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需要重新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历史和人的学说，本应做到解放人的思想，鼓舞人们去勇于认识并改造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砸碎枷锁、解放自身并成为历史的掌舵人的思想武器。然而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走一段曲折的路程，许多学习研究“马哲”的同志们形成了思想僵化教条的风气和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其根源在于大部分人们所接触的
“马哲”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理解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日丹诺夫受斯大林的任命，参与领导苏联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的工作。出于当时苏联的政治需求，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应运而生，这就是日丹诺夫体系。中国受苏联的影响也催生出自己的日丹诺夫体系产物，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当今国内受众颇多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哲学小词典以及如今的必修四
《哲学与文化》教科书。日丹诺夫体系在当时对苏联及中国的影响，是非功过自有论说，这里不再过多置评。但毋庸置疑的是，日丹诺夫体系严重地庸俗化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将其能动的、革命的哲学变成了机械独断的教条经书，将本应帮助人们展开迷雾的利剑变成了束缚自己思想意志的枷锁，并从而塑造了一种要么非黑即白要么折衷的思维以及唯我独革，以偏概全的历史观。因此，为了正确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打破思想的枷锁，进而改造世界、打破现实的枷锁，我们有必要彻底清算一下自己脑中僵化的旧有思想，重新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历程。整个日丹诺夫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且本体论问题在以往的哲学中也被视为最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哲学问题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本体论。本体论英文翻译为ontology，就其词义而言是研究to on的学问。在希腊语中，toon可译为“存在”或者“是”、“有”等主谓之间的系词，因而又被称为“是”论。本体论所研究的便是这个主词与谓词之间的系词问题。句式如
“某某是什么”，都可视作本体论问题。本体论问题源于古希腊哲学，源于当时人们对智慧的探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和自身的追问: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对世界的本原展开了一系列探寻，他们意识到世界是运动的，无定型的，世界的本原也应当如此。但当时的希腊哲学尚未形成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哲学家们用朴素的“类比”手法来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泰勒斯说世界的本原是水；阿纳克西美尼说世界的本原是气；毕达哥拉斯说世界的本原是数；赫拉克利特则说世界的本原是火......由于哲学家们的追问是时间上宇宙的本原和开端，并且以朴素的猜想来回答，因此他们的学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而是一种“本原论”，在哲学史上也被称为宇宙论。之后的巴门尼德不同于以往的自然哲学家，他主张追问逻辑上在前，作为万物根据的本质，他将其称之为“存在”。并且将研究“存在”的道路称之为“真理之路”，以往的自然哲学家们研究的是朴素的自然物，仅仅是“意见之路”。巴门尼德还说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并述说的，所以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一定是存在的，由此巴门尼德最早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命题，并且奠定了西方哲学通过理性认识万物本质的思维方式。哲学之路到这里才真正转向了本体论——即探究“存在”，探究事物本质的学说。到了后来，苏格拉底将巴门尼德的本体论方案具体化为“是什么”的问题，主张探究普遍的概念，柏拉图对感性世界以及理念世界的划分，亚里士多德确立了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地位，构建了庞大的形象上学体系。西方哲学本体论的道路越来越清晰明朗起来。在了解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后，我们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看清楚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毫无疑问，本体论作为研究“是什么”的事物本质问题，在哲学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自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后哲学的重点转向认识论问题）。但是与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就能搞的学问。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被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的残酷现实，诞生于一切劳苦大众反对压迫，解放自身的重重呼声。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带有为现实服务的实践特性，肩负着鼓舞并指导人们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历史使命。教员说要让哲学成为人民手中的有利武器，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可以毫不置疑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总体的宏大图景上看，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实践论——一切理论从实践中来，一切理论也回到实践中去，并为了实践服务。本体论作为研究“是什么”的学问，作为研究系词问题的一种论述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事中固然占据一环。但是唯有将本体论置于实践论之下，置于社会历史的叙述之中，才能发挥作用，不然就会使马哲滑向类似青年黑格尔派一流，变为“屋子里的哲学”。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再来看看日丹诺夫体系中的物质本体论，为什么说它是最庸俗的，最愚蠢的。日丹诺夫体系开篇便大声宣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派生的。