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上的精英之黄秉维

“追随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三位大师的学者中，卓有成就的有很多，但像先生那样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又先后受到三位大师赏识的却很少见。”

这就是黄秉维先生的秘书、原《地理学报》、《国外地理文摘》主编郭扬对黄先生人品与学识的评述。

黄秉维公元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的一个世代官宦的书香之家。高祖黄荣辉曾任晚清知府，学识渊博为官清廉，据传，今惠州黄家书院即其返乡后所建。曾祖黄长龄（字燮臣）举人出身、文武全才，曾在抗法名将冯子才军中任职。

黄氏家族崇尚读书、人才辈出，民国时期仅黄秉维一辈即有兄妹五人先后毕业于国内各名牌大学，全部投身于“科学救国”之路，黄秉维先生更是其中之翘楚。

名师出高徒

公元1930年夏，十七岁的黄秉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学习期间，因学习刻苦且聪颖过人，深得恩师——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德国地理学家卞莎（Wolfgang Panzer）教授的青睐。

卞莎教授曾亲自带领黄秉维考察白云山、罗浮山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地理状况。学业结束时，由于毕业论文成绩优秀，黄秉维不仅获得金质优学奖章，而且在卞莎教授的推荐下获洛克菲勒文教基金会奖学金，并成为北平地质调查所的研究生。

黄秉维1934年在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立即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做翁文灏先生的研究生，绝非偶然。我们在多年以后——黄秉维先生于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对恩师翁文灏——这位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的溢美之词：“我在大学念书时，即曾读过翁文灏写的地质地理文章，知道地质调查所是当时成绩比较显著的机关，后来又听说翁坚决不当部长，不放弃科学工作，因此，对翁是佩服的。”尽管只廖廖数语，然而身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黄秉维在文革期间“交待”问题时仍然敢于对曾经被定为“战犯”的恩师如此称颂，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1934年至1935年期间，在翁文灏的安排下黄秉维与陈国达（地质学家，文革后任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共同前往山东，考察和研究山东海岸地貌。多年以后，黄秉维先生在所谓“交待材料”中仍然清晰的记述了当年他与陈国达出发去山东前，翁文灏亲自向他们介绍关于山东东部地貌情况及相关问题的情形。黄秉维不负恩师厚望，经实地考察后，在学术界提出了山东海岸下沉的重要证据，修正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于上升性质的论点。

1935年，黄秉维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上述关于中国海岸地貌问题的重要学术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会后即应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丁文江之邀参加《中国地理》和《高中本国地理》编撰工作，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1936年年初，因丁文江不幸去世，编撰《中国地理》的工作改由翁文灏指导，工作地点也改在地质调查所。在黄秉维晚年的自述中仍然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在恩师翁文灏亲自指导下研究并撰写《中国地理》收获颇丰，对恩师始终心怀感激、念念不忘。

1937年年初，黄秉维随地质调查所迁往长沙，此时已基本完成了《中国地理》一书中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地理区域五章的编写工作，并完成了《中国植物地理大纲》的编写。在此期间，黄秉维还与地质学家李四光一同考察了庐山第四纪冰川。

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都是当时中国地质学会的重要成员、中国地质学界的第一流学者。此时，黄秉维在地质学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造诣，为他日后的地理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地质学基础。

    地理学成就

公元1939年，抗战开始，由于经费来源断绝，编写《中国地理》的工作已经难以为继。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黄秉维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他只好将窘境告之翁文灏。在翁文灏的推荐下，张其昀把黄秉维介绍给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使黄秉维得以进入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由于黄秉维知识渊博、教学认真，深得竺可桢先生的信任；从那以后，两位顶尖学者就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亲密交往。

在浙大执教期间，黄秉维继续编写《中国地理》，并先后编撰了《自然地理学原理》、《中国之植物区域》（上下两册）及《中国气候区域挂图》等多部地理学基础教程和重要的中国地理资料。不久，黄秉维应邀进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经济研究室负责区域经济研究，在此期间完成了《中国动力资源之区域分布》等重要文献的撰写。

