、左右判断。
既为工具，就必有其时代局限。社会进化的地域和阶层分布是不均等的，标签被完全淘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也不会到来，但趋势就是摆在这里，舆论场上理性与盲目比重就是在变化着。
我相信，很多成熟的写作者都能够对复杂问题虑及多面，只论其利弊、不争其是非。尽管人人都知道，摆明是非更易获得乌合拥趸，那也总会有很多作者雅不愿为之。
要知道，人们所写永远少于所想。从写作来看，问题的解释多可二分，得其一侧即可成理、成文。选择哪一侧来写，用哪样的手法，运用哪些标签，就取决于作者的观察与关怀。
所谓人文，应含此义。
（九）
金庸老爷子提供的绝好场景，绝不止杏子林一个。
在聚贤庄一战中，武功精绝的乔峰前帮主以太祖长拳对战少林高僧的正统少林功夫。而众所周知，少林功夫祖师达摩老祖是天竺人。一场肇因于胡汉之分的恶斗，顿时胡汉易位。此节一经萧峰点出，“谁都心中一动”：
“其时大厅上激斗正酣，许多粗鲁盲从之辈，自不会想到这中间的道理，而一般有识之士，虽转到了这些念头，却也无暇细想，只是心中隐隐感到：‘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
可见，在人性的逼问下，标签词终究不能理直气壮。
而我就特别喜欢这些理性而温情的“未必”。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于工体南路
二零一七年三月四日改定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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