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角
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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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工区的回忆
舞阳钢铁公司是文革时期河南省上马的最大一个工程项目。工程从1970年上马到完全建成投产，差不多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是典型的“少慢差费”工程，其耗时之长，浪费之大，在河南省工业建设项目上实属罕见。
舞钢项目最初叫“平（顶山）舞（阳）工程会战”，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三线建设”高潮中以兴建特厚钢板厂为主要目的的一次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也是后来诞生舞钢市的奠基工程。工程由河南省军区司令、开国将军张树芝亲自挂帅，采用人海战术，从全国调集力量，大干快上。
1970年10月10日，来自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的9000名干部职工、全国钢铁战线的3000多名技术精英、我省中部11个县民兵团的74000余名民兵，组成了8万余人的建设大军，在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指挥长的带领下，在从马鞍山到平顶山八矿、姚孟电厂延绵百公里的中原大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平舞工程大会战。
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
文革的年代不是按科学精神办事，而是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结果是建建停停，1975年又赶上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冲垮了与舞钢配套的石漫滩水库，死亡人数更是达数以十万计以上。
后来废除了“会战”的建设方式，军队领导撤出，归地方领导建设，级别为现在的“地市级”，改称“舞阳工区”。
文革结束后，舞阳工区划归平顶山市管理，1979年10月，改属许昌地区。1982年10月，复归平顶山市。1990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舞钢区，设立舞钢市，为县级市。这个地方还出了一个大人物，就是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他的家乡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远。
舞钢项目是考虑到在当时舞阳县的山上发现了铁矿（实际上是没有经济开发价值的贫矿），又有附近的平顶山煤矿作为钢厂的配套，加上“焦（作）枝（江）铁路”的建设，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舞钢从建设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地方沉淀了我太多的青年记忆，这是我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农村广阔天地”，也是我从这里走出农村、开始当兵生涯的地方。
我爸从1970年工程上马就到这里工作，直到1978年离开，我们家在舞阳有八年之久。
那时是郑州一个家，舞阳一个家，南北相距虽仅仅二三百公里，但要从郑州乘车去舞阳，路上却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7、8个小时），公路路况差，柏油路只有少数一段，大部分是石子路和土路，人、车、牲畜混行，车辆经常要穿过农村集市，边走边停，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两三个小时就开到了。
舞钢工程建设之初，开山劈路，逢水架桥，搬迁村庄，建厂建房，工地和工棚红旗招展。工程建设者风餐露宿，自来水像黄河水，因为自来水厂来不及沉淀就供应了，接出来的水必须放一段时间才能澄清。
舞钢这个地方的土质是红胶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在这里体现地最充分。一下雨地上变得泥泞不堪，鞋上会粘满胶泥，不穿胶鞋走路很困难。
刚上马时，根据国家计委和冶金工业部的立项，平舞会战总部下属几个指挥部，从701到707：主要包括平顶山姚孟电厂建设、平顶山到舞阳钢铁公司的铁路专用线建设（工程代号701）；矿山开采建设（工程代号702）；烧结炼焦厂建设（工程代号703）；炼铁厂建设（工程代号704）；炼钢厂建设（工程代号705）；轧钢厂建设（工程代号706）；机修厂建设（工程代号707）等项目。
我爸最初被分到707指挥部工作，1973年舞阳工区工委成立后，又调到了工区工委工作，地点位于寺坡。寺坡的南边是石漫滩水库，北边是哑口山，它实际是介于山与水库之间的一块平地。