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都是物质性的”以及“客观规律是固有的，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述物质本体论的论调，看似掷地有声，“坚定”自己的物质立场，是“最正确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其唯心面目早已昭然若揭。因为这里的“物质”毫无具体现实的内容，是预设出来的一个抽象概念。日丹诺夫体系以这种抽象的，先验的“物质”概念作为现实世界的本源或本体。并且抛开人不谈，站在上帝视角去说“客观规律泰初存在，绝对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用这种神圣的存在去推出一套客观世界的运行程序，并且庄重的宣称“一切事物和人都服从于客观规律”。这种毫无现实性的、泛泛而空的、以抽象概念为本原的物质本体论，正是彻彻底底的唯心主义。日丹诺夫体系还形而上学地说物质本原的“唯物主义”正确，意识本原的“唯心主义”错误——没错，脱离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去划分“正确”与“错误”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前反思的独断论调完全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愚蠢的，宗教味道十足的物质神学。马克思对这种无聊的寻根造神的文字游戏完全嗤之以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脱离人的角度，脱离实践的唯物论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论，是为现实的人服务、为实践服务的。教员在《实践论》中也提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导师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批判并扬弃着脱离人和实践的旧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者们一直在本体论式地论述他们的唯物主义，致力于从本质上解释世界（马克思语）。然而，马克思打破了这种本体论的桎梏。用我认识的一位网友昼歌行的话说，是马克思给予了形而上学最后沉重的一击。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最大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可不搞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我愿意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作“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旨在直接把握现实基础，这里的“现实”可不是什么抽象概念，就是你周围实实在在的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整片世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中，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社会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就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明显做到了比旧唯物还要唯物的表现。因此，对于唯物主义的一切论述必须要把握现实，结合实践。日丹诺夫体系中所说的“物质决定意识”其实也不能完全的说它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的生产叙述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在社会历史中，是人们直接的物质生产才产生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里，“物质决定意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像日丹诺夫体系那样脱离人的实践，脱离社会历史，泛泛而空地大言“物质决定意识”没有任何意义，犹如婴孩在熟睡中的喃喃呓语——模糊不清，不明所指。仅仅是在一种新式的“造神”活动，一种新型宗教。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正是要把握现实基础，立足人现实的需求——改造世界，解放自我。并以这个现实为起点，去开启一段新的路程，一段实践的、发展的、前进的路程，一段辩证法的路程。而不是以这个现实为终点，去进行一种毫无意义的追根溯源。就像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以整条路段为基础，职业的马拉松运动员，会在正式比赛前分析整个路段的情况——看看穿什么鞋子才能舒适的比赛，途中有没有什么崎岖的地方要注意，以及全程以周围的参照物为标准，去规划跑步时的速度与体力——这一切的研究分析，是服务于运动员在比赛中跑到终点，获得冠军的目的服务的。物质本体论搞追根溯源，就像站在这个起点转身往后看，或者拿着一个探测仪来看这个起点下面是什么样的地质，有什么样的岩层，有什么矿物成分——在你搞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时，你的对手早已跑出百米开外，把你远远地甩在后面。综上，我们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唯物，并不是以什么抽象的“物质”作为本原，而是把握直接的现实基础，立足人的需求去改造现实，浪漫些说，开启一段全新的征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真谛。唯有这样高扬着人的能动性与实践性，朝气蓬勃，生气盎然，保持着革命姿态的唯物论，才是能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在前文的唯物主义篇中，我曾说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要把握现实，以现实为基础和起点去开启一段全新的、发展的、辩证法的路程。这段路程，就是社会的、历史的运动历程。马克思的辩证法贯穿于整个历史运动中，认识、了解并熟练的运用辩证法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历史，并且从历史中发掘出能动的、革命性的力量，进而推动社会历史向着远处喷薄的红日前进。同样，只有将辩证法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中、置于人的实践中去论述，才能真正地使辩证法焕发出真实并蓬勃的生命力。不过，正如历史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运动历程一样，哲学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产物，作为人类对智慧的探索，对自身所处世界和自己的追问，也是有自己的运动历程的。每一种不同的哲学都是基于前人的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运动而不断实现扬弃和超越，并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历史。因此，张志伟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意义深刻的话：“'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要用整个哲学史回答的。”哲学史不是哲学家们单纯的思想演变过程，也包括其所处的现实的社会历史。因此在探索哲学问题时，我们不能单纯地将一些抽象的专有名词拼接起来堆叠于纸面，也不能在片面的、单一的、静止的角度去研究，只能将其置在整个历史，整个运动过程中去看。