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得天下”的过程，往往埋藏着日后王朝“治天下”模式的伏笔，概莫能外。
一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见诸史册的“反秦义军”之中，第一个面对秦朝郡守、郡监的讨伐在“野战”中得以“战而胜之”的势力就是刘邦集团。
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上文中提及的“第一阶段”，尽管这个阶段时间很短，自秦二世元年九月至秦二世二年十二月，满打满算3个月的时间，却包含了刘邦起兵后的“第一次辉煌”和“第一次挫折”。见《史记·高祖本纪》：
攻胡陵、方与，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州守壮败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
另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秦二世二年十月）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
（秦二世二年十一月）杀泗水守。拔薛西。周市东略地丰沛闲（间）。
（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雍齿叛沛公，以丰降魏。沛公还攻丰，不能下。
两者结合，大事的轮廓其实很清晰，那就是秦二世二年十月，也就是刘邦起兵后的次月，其沿泗水挥师北上攻胡陵和方与，“秦泗川监平”的部队进围丰邑之际，退守丰邑，待其包围二日之后出击，一举击败“秦监军”。
秦二世二年十一月，首次战胜后的刘邦，以雍齿留守丰邑，东进至薛县，与早已起兵的陈武一同夹击泗水郡郡守“壮”的部队，所以“拔薛西”，而未入薛县，野战追击“壮”到戚县，捕杀了这位郡守。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月，刘邦集团第一次“分裂”危机到来了。
红色部分为刘邦集团扩张所及，蓝色为陈武控制，绿色为周市部，黑色为未知所属，或有吕氏起兵，可能性不大
陈胜的正牌下属，也是魏国势力的代表，魏相周市自东郡、砀郡略地至丰沛之间，也就是“捞过界”了，到了原楚国旧地的范围内，而他的来路，就是沿菏水，自昌邑、东缗方向至方与、胡陵，再南进至丰、沛之间。
刘邦并非没有对抗，而是沿泗水北上至“亢父”驻扎，再南下“方与”威胁周市所部的侧翼，“未战”，也就是与魏军对峙，但是没想到的是，“坚城”也就是大本营丰邑却被周市的一介使者招徕，雍齿以丰邑降魏国，待刘邦回归时，竟然不得而入，引兵强攻也没能攻克，恰好刘邦生病，只得领兵退回沛县。
雍齿的反叛，应该对于刘邦的打击并不大，毕竟情有可原，周市给的条件是“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也就是投降即得“封侯”，而刘邦不过是个“沛公”，也就是“县令”，还是自封的，而这个“侯”却是已经“略定魏地数十城”的“魏相”封的，含金量根本不一样。
但是，丰邑作为刘邦的故乡，却因为“丰，故梁徙也”，也就是丰邑的居民多是原本魏国的移民，竟然一齐“反为魏”，对自己刀兵相向，可以说是他起兵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也是第一次“身份认同”的危机。
如果止步于讲故事，那么刘邦起步的“第一阶段”确实乏善可陈，但如果细究，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具体来说，即时间、人物、过程都没那么简单。
见《汉书·萧何曹参传》：
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
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条下的“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文字一模一样，行程立刻转向了“薛”，之后再攻胡陵，说明胡陵又反叛，攻克后，转至守卫方与，结果方与县反叛投靠魏国，丰邑也反叛投魏，“击之”、“攻之”而未“取之”，说两地均已丢失。
确定了时间顺序，以“薛西之战”为界线，之前为“一攻”胡陵、方与，之后为“二攻”胡陵、方与，待方与、丰反叛后的攻击则为“三攻”。
再看其他传记的记载，就会发现细节的增加，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樊哙）哙以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樊哙跟随刘邦“一攻”胡陵、方与没有问题，但是“破秦监公军”的位置不在两县，而在“丰”下，也就与《史记·高祖本纪》的“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契合，接下来的记载更指出，沛县在之前已经丢失，这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在起兵之后“还守丰”，因为秦军已经“反扑”。
