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饶毅科学》上看到《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一文，很想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说几句话。我虽然不完全同意饶毅提出的：“中国在古代有没有科学？有，但很弱。”的说法，但是，中国古代科学探索的脚步在公元13世纪以后就停滞不前了，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原因何在？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顽强的探索精神。中国自秦汉以来施行的大一统的专制集权统治有两大弊病：第一，没有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第二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既然没有了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和哲学环境，科学从何而来？
当代学者对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的评价相当高，文革期间四人帮的“御用学者”甚至给法家套上了“革命”的神圣光环，大肆鼓吹法家的“愚民强国”之术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曾经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事实远非如此，法家所主张的愚民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和积极鼓吹侵略战争的野蛮屠杀政策不仅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华大地上：没有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了思想自由。为中华古文明在公元13世纪前后的逐渐停滞，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秦商鞅作法自毙
尽管历代学者总是把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鼓吹法家思想已经是公元前三世纪末期的事情了。法家真正的代表人物不是韩非子，而是秦商鞅。商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为法家的统治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代表性著作就是那部著名的《商君书》。
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复姓公孙、名鞅，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因功被封在商，因此，人们称之为商鞅。商鞅在秦国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限制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准奴隶制法令，最终，他自己也死在了自己制定的严酷法令之下。
《商君书》所主张的专制思想是商鞅为秦国建立血腥暴政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集权式专制社会的思想基础，更是后世法家思想的根源。商鞅以残暴、血腥的专制统治，为秦国在短时间内成为军事上的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秦王朝的短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不仅如此，商鞅的法家专制思想还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专制集权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同时也为中华古文明在近代的落伍埋下了祸根。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历代拍马屁的文人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总是赞颂不已！一个仅仅存在了十五年的、短命血腥的专制王朝值得如此赞颂吗？
为什么华夏文明的脚步在近代停滞？为什么中国在13世纪后远远落在了西方文明的后面？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没能最先在中国诞生？罪魁祸首就是暴秦和商鞅，2000多年以来，商鞅的专制主义始终是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秦国之所以能“并吞六国”取得短暂的军事胜利，确实曾得益于“商君之法”的广泛推行；但是，秦王朝的短命和灭亡同样也是推行“商君之法”造成的恶果。
商鞅的下场极具戏剧性。因商鞅过于严苛，秦孝公死后立刻就有人诬告他谋反。官吏捉拿商鞅时，他逃到关下想住客栈。客栈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对他说：“按商君之法，客人得有身份证明，没有的话，会连累于我。”商鞅这时候才叹息道：“法律的敝端，竟是这样的啊！”最终，商鞅落了个全家灭族的下场！（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遂灭商君之家。）商鞅死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成语：作法自毙。商鞅得如此下场，实在值得那些刻薄寡恩、愚民残民者深思啊！
商鞅作为历史人物，历代官方学者都对他称颂不已。但主要是历代的暴君、野心家和迷信权势的人。因为商鞅制定的“严刑酷法”确实让秦国在短时间内变得兵力强盛，并完成了“并吞六国”的短暂军事胜利。然而，善良的人对他则深恶痛绝。研究表明；在欧洲，正是13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进步；然而，两千年来，在整个华夏大地上由于商鞅制定的以“农战”为国家之根本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重农抑商”始终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根本国策，始终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长，不仅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华夏文明长时期停滞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之中，以此论之，商鞅之死，实在是死有余辜！
强兵与重农抑商
商鞅第一个系统地提出“重农抑商”政策，并在秦国成为律法。“重农抑商”就是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商人经营粮食。按照商鞅制定的政策：政府应该下令，既不允许商人向农民买入粮食，也不允许农民向商人卖出粮食。