简言之，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这样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是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运动原则的。辩证法作为哲学长河中一道清澈的水流，想要研究并了解它的真正奥秘，尤其是知晓它是什么、怎么运作，也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去探索。我们的“必修四”教科书，试图用整整一个单元去讲解所谓“唯物辩证法”，然则只留下了一堆断言式的空洞词句，并让读者们去机械反复的死记硬背，颇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反复念诵圣经。到头来，连辩证法是什么都没有讲明白。其实当理解了辩证法后，我们会发现“必修四”那一单元的许多论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矛盾那一节甚至大部分直接出自教员的《矛盾论》。然而，正是因为它抽象地、脱离现实地去论述，脱离其发展过程及社会历史去大谈特谈，甚至把一整个体系肢解为几个破碎的块块，才导致最后什么也没讲明白。要探索、研究并论述辩证法，首先在其过程中就必须坚持其运动原则。否则用静止僵死的角度去讲辩证法，只能导致其滑向空洞、含糊、不明所指，滑向包裹着辩证法外壳的“形而上学”。苏格拉底是最早提出“辩证法”这一概念的哲学家。谈及他的哲学，就不得不提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解过一定历史的同志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度，每一位成年男性公民都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城邦大事的决定工作。如此，每个公民都要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观点，或争取多数人的支持。这意味着语言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智者运动便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智者通过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帮助人们能够在论辩上驳倒对方；通过贯彻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将人树立为万物的尺度，将人类探索智慧的对象从自然转向人与社会，并传播了批判迷信、挑战权威、高扬感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启蒙，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哲学。辩证法的诞生就得益于智者运动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例如黑格尔就将智者芝诺称为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但是随着雅典民主制的衰落，智者也逐渐泛滥起来。他们逐渐变得只关心论辩的效果，不管是非曲直。他们甚至为了赢得更多学生而声称“只要你掌握论辩技巧，你便是善恶标准”。于是这样智者运动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它腐蚀着雅典的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们对智慧的探求，并进一步败坏了民主制度。苏格拉底便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哲学活动源于两个使命：一是通过与别人对话引导并帮助人们探索智慧、追求普遍的客观真理；二是通过这种活动来坚持探索真理的社会风气、进而维护民主制度。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婆，帮助其他妇女接生婴儿。而苏格拉底本人自称“知识的助产士”—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所以他不“生产”知识，而是帮助别人“生产”知识。苏格拉底将他知识的助产术称为“辩证法”——希腊语翻译为dialektike，本义为dialogos——对话。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正与智者的论辩术有关，他通过问答的对话形式，对对方旧有的片面的观点提出相反的立论；用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四个步骤，使对方扬弃掉自己旧有的观点，一步步引向普遍的、确定的、真实的知识。且这个过程中“助产士”仅仅起到激发的作用，让对方自发地将自己头脑中蕴藏的思想，明确的表达出来，并最终获得确切的概念性认识。在苏格拉底这里，辩证法在认识论的范畴之中，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的形成过程：人们原有的、片面的认识自发地发展出自己的否定性力量，并且自为的去扬弃自身，最终达到更高的维度，获得普遍的概念认识，从而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辩证法正是这整个认识运动中的形式，因此在这里关于辩证法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初步的做一个解答：辩证法正是事物矛盾的运行规律或者机制。不过别急，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会更深入探索这个认识。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就不能不接触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辩证法也在这里从近代哲学固定的知性思维中解放出来，得到了理性之泉的灌溉，极大地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康德，康德哲学的兴起源于当时形而上学的衰落。传统形而上学以超验的东西做认识的对象，而近代的科学革命证实了没有普遍必然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科学，从而宣判了形而上学的死刑。此时启蒙运动的精神内部也发生了理性和自由的冲突，因此康德试图通过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精神和道德领域为形而上学谋一条出路。在这里，辩证法被康德运用于二律背反——当理性迫使知性范畴做超验的使用时，由于没有现实依据，同一个现象会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且这两种理论都能自圆其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并指出自由的问题只能在“人类理性”中得到解决，由此从理论理性过渡到实践理性——这也是康德为形而上学找的出路。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因其二元论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费希特改造了康德哲学，抛开了康德的物自体，以“绝对自我”为最高原则出发构建一整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称之为“知识学”。费希特的辩证法便存在于这个推演的过程中——自我设定自我本身，自我设定非我，最后自我在自身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和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在第三原理中，有限的自我和有限的非我从属于绝对的自我，通过其可分割性统一了起来，这就是知识中最高的综合。由此，费希特将康德的消极辩证法改造成为积极的辩证法，将它的静态范畴体系表现为一个相互推演的发展过程。