那时住房都是集体宿舍，后来才逐渐建了一些宿舍楼，最好的一栋是“经理楼”，一套三间卧室，包括厨房卫生间，没有客厅，至多也就是五六十平方米，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当时可是豪华住宅。我爸和另外两位工委工作的同志各住一间，卫生间还没有安装马桶，只能小便用，大便还得到对门的那套房子去。
舞阳工区抽调了大批省直机关干部，这里有我不少的发小、同学和邻居。
陈展，省委二区的邻居发小，最初插队和我在一个地方：尹集公社大刘庄大队林场，后来因为他会拉二胡，被招到工区的剧团，吃上了“商品粮”，也就是国家供应粮食，不用自己去“挣工分”养活自己。
王苏，省委南院时一个门栋的发小，早早当了舞钢的工人，还到上海进行了培训，全家也都搬到了舞阳，每次同他偶遇，他都非常热情，拉着我到他家吃饭，让我给他分析国内外形势，因为我比较关心时事政治，总能给他说出点儿道道来。有一次，他主动提出要教我开履带式拖拉机，我很高兴，就一同与他去了当时的拖拉机施工工地—梁八台学开拖拉机，离我们住的寺坡所在地有二三十公里，来回还需坐一段火车，我们返回时错过了最后一列火车，只好在附近的村庄找个工棚住下，晚上饿的不行，几个小青年就到附近的地里偷了几个红薯，然后生了一堆火烤红薯吃，红薯还没烤熟，我爸和他爸就坐着一辆吉普车赶来了，原来他们看我们这么晚还没回来以为出事了，我爸就要了一辆车来找我们了。
胡小华也是南院时的发小，他爸爸文革时到许昌地区的襄城县当县委书记，把他安排到了舞阳工区的小石门变电站工作，我和王苏去找他玩，一看他工作的地方真好，在一个小的山凹里，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看看电表，抄抄数字，上班还可以打牌下棋，日子过得很舒坦，我们很羡慕。
郭辉是我小学和初中时同一年级的同学，他爸郭怀德原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后来也到了舞阳工区，在当时的舞阳钢铁公司工作。
1974年的暑假，我俩一道搭乘省军区李副司令的车到舞阳，那时只要有车辆去舞阳工区都是挤的满满的，好在苏制嘎斯69空间还比较宽大，能坐上吉普车是当时最好的交通方式。车是去接李司令的，有他的儿子李刚和原省委机关干部张思胜（当时在舞阳工区工作）的爱人和他们年幼的女儿，张思胜的小儿子在舞阳石漫滩水库游泳时溺水身亡，事先没敢告诉他爱人，只说儿子病了，一下车当知道儿子已亡，大声喊叫：“我的儿啊！…”顿时哭得死去活来。
我和郭辉我们两人住在工区招待所同一房间里，房间在顶层，没有电风扇，那个年代更不知空调为何物，夏天热得要命，只好接一些自来水泼在地上，实际上也降不了什么温。他当时喜欢看小说《水浒》，我俩就在一起议论喜欢和佩服那个人物。他爸是河南林县人，他常常学着他爸用林县话打电话的样子，给我逗死了：“喂，总机，总机！”然后又学着挂上电话，摇一摇手摇电话。林县话很特别，与河南其他地方的口音有很大差别，有一部电影叫《路漫漫》，林县人告诉我们今晚的电影是“鹿妈妈”。有意思的是，我和郭辉现在又成了同一栋楼同一个门栋的邻居，当我向他提起舞阳工区的往事时，他居然忘得干干净净！
我到农村插队是1975年夏天，“75.8”大洪水灾难刚过去不久，老百姓惊魂未定，年轻人议论最多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议论有多少“多么好的大姑娘也被淹死了！”
我先是到我爸蹲点的尹集公社大刘庄大队林场插队，后又转到武功公社后营大队。后营大队离公社所在地大约十多里地，一共管三个村：前营、后营和刘吉文村。女知青分到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后营村，包括工区一把手赵定远书记的女儿也在后营村插队。我们男知青被分到了刘吉文村，这个村有两个生产队：一队和二队，我们是第二生产队，后来我还当上了这个生产队的副队长。
我们原来男知青一共有六人：我、刁爱国（来自郑州），张卫平（来自许昌）、刘永强、王小惠、赵阳（来自舞阳工区），由于六个人挤在一个小茅屋里过于狭窄，刁爱国、刘永强和张卫平被调到了前营村，刘吉文村只剩下三个知青：我、王小惠和赵阳。
刘吉文村实际是以人名命名的，但大姓第一是张姓，第二才是刘姓，其他的姓氏占比重很小。
生产队长叫刘建荣，会计叫张建立，都是三四十岁娶不上媳妇的光棍。老百姓家徒四壁，除了几间破土坯茅草房外，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生产队的牲口房，平面呈“7”字排列，坐北朝南的一排主要是养牛的牛棚，坐东朝西的这排房既有牛棚也有驴棚和磨房，我们就在这排最南头住，隔壁是磨房，小毛驴天天晚上在磨面。牲口瘦得一把骨头，饲料被饲养员偷吃了不少。至今让我感到内疚的一件事是，我使牲口小毛驴时，采用暴力方式对待驴子，把驴子的牙差点给扽出来，现在才知道虐待动物是很不人道的行为！
我们的住房是土坯茅草屋，四下透风，这还不说，一下雨房顶漏雨，只好用盆盆碗碗拿出来接水。老鼠还特别多，晚上在房屋顶上窜来窜去，心理素质不好就睡不着觉。不过我们屋的赵阳小伙子还比较会收拾房子，他找了一些报纸，把土坯房的墙壁贴了贴，屋子顿时焕然一新。
农村起名不能从字面判断，我们所在生产队有一家姓范的，兄弟几个起名叫大妮二妮三妮四妮，老五还是男孩，但不叫“妮”了，而起名为“海”，大概是盼女孩的缘故。