商鞅认为：只要政府不允许农民卖粮食，那么，农民就只能在田间耕作，就不会耽误农时。只要政府不允许商人买粮食，那么即便遇到丰收年，商人们也不可能囤集到大量的粮食。商人们在丰收年囤集不到大量的粮食，那么遇到灾荒年便没有利润可图。由于商人们没有利润可图，他们就不再从事粮食买卖，只能去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农民只能在田间耕作，商人们也只能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芜的土地就会被开垦出来。（据《商君书·垦令》所载：“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商鞅认为政府仅仅下令禁止粮食买卖还不够，政府还应当下令禁止人们开设旅馆。如果政府禁止开设旅馆，那些奸巧、虚伪、内心狡猾的人，那些私自和各级官员以及其他国家交往的人，以及那些专门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办法到远处去；于是，那些开设旅馆的人们就挣不到钱，他们也只能去务农。如果这些开旅馆的人只能靠务农维持生活，荒芜的土地必然就会被开垦出来。（据《商君书·垦令》所载：“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商鞅还认为政府仅仅下令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开设旅馆仍然是不够的，他还主张禁止老百姓娱乐，由政府下令禁止艺人们演奏音乐和表演杂技。商鞅认为，如果能够禁止艺人们到各地去演奏音乐和表演杂技；那么，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就听不到艺人们演奏的各种音乐，在休息的时候也看不到艺人们表演的各种杂技。这样，老百姓就能够专心致志地种地，在精神上就不会浮荡；于是，荒地必然能够更快地开垦出来。（据《商君书·垦令》所载：“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政府不允许商人经营粮食，老百姓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就不能自由买卖；政府不允许开设旅馆，老百姓就不能在亲戚和朋友间自由往来；政府禁止艺人们的音乐表演，老百姓在劳动中和劳动之余就不能得到任何娱乐。那么，老百姓不会逃跑吗？商鞅当然料到了这一手，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画地为牢”-----利用户籍制度限制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按照商鞅的户籍管理办法，人们一生下来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无论是男是女，只要一出生就被登记在官府的花名册上，死后才能注销。（据《商君书·境内》所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这个阻碍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落后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在于：历代专制王朝都和秦国一样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进行侵略战争，必须保证人口的稳步增长。商鞅认为，只要政府下令禁止老百姓自由迁徙，那么愚昧无知并且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人就会没有饭吃，因此，就可以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如果那些愚昧而且浮躁贪婪的老百姓专心务农，那么，所有的农民就都安静了。只要老百姓安静而且愚昧，那么，荒地就必然会被开垦出来，农业生产就必然会得到发展。（据《商君书·垦令》所载：“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重刑与逼民参战
商鞅在秦国推行“重农抑商”的策略是为了打造强大的战争机器，然后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成就秦国大一统的帝业。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商鞅提出了加重刑罚，逼迫人民全体参加兼并战争的政治策略。商鞅认为国家政权不仅要反对商业、旅馆业和娱乐业的存在；而且要禁止手工业的发展，禁止任何学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如果说禁止手工业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灾难的话；那么，禁止学术、文化的传播不仅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民思想，而且是秦王朝建立后“焚书坑儒”罪恶行径的思想源头。
商鞅认为：上千的人从事农业和战争，只要有一个人喜欢读《诗》、《书》、讲智慧，就会导致这上千人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和行军打仗。同样，即使有上百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和行军打仗，只要有一个搞手工业的人，就会导致这上百人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和行军打仗。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战争机器才能真正强大。一个国家的君主只有依靠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战争机器才能获得别国的尊重。……政府只有实行重视农业和战争的政策，国家才能够富裕和强盛。（据《商君书·农战》所载：“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战国后期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商鞅“重农抑商”的策略在战国时期——这个短暂、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华夏文明的发展角度来看，尤其从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古代，一个民族，如果禁止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禁止学术和文化的传播，能保持持久繁荣吗？