但是费希特又陷入到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矛盾，而且他的知识学是纯认识论的范畴，因而无法解决绝对自我的实在性问题。对此，谢林超越了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将无差别同一的“绝对”作为一切的根据，将整个世界的发展史看作“绝对”的自身发展史。“绝对”通过自身中的“原始对立”，发展为有差别的自然到精神。不过与斯宾诺莎不同的是，自然和精神不仅是实体的两个方面，而被看作是绝对发展的不同阶段。谢林说:“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不可见的自然。”谢林在他的自然哲学中，阐述了自然发展–人类出现–自然界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而在先验哲学中，谢林从自我意识出发，研究精神生活的发展。绝对在先验哲学中展开了认识自我、回归自我的辩证运动过程。在叙述历史的实践哲学环节中，谢林如此说明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在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是其行动的结局却取决于一种必然性。在康德哲学之后，为构建统一的体系，费希特引入了范畴的辩证逻辑推演，谢林则引进了历史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但是，谢林对无差别绝对的追求，致使他又陷入了同一与差别的二元论。世界是有差别的，无差别的绝对与有差别的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同费希特一样，谢林哲学最终走向了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依然没有获得一个完美的答案。近代的探索者们每一次在哲学之海中低落的浪潮，都是历史的潮汐之力在驱动着黑格尔哲学巨浪的掀起。同前面三位的哲学家不同，黑格尔第一次在根本上直面了矛盾的问题。康德在人的认识与事物自身的矛盾面前望而退却，试图以划分现象及物自体来限制理性的范围，回避理性的矛盾。费希特与谢林为了使康德哲学的体系统一起来，分别提出了绝对自我与绝对同一的概念，但是又陷入了新的差异和矛盾之中:费希特陷入了自我与非我的矛盾，谢林则陷入了同一与差异的矛盾。最后两人都无一例外的走向了信仰。但在黑格尔看来，矛盾并不只是消极的意义，而是理性本身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因此绝对同一从一开始就是“具体的同一”，是自身之内有差异性的同一，正是这样它才自身就有内在的矛盾和冲力，通过自我否定和扬弃将自己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实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绝对精神运动”。而绝对精神是要依靠人类精神而实现的。黑格尔认为，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从认识论本身解决认识论的问题，是无法获得统一的。以往的哲学将人看作是认识的主体，将世界看做是被认识的客体，然而黑格尔认为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自然界是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因此，黑格尔主张回到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但是，斯宾诺莎的实体缺少能动性，这就使它难以解释实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者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就是黑格尔著名的实体即主体原则。这样一来，获得了能动性的实体自身就包含了否定性，通过否定自己将自己分裂为二，将自己树立为对立面——世界就在实体的自我否定运动中被展开出来——然后扬弃自身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建自身的同一性，由此成为发展出来的现实。绝对精神运动便是世界扬弃差异获得同一的运动。让我们用逻辑学的结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进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旅程。康德因为人的认识和事物自身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望而却步，退回了主观立场。但是黑格尔将这种差异看作一种积极能动的因素和考察知识的根据:当我们发现了知识与对象之间存在差异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改变知识以符合对象，从而形成了新的知识。但是知识毕竟是根据相应的对象而形成的，现在知识发生了改变，对象也不再与现有的知识相当了，因此他同样需要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知识。因此，认识不仅是改变知识的过程，同样也是改变对象的过程。在认识活动中不仅出现了新的知识，而且出现了新的对象。让我们以一棵树为例，在认识的最初阶段——感性确定性的阶段，我们对树的认识还是直观的认识——它就是纯粹一棵树，没有别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树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在《逻辑学》中是黑格尔辩证逻辑体系的起点——纯有，此时树的对象是处在一个完满的状态。但是这个树本身毫无内容，毫无意义。因此纯有也可以等于纯无——纯有在这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说出来，只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因而可以理解成一种存在的“决心”或者“存在起来”的活动。存在自我否定为无，无也自我否定成为存在，因此这种否定或者叫否定之否定的活动变形成了变易，也就是存在和无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变易成为了第一个具体概念，有了自己的具体内容。让我们接着回到对树的认识——人最初认识到的树只是一棵树，但是他也意识到这种认识毫无内容，因此在这种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中，人势必发展出对树的各种具体认识——树是有干和枝叶的、树上是可以结果子的、树可以用来乘凉、树在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那里象征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庆祝和对自由的向往......但是，这样对树的不同方面的具体的认识之间存在差异，因而树在人在认识发展中被分裂了，正如盲人摸象中不同的盲人把大象说成不同的形状那样，这时候它还无法成为现实的东西。所以它还需要扬弃自身的差异和矛盾，达到和谐的统一。人在发展出对树的不同种认识之后，将这些认识统一起来——干枝叶、结果、乘凉、象征自由...这些现象活动都是同时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的，这个统一题就是树。在此时，认识对象以树为起点，又回到了树——不过此时的树由于其发展出了具体的范畴，并且将范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扬弃掉，融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因此它是在一种更高的维度上面实现了自身。这个新的“树”，在黑格尔那里便是绝对精神。