但是，樊哙却没有与曹参一同经历“二攻”和“三攻”，而曹参的传记记载，这一段也没有“从”字，再看“常奉车”的夏侯婴，他也只参与了一次进攻，其余两次没有参与，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夏侯婴）从攻胡陵平，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
对于“胡陵平”，《汉书》注释中提到：
张晏曰：“胡陵，平所止县，何尝给之，故与降。”
翻译过来，胡陵县是“泗水监平”的所驻扎县，夏侯婴跟随刘邦一起进攻“胡陵平”，结果在夏侯婴和萧何这两个熟人的劝说下，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夏侯婴得以赐爵五大夫，这也应该是本阶段刘邦集团的最高爵位。
类似情况的是周勃，不过他参与了两次进攻，见《汉书·张陈王周传》：
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
那么，刘邦本人参加了几次进攻？确定了这一点，基本上就可以分辨出整个刘邦集团的部署和行程了。
答案是，只有一次，即“一攻”。
二
如果只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事主视角，方与县“四易大王旗”的趣事肯定是不得其详的，只看确切记载，胡陵县也起码易手过“三次”。
最开始胡陵、方与为秦县，被刘邦攻克，换成了楚国大旗，待其撤回丰邑应对“泗水监平”的讨伐大军时，又反为秦县，而刘邦主力此时攻向了薛县的“泗川守壮”，击破该路人马后，又派曹参偏师扫荡胡陵、方与，两县再度换上了楚国旗帜，但当魏国相国周市的大军开来，方与又反为魏地，胡陵未有记载。
所以，一者确定“四易”、一者至少“三易其手”，时间只在两月之内。
确定了这一系列事实，再看刘邦起兵后的军事谋划，就会发现其间的妙处。
刘邦起兵恰与周文在关中的“戏”战败同月，紧随其后即撤出了沛县，转向了丰邑，原因应该就是沛县城大，且在泗水之畔，属于交通线要冲，面对秦朝的讨伐大军难以抵抗，所以主动转进。
但是，在撤出沛县之后，刘邦所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北上胡陵、方与，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向西与正在掠取魏地的周市所部建立联系，通俗地说，“傍大腿”。
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同样与秦朝的讨伐大军有关，胡陵位于泗水与南梁水交汇处，方与位于泗水与菏水交汇处，都属于交通要冲，对于秦朝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丰邑，故此，沿泗水北上平乱的秦军，一定会被调动至“外线”，而不会直接摧毁义军的家口和根据地。
当然，以上是基于地理的猜测，未必准确，但是之后形势的变化方向，却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
在刘邦“一攻”胡陵、方与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秦朝的讨伐大军，从结果看，分为了两支，但其“分兵”的地点和前线基地，应该就是刘邦刚刚弃守的沛县，在“收复”沛县后，“泗水监平”和“泗川守壮”分作两军，前者扫荡刘邦部，后者进攻陈武部。
“泗水监平”并未直奔胡陵，而是转向西，沿“泡水”攻丰邑，这个意图应该被刘邦所部侦知，所以才“还守丰”，并遭遇了秦军的围城，两天后，刘邦军出战，这个“时间差”，应该就是刘邦主力回援的时间，里应外合故而“大破之”。
战败的“泗水监平”应该是先逃亡沛县，又在义军的追击下不得坚守，选择向北逃往胡陵而非向东到薛县投靠“泗川守壮”，这个证据就是樊哙独有的经历“复东定沛”，说明他的追击得力，而刘邦部下的其他将领在后徐行，而樊哙几乎是兵不血刃即拿下了沛县。
重新控制沛县后，刘邦所部并未趁势北上，而是选择出其不意，所以，全军向东，在薛县郭西，也就是外城墙西面，击破了秦军，这个战斗位置也说明了“泗川守壮”应该正在攻打薛城，却遭到了突袭，甚至是夹击。
战败的“泗川守壮”在原路逃回沛县的途中，被刘邦的部下斩杀于戚县。
挟大胜之威，才有了“二攻”胡陵、方与，曹参领兵到胡陵城下，经夏侯婴和萧何的劝说，“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很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中，“郡卒史”周苛、周昌兄弟才和平地转到了刘邦的旗下。