    1945年，黄秉维受聘为中央设计局专门委员，率员对云南螳螂川水力区域的经济地理进行了重要调查。同年，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6年，黄秉维因取得上述科研成果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夏天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迁回南京。第二年，黄秉维当选为《地理学报》编委、并代理经济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又完成了《中国铁矿区域》、《中国煤矿区域》等多部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学术论著。

1948年，黄秉维亲自率领研究人员搜集了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水土流失、灌溉及农业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为新中国建立后进行自然地理区划、水土保持和生物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研新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黄秉维先生立即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先后在南京市、华东区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研究中担任重要职务。

1949年以后，竺可桢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成立时，黄秉维被任命为副主任。1953年黄秉维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4年被任命为地理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代理所长。从那以后，黄秉维先生即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担任了领导职务，要制定整体工作规划，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项地理方面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科学考察；另一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和精力作自己最心怡的本职工作——进行与地理科学的重要研究。从文革中的“交待材料”可以知道，黄秉维曾多次提出辞职，他对院领导说：“以我们这样的人当所长，所长做不好，研究员也做不好，希望不兼所长。” 黄秉维辞职的原因很单纯，就是因为所长要管许多行政事务，会影响理科学研究。（这与今天官场蛀虫们——花钱买官的官员；假造学历的官员；根本未进过学校，就有了“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是一个极好的对比。）

尽管无法辞去职务，尽管各种会议频繁，尽管今天去西北沙漠、明天到云南雨林；黄秉维先生仍然在百忙之中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

从1955年——文革开始，黄秉维先生在与地理学相关的各个重要科学领域：如自然区域规划、沙漠成因类型、农田水热平衡、治沙防沙措施、森林的重要作用、土壤侵蚀与地形、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并撰写了大量论著，其间还亲自编制了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和水力、风力侵蚀图。

     1955年，黄秉维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连任至1991年）。

走上新征程 

     “文革”开始，在1967—1971年间，黄秉维虽然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了科研工作，交待所谓“反动罪行”。（黄秉维先生文革中的交待材料，恰恰展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从下期开始，本栏将陆续刊出。）但是，他仍然关注着国际地理学界的发展现状与动向。

1971年7月底，黄秉维先生返回北京。继续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地理学的各项研究工作。1978年黄秉维先生主持编著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同年国务院任命黄秉维先生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并率中国地理代表团出访美国。

1979年以后，黄秉维先后先生主持了中国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研究和全国综合农业区划中的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同时发表多部论著。

1984年黄秉维致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建议迅速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大气中二氧化碳问题的研究。

1996年黄秉维又发起、组织召开“陆地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建议开展“中国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直到2000年不幸辞世之前，黄秉维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华地理学的科学思考。

     淡薄名与利

1989年夏，科学院地理所成立《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拟将其学术论著结集出版。但是，黄秉维先生本人却对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不大积极，并认为过去写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在文集即将付梓之际，黄秉维先生仍然提出：希望在书名中加入“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经编辑组极力坚持，此事才算作罢。

黄秉维先生曾十分谦虚的评价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竟如衔石填海，徒劳无功”，并虚心的表示：“60多年勤勤匪懈，而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

其实，以黄秉维先生一生在地理学界的贡献，作为中国地理学界的泰斗是当之无愧的。

今天，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熟悉黄秉维——这位地理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原因很简单：

赵九章、钱学森、屠守锷……等人研究航天工程；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等人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他们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牵扯的学科很复杂，但是相对于地理学还是相对又专、又纯的，而且成果就摆在那里——都能让人一目了然。

地理学相对来说却过于庞杂，包括如：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生物地理、历史地理、化学地理、土壤地理、水热平衡、地貌、水文……等都在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高水平的地质学造诣。因此，在地理学领域取得重大成果是相当难的，但是，黄秉维先生做到了。

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三位大师，前两位中国研究地质学界的泰斗，竺可桢先生更是长于气象学研究，以地理学为辅，只有黄秉维先生选择了地理学——这个最难于“突破”的学科。黄秉维先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在地理学界要想成“家”至少也得在60岁以后。

黄秉维先生曾说：地质学是为工业服务的，地理学是为农业服务的。因为先生深知中国是农业大国，而地理学更是与国计民生联系最为紧密切学科，也许，这正是先生选择地理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