我们将上面人对树的认识过程给抽象出来，便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描绘的运动过程:认识和对象通过不断否定自身，不断扬弃和同一，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到概念论，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绝对理念。在上面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地看见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本体论。黑格尔以辩证法来构建逻辑学的体系，解决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认识论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在他看来，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也是同一的。人的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差异，正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拥有差异，存在矛盾，处于一种不统一不和谐的状态。因此当人的认识活动扬弃了于自在之物之间的差异与之达到统一的时候，也正是这个世界本身打到了和谐和统一的时候，这就是著名的“绝对精神”。《精神现象学》所展示的正是这个过程，它描绘了人类历史以来的一切精神产物，将它们融为一炉，再现了人类精神认识绝对（前面所说的实体），绝对通过人类的认识活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最终实现自我，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绝对通过人的认识展开自我，最终又成为绝对精神回归自我，黑格尔通过这种回溯性，将哲学比喻成一个圆圈。黑格尔曾说:人类精神的“荷马史诗”既是精神的伊利亚特（起点），也是它的奥德赛（终点）。不过这里面我个人的见解是:当绝对成为绝对精神再次回到伊利亚特的时候，我们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整个世界将被我们一览无余，人的精神也将在此得到解放，实现启蒙运动中的伟大理想——自由。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认识绝对的过程必然会被辩证法推动着发展，最终实现绝对精神。因此他说:必然和自由是统一的，必然就是未展开的自由。黑格尔的辩证法便存在于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之中，存在于《精神现象学》所描绘的自由的壮丽史诗中。它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无论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在黑格尔这里都发展出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到达了辉煌的时刻。在此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以及残留的封建主义的矛盾愈加激化，人们开始更多的考虑现实社会的问题。例如德国，在各种文学、音乐、艺术和古典哲学的熏陶之下，德国在文化领域可谓是一个极其辉煌和浪漫的地方。但是其现实的贫瘠与精神的财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落后的封建制度，混乱的割据状态，经济的贫乏和民生的凋敝。在社会的重重矛盾与劳苦大众的悲鸣哀嚎之下，历史在呼唤着马克思的到来。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他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但是他又明确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辩证法，因此自己要将它颠倒过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颠倒”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转过来，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单纯的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换作唯物主义，作一种头足倒置。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及从前的一切西方哲学，反对抽象的思辨，要求把重点放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上，诉诸感性直观。然而，费尔巴哈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费尔巴哈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将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类”的本质。他的感性还停留在人的感官，而没有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没有当做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搞唯物主义，但是直接抛弃了辩证法，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此他仍以一种狭隘的眼光看待实践，将实践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因此，他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之间面临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在这个地方费尔巴哈又无奈地转向了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单纯的头足倒置并没能解决问题，而日丹诺夫体系所谓的“黑格尔主张意识是本源，意识决定物质；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是因为他主张物质是本源，物质决定意识”更是无稽之谈。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是如何颠倒的。马克思在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论述后面有一段更为重要的论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将辩证法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在他眼里，辩证法是有现实意义的: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否定表明其终将灭亡，为新生事物所取代。这种革命性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恐惧，因为辩证法真正所描绘的运动规律并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家们“醉醺醺的思辨”，它更贯穿于整个社会历史中，资产阶级在辩证法中预见了他们将来的命运——被推翻和灭亡。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颠倒”是根本上的视野的转变，他的出发点是直接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他的辩证法贯穿于社会历史整个运动之中，而推动这股运动的力量也只能是现实的力量——人的实践活动。