那么，商鞅依靠什么才能保证“重农抑商”政策的执行呢？那就是“施用重刑”，只有对老百姓施用重刑，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发达，才能最终铸就秦国这架强大的战争机器。商鞅认为：在远古的时候，老百姓朴实而且忠厚，而现在（指战国时期）的老百姓却奸巧而虚伪。因此，在古代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道德摆在第一位，实行的是德治；而现在必须把刑罚摆在第一位：即施用重刑、法治。（据《商君书·开塞》所载：“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商鞅认为，国君治理国家，必须施行“加重刑罚，减轻赏赐”的策略。对胆小、怯弱的老百姓，如果用刑罚威胁他们，他们肯定会勇敢起来；对于勇敢起来的老百姓，如果用赏赐鼓励他们，他们就会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怯弱的老百姓变得勇敢，勇敢的老百姓能够乐于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生命，这个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
商鞅还认为，对待穷人，如果用刑罚强迫他们劳动，他们就能够变得富有；对待富人，如果鼓励他们捐献粮食获得官职和爵位，他们就会变得贫穷。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能够使穷人变得富裕、使富人变得贫穷，国家就会拥有十分强大的实力。只要国家有了强大的实力，就能够成就帝王之业。成就帝业的国家，在统治老百姓的时候，刑罚占九分，赏赐只占一分；能够成为强国的国家，在统治老百姓的时候，刑罚占七分，赏赐只占三分；最终被敌国所占领的国家，在统治老百姓的时候，刑罚和赏赐各占一半。（据《商君书·农战》所载：“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商鞅认为，国家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反政府”事情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严厉的刑罚。因此，那些能够成就帝王之业的君王，总是赏赐向政府告密的人，以杜绝老百姓去做“反政府”的事；对有过错的人必须用严刑，以鼓励老百姓作对政府有利的事。按商鞅的观念，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该想尽办法寻找老百姓的过错，并加以惩罚，而不是去发现老百姓所做的好事，而加以赏赐。政府只有凭借刑罚治理国家，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据《商君书·开塞》所载：“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为什么“重刑轻赏”就可以达到推行“农战”政策的目的呢？商鞅认为：对于老百姓，只有让他们感到自己地位卑下，他们才会重视爵位；只有让他们感到自己怯弱，他们才会尊敬国家的官吏；只有让他们生活在贫穷中，他们才会重视国家给予的赏赐。所以，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政府必须用重刑来威嚇老百姓，老百姓才乐于为国家和君王出力。政府必须用赏赐吸引老百姓从事战争，老百姓才会轻视死亡。商鞅还认为：除了“农战”-----农业和战争之外，政府不能让老百姓从其他方面得到光荣。如果老百姓能够从别的方面得到光荣，他们就会认为在政府或军队中做一个小官是可耻的事情；如果老百姓富裕，他们就看不上政府给予的赏赐。国君在统治老百姓的时候，必须用刑罚羞辱他们，这样，国家发生战事，老百姓才会积极地投入战争。（据《商君书·弱民》所载：“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日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
按照商鞅的观念：官为重、民为轻，官为尊、民为卑，当官的必须施用重刑欺侮、羞辱老百姓，老百姓才能积极投入战争。其实，这样做只能获得暂时的军事胜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重刑威嚇，虽然是秦始皇并吞六国取得暂时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导致了秦王朝短命的必然后果。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这个道理。
行苛政残暴血腥
那么，商鞅制定了什么样的刑罚以保证全国的老百姓甘愿为国家和君主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呢？第一，制定峻法重刑，让老百姓不务“农战”就无法生存；第二，制定峻法重刑，对作战不利的将士及家眷处以极刑。第三，对在战场上立有战功的人给予重奖。尽管商鞅主张“重罚轻赏”，但是对参战的人却不是这样，而是实行“重罚重赏”。
商鞅认为：那些伟大的君主因为深知成就王业的根本保证就是战争机器的强大，所以，他必然要求全国的百姓都必须积极地参加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商鞅认为，观察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主要看老百姓是不是愿意积极地加入军队和进行战争，老百姓愿意参军打仗，这个国家就强大。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老百姓对战争的反应就像饿狼看到肉一样，就说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愿意为国家出力的。进行战争，本来是老百姓所厌恶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君能让他的老百姓愿意打仗，那他就一定能够成就帝王之业。商鞅认为：在军力强大的国家里，无论是父亲送儿子上战场，还是哥哥送弟弟上战场，或者是妻子送丈夫上战场，他们都会对即将走上战场的亲人们说：“在战争中你如果不能砍下敌人的头，就不要回来！”还会对他们说：“如果你违反了法令，你就会被杀死，我也会被杀死，乡里会治我的罪。这样，你没有地方可逃，我们也没有地方可去，只有死路一条。”可见，商鞅为秦国君主所制定的“商君之法”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血腥！又是何等的不人道啊！（据《商君书·画策》所载：“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
按商鞅制定的法律，在军队的编制当中，每五个人设一个“屯长”，每一百个人设一个“将”。在打仗的时候，如果指挥一百个人的“将”或指挥五个人的“屯长”的部队没有获得敌人的首级，那么，就要杀死他；如果他们所指挥的部队获得的敌人的首级在三十三颗以上的话，就达到了朝廷所规定的杀敌数量，指挥一百人的“将”和指挥五个人的“屯长”都将被赏赐一级爵位。(据《商君书·境内》所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在围攻敌国城邑的时候，如果军队能够把敌人的首级砍下八千颗以上，就算是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杀敌数量；在野战的时候，如果军队能够把敌人的首级砍下两千颗以上，也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量。在战争中，如果军队能够达到这些杀敌数量，那么，官吏们从级别最低的操士、校徒开始，直到级别较高的“大将”为止，都将会得到朝廷的赏赐。（按《商君书·境内》中的规定：“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