开始我们是派饭吃，几个知青分别到老百姓家里吃饭，以后老百姓和我们都觉得不是长远之计，就自己开火做饭。由于我做饭水平不高，因此挑水的“革命重担”就落在了我肩上。全村只有一口井，在最西头，而我们的住房在最东头，从西到东大约有百十多米，老百姓吃饭大都一样，每人捧着一碗红薯蹲在路边，边吃边聊，我挑水路过他们门前时，他们都会大声招呼道：“吃来吧！”我刚开始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热情的招呼，后来听他们回复：“吃吧！”也就入乡随俗地学会了。
见面打招呼语是“吃了吧？”晚饭时打招呼是“喝了吧？”如果晚饭你说“吃了吧”会让人耻笑，因为晚饭不是“吃饭”，而是“喝汤”。
老百姓给你拉家常很亲切：
“咱老家是哪儿的？”注意，人家不是问“你老家”而是“咱老家。”
“淅川。”
“啊！是不是《三国》里邓艾取西川的那个西川？”
“不是！《三国》里的西川指的是四川，这个淅川是咱们河南的！”
有一出戏的名字叫“邓艾取西川”，因此他们才有了这种概念。
我们知青还有一些特权，下乡头一年国家还给供应粮食，生活比当地农民强的多。我有时想改善一下生活，就步行四个多小时到我爸工作的地方寺坡去吃喝一顿。那时的公交车很少，也没有钱买票，有的知青为了搭车，往往是左手拿着一支烟，右手藏在身后握着一块石头，车停了递上一支烟，车不停石头就砸过去！不过，我没干过这种事情。
村里没有电，晚上点灯只能用煤油灯，其实煤油也很少用，我们基本上点灯都是用柴油。因为柴油更便宜，缺点是柴油点灯冒黑烟，焾子也经常会锈住，需要定时用剪子剪去上面的锈蚀段。一到晚上，我们那个小小房间就挤满了聊天的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夏天通常是睡到打麦子的场上，讲讲有趣的事情，抽着自己用纸卷的烟，因为我们所在的农村是烟叶种植区。
冬天阳光明媚时，在太阳下晒晒太阳，抽袋烟，捉一捉身上的虱子，是很惬意的时光！
农活最累的活是割麦子、深翻土地和长途拉驾子车，因为当地烧的要靠去四五十公里外的山里砍柴，往返差不多需要一个星期左右，遇到下雨天那更是艰难。
最脏的活是挑大粪，我爸在农村蹲点时就干过这个活，他鼓励我也去尝试，他们当地人的说法叫“挑茅缸”，一般农村只有地主富农成份的人才干这样的活，我成了我们公社第一个挑大粪的知青，这也成了我的一项“模范事迹”，当兵时公社武装部长还专门给招兵的李指导员介绍了我“心红志坚”的这一“优点”。
最轻的活是记工分，每天记一记谁出工了，然后把工分贴出来公布。男的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女劳力一天8个工分，遇到特殊季节，比如麦收和秋收，队长一句话可以把一天的工分定到40或50甚至100以上，工分是社员年终分粮分钱的依据。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骂小孩：“妈拉X，哭啥哩！不抓工分吃啥哩！”但记工员是个得罪人的活，很多人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骂走了，只好让我们知青来当记分员，赵阳当记分员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当知青时很少吃菜，当地老百姓也基本不吃菜，他们把炒菜叫“就齿”，一般来客人才有“就齿”，能吃上馒头就算是“共产主义生活”了！一天三顿都是红薯汤红薯馍，真是“离了红薯不能活”！所以农民胃病、大脖子病(甲状腺肿)、食道癌的发病率很高。有一个农村青年对我说：只要让我天天吃上“对馍”（当地四两一个的馒头，中间用筷子压上一道印），让我坐上“两头平”（小轿车），让我啥时候死我都愿意！
其实生产队村边也有一小块菜地，平时我们路过菜地时会向菜农华堂（五十来岁）要一些菜，他一般都会给我们拔一点菜，然后我们问他多大了，他回答说：
“五十多了！”
“你可不像！”我们恭维道。
“咦？都说我不像，好几年没有照镜子了，回来找个镜子照照！”华堂朝我们咧着嘴笑了笑。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折，我当兵入伍了，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入伍的新战士。
临行前，村里的老乡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擦着眼泪说：“振环，真不想让你走啊！多好的知识青年！”我在农村为当地办了不少实事，通过我爸为他们买到了一些化肥，还有一辆拖拉机，这可是当年的稀缺资源。
我妈带着我妹妹专程从郑州赶到舞阳为我送行。我一当兵就让我当了新兵班的班长，到了部队所在地——北京装甲兵技术学院后，在迎新兵的大会上还让我代表全体新兵上台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众多人的场合上讲话。
舞钢市现在已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著名的山水园林城，石漫滩水库已重新修复，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一座现代化的钢铁企业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三峡工程、北京奥运、军工造船等做出了重大贡献，舞钢，永远的记忆！
更新于 2020-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