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停留在纯粹意义上的思辨活动，黑格尔将概念上的“纯有”作为一切的根据（这也是为什么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的真正答案，而不是所谓“绝对精神是万物的本源，意识决定物质”。你可以去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但是不能怀疑他的智商）。但是当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叙述人类现实的历史上一切的精神产物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他的辩证法也是从现实中来的，只不过是他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如本篇开头所说，辩证法正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或者机制，而事物内部的矛盾正是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教员在《矛盾论》中写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通过自身的矛盾，发展出否定性的力量，将自己分裂成两个对立面。最终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掉自身的旧有矛盾，重新实现统一。而这个新的统一体内部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如此重复着这个运动过程，不断向前发展。正如列宁所说:运动是绝对的。这个运动规律便是辩证法的规律。用黑格尔的三一式表述便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正题、反题与合题”。事物一开始作为正题存在，自我否定发展出反题，最终通过辩证的扬弃实现统一，
达到合题。而前面一阶段的合题又将成为新一阶段的正题，于是这样的运动将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现实基础为根据，贯穿于社会历史的整个运动过程之中。他的辩证法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么论述道，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自己所需的物质资料时，就是他们区别于动物的开始。人们一面生活着自己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生产着他们的生活本身，发展出了各种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也逐渐出现，分工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也就是所有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历史的运动便在这个分工的过程中进行着。以西欧的历史为例，人类世界最初的矛盾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环境的险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结成族群，形成一个个部落，实行部落所有制。此时的分工还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之间的分工。第二种所有制是古代的公式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逐渐出现。人类社会也在这个时候迈入阶级社会，古代公社所有制便可看作是这个时期的过渡。矛盾也由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向社会的矛盾——自由民与奴隶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古代希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便是此时的典型。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财富和生产资料被不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平民小农也逐渐变为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不过因为他们处于公民和奴隶的中间地位，因而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而是变为一种流民。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了大帝国走向了衰弱，随着蛮族的入侵和西罗马的灭亡，日耳曼人征服了整个欧洲，封建的所有制也建立起来。在农村，庄园和农奴制盛行，封建领主作为庄园的统治者与参与直接生产的农奴形成对立的阶级。在城市与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相适应的便是行会所有制。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手工工人、商人以及逃到城市的农奴，为了对抗封建贵族的剥削和掠夺而联合起来，组成行会。城乡之间的对立也在此时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萌芽，近代城市也逐渐兴起。通过城市自治、思想解放、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扩张和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不断的发展，资产阶级或者市民阶级不断地壮大。封建的王权、贵族与市民们的矛盾也激化起来，市民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的统治阶级，夺取了政权。社会从此便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再往后便是工业革命，大机器和大工厂制度的出现再次改变了社会结构，早期的市民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以及无产阶级，彻底分化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到此时的主要矛盾，
便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直接原因——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马克思的辩证法便贯穿于这个历史过程的全部，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在这里用正反合的三一式来叙述:在马克思这里，正题便是由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的社会，社会通过自身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出了自己的否定性力量（反题)，通过自我否定而分化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两个对立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最终通过阶级斗争、改良等等一系列方式扬弃掉旧的社会矛盾，再次同一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合题）。