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在和敌国作战的时候，士兵如果能够杀死一名敌国的甲士、得到他的首级；国家就赐给他一级爵位、一顷田地和九亩建造住宅的土地，并给予他“庶子”一名，并且有可能进入军队或国家的各级衙门中，当上带兵的官吏。（按《商君书·境内》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在围攻敌国城邑的时候，……要在城的每一面都布置十八名敢死队的战士。在战斗中，如果那些敢死队的战士们能够非常积极勇敢地投入战斗的话，无论哪支敢死队能够斩下五名敌人的首级，那就赏赐给这支小队里的每人一级爵位；如果这支队伍中不幸有人战死了，他的家中可以有一个人来继承他的爵位。在战斗中，如果敢死队中有人不能奋勇作战，那就把他绑在城下，在数千人的围观下，处以刺面、割鼻的残酷刑罚。（按《商君书·境内》规定：“其攻城围邑也，……陷队之士，面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规，谏黥劓于城下。”）如此残忍的法令，实在令人发指！更令人发指的是，商鞅这个灭绝人性的、统治阶级的走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的中国竟然受到了举国上下的赞颂，是可忍？孰不可忍！
愚百姓敌视文明
按商鞅之法，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老百姓没有权利，这个国家就能变得强大；反之，如果老百姓有了权力，这个国家就一定会逐渐衰弱。商鞅认为只要老百姓没有权力，就能够遵守国家的法度，就会听从国君的役使；如果老百姓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会不受国家的控制。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用儒家的礼义教育他的人民，这个国家就会衰弱；相反，如果采用愚民政策，让老百姓无条件的遵守国家法度，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起来。（据《商君书·弱民》所载：“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轨则有用；越志则犷。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商鞅为了更好地实行愚民政策，甚至规定连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学习广博的知识。如果政府不允许各级官员追求广博的见闻，不允许他们作无谓的辩论，尤其是不允许他们在各县闲居游逛。老百姓就听不到什么奇谈怪论，看不到种种怪异的事情。只要老百姓听不到奇谈，看不到怪事，那么，聪明的老百姓就没有办法抛开他的旧业，愚昧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获得知识，更不会去钻研什么学问，这样他们就能够致力于农业生产。只要愚昧的百姓能够积极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聪明的农民也就不会抛开旧业，荒地必然就被开垦出来了。（据《商君书·垦令》所载：“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年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商鞅还把儒家的“礼、乐、《诗》、《书》、良善和孝悌、诚信和贞廉、仁和义、非兵和羞战”称之为“六虱”。他在书中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人信奉这十二种东西，这个国家的国君就没有办法使人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加战争；这个国家必定会变得贫穷，最终被敌人侵占。如果一个国家信奉这十二种东西的人成了群，国君就无法统治他的臣子，官吏也无法统治他的人民，也就是说这六种虱子已经战胜了国家的政权。如果这十二种东西在这个国家扎下了根，那么，这个国家必定会被敌国侵占。因此，要想国家兴旺发达就不能采用这十二种东西治理国家，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普天之下将才能没有谁敢来侵犯。（据《商君书·靳令》所载：“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衷肠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秦国从弱小快速走向强大，统一六国后又迅速走向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对老百姓实行血腥、残暴的专制统治。而秦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实施的全都是法家的“愚民强国”之术，尽管他们表面上打着孔子和孟子所推崇的“仁政”的旗号，真正施行的都是法家的愚民政策。
公元13世纪以前，西方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的科学思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天文、地学、生物、化学等学科都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都不能与近现代的科学思想同日而语。在某些方面中国甚至处于领先地位，这就是我不能同意饶毅“中国古代科学很弱”的原因。
但是，在中华大地上，除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这三个特殊时期有过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思想自由之外，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从元朝中叶开始到明清两代，始终处于法家的专制集权和程朱伪儒学相结合的统治之下，前者限制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后者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没有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没有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也就没有了科学发展生存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中华古文明为什么会在13世纪以后逐渐陷入停滞、最终落伍的根本原因。
公元13世纪以后，中国古代的科学探索基本上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饶毅的观点才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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