而这个新的社会中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合题即正题），因此将继续下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让历史之花在我们的双手中绽放马克思正是这样通过社会历史运动中的辩证规律，看到了将来资本主义社会也必将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宣判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并强有力地证实了无产阶级必然解放，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未来图景。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虽然可以用正反合来叙述，但这并不代表历史运动会被正反合的条条框框所机械地规定好。历史正如发生大爆炸后的宇宙一样，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从来不可能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存在去提前创建或者设定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最终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论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结合现实，将它当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去论述，而不是当做一个具体却从未出现的社会形态去描绘。如果超出现实、超出实践去预设这么一个发展历程，那仍旧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深坑。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陷入了这一深坑才将不断发展，包含各种矛盾的历史运动矮化成一种机械平滑的现象历史观。更是造成了一种误解:根据“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会因弃矛盾而自身灭亡，只要顺势而为，坐等生产力的发展到某一临界点共产主义就能到来一样。如此，本是能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情结:好像革命者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变成了某种宗教救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变成了类似“弥赛亚终将降临”的神圣预言。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恩格斯说:“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在于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句话说明了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一切的关键，历史的创造者不是所谓的生产力，更不是所谓的某种规律——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也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劳动人民本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辩证法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扬弃，它不是事先被预设好结果的。历史的发展是否能做到扬弃，实现合题，实现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产生，完全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这个世界发展无限的可能。我的朋友路灯，曾形象地将这个环节称作是一种时间的停顿，历史的阻塞。他这样写到:“我们只有把过去与当下在现实中解放出来，历史才可能面向可能性敞开，而不是被封闭在机械必然性的轨道上。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这个概念，'当下’不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在'当下’中，时间是静止的，这个'当下’就是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我们不要试图等待未来的救赎，救赎的可能是蕴含在当下的.....进一步不在于时间不断流逝的连续性之中，而在于对时间的打断，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事物才会显现。相比于被限行时间不但逼着向前，我们必须把时间停顿下来。当下就是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停顿。在此处，我们早已流逝的过去，终于有一个被反思的空间......”在他的历史观中，正好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再一次说明了历史的“正反合”并不是被机械地设置并规定好，平滑线性地发展下去的。相反，我们在正题，反题与合题之间看到了一个断裂，一个停顿。这个停顿，这是我们反思的空间，事物的发展是否能够达到合题，如何达到合题，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将这个辩证法代入到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就会知道正如资本家们不会自己把自己送上绞刑架一样，资本主义并不会自行走向消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合题。劳苦大众是否能够解放，剥削阶级是否会被推翻，完全取决于劳工们和妇女们自己的选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来没有一个以预言家或者创世神的姿态，对未来的历史运动做出什么线性的规定。他发出的是一段振奋人心的号召:“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合题是否能够实现，根本在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联合起来，亲手打碎自己的锁链。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并不是某种诸如“弥赛亚终将降临”的先验预言。而是他、他的战友恩格斯、后继的伊里奇与李德胜、还有许许多多革命者们自己的选择。在历史发展的这个舞台中，实践的人民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为上帝的剧情安排的小丑演员。他们自己便是自己的导演，也是完全主动的展现自己光彩的主角。历史从来就不是在某个封闭的温室中生长的，我们应该让历史之花在自己的双手中绽放。鲁迅曾说过: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本文所描绘的马克思主义之路，也并不是笔者自己所创造的，而是历史上千千万万地劳动者们自己闯出来的。这条路也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哲学之路，更是一路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直到完全胜利的红色之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并不能仅仅做星星之火，因为不会有一股外来的力量去推动着我们的火焰形成燎原之势。我们更要做的，是那股前进的，能动的，拥有无限力量的东风。我们要亲自推动着这股希望的火焰，使它席卷此岸的世界，烧尽一切朽烂的枯木，断壁与残垣。烧出一个没有黑暗的，光明的，红透天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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