在胡陵投降后，刘邦分兵两路，主力随刘邦沿泗水北上亢父，在这里有一位“客”加入，即平棘懿侯执（《汉书》作：林挚），应该就是“和平迎接”刘邦的重点人物，而另一路则由曹参率领，沿菏水攻方与，并就此“徙守方与”，镇守该地，跟着他的人就包括周勃。
而萧何、夏侯婴和樊哙，则应该随从刘邦至亢父接收“新地盘”，却不想周市统帅的魏国大军直奔方与，曹参部与刘邦部因而聚集到方与和魏军对峙，却没想到方与县竟然反叛，主动归附魏国，刘邦主力“未战”，而曹参部对方与县“击之”，所以才有周勃的“与战，却敌”，也就是说城池已丢失，还主动进攻了曹参部，周勃领兵击退了方与的魏军。
更险恶的是，周市的“封侯”承诺还拉走了雍齿，丰邑也“反为魏”，此时的刘邦集团控制区理论上应该还剩四县，即沛县、胡陵、亢父、戚县，都在泗水沿线，在集中全部主力攻丰邑却“不能取”之后，“沛公还之沛”，也就是回归沛县，极可能此外三县也已全部丢失。
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刘邦的创业故事就像一场“春梦”，在“独立自主”的辉煌之后迅速沉寂，就像画了一个圈，起于沛县，只余沛县。
这个过程中的两次战斗，即无兵力数目，也无细节记录，远不如《史记》中极富笔墨的“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因为其欠缺戏剧性，所以对于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传统史家而言，并不值得还原、钩沉。
然而，作为后人，我们去回顾秦末汉初的战争进程，就会发现，无论是陈胜、吴广、周文、宋留、葛婴，还是武臣、周市、田儋、项梁、韩广，他们的势力扩张、兵马增加，都离不开一个“徇”字，见《史记·陈涉世家》：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
所谓“徇”，《说文》记录原意为“疾也”，不是疾病，而是快速，引申义为“巡行”、“宣示”，而“徇”的目的则是使众人顺从，所以，“徇地”并非指“攻城掠地”的行为，而是以大军“武装巡行”令城池降服。
所以，考诸《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史记·田儋列传》以及《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记载，在第一阶段中除刘邦之外势力的野战实际上只有两次——章邯破周文，田儋破周市。
一次败仗，一次内讧。
可以说，面对秦朝讨伐的大军，反秦义军的“武装游行”手艺立刻露底，只能一败再败，而刘邦集团却是同时期唯一曾击败秦军的义军，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刘邦本人的“知兵”，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陈王周传》：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汉书》作：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古人关注“天授”，今人关注“常用其策”，其实重点在于“以《太公兵法》说沛公……良为他人言，皆不省”，别人听不懂，刘邦能懂，说明两人的“文化程度”相近，具有良好的沟通界面，同时，具有相似的军事才能和悟性，而非对未知知识的“盲从”。
通俗地说，刘邦本人就“能打”，否则，丰邑之战和薛西之战，两次疾风骤雨一样的“里应外合”就玩儿不了那么“溜”。
三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能打”的龟缩一县，陈胜、周市等“不能打”的“徇地数十城”，原因有两条：
（1）名位；
（2）国别。
必须指出的是，名位本就与国别有关，在秦灭六国之后，数百年来积累的国别意识并未自然消失，《史记》、《汉书》中对于“某国人”的叙述至汉武帝时代才基本没见，也就意味着跨越战国、秦、汉的变革时代，“某国”已经由“一家一姓”的“宗社”变成了“区域、文化”的代名词。
以陈胜、武臣、韩广，乃至于曾经被“拥戴为王”的周市为例，六国的豪杰对于“六国后”的血脉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真正有号召力的是“赵”、“魏”、“楚”、“燕”本身，无论谁来“复国”，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没人介意他是不是“先王”的血胤。
问题是 ，“旗帜”本身是有界限的，也就是对于“捞过界”的行为总会受到反噬，比如武臣派出韩广取燕地，燕人直接立国，魏人周市略地至齐境内就遭到了反攻，在他略定魏地之后，就想要迎立“魏王”，更进一步说，葛婴立襄强为楚王，秦嘉自任大司马并在陈胜死后立景驹为楚王，也都是对“故国”的法统的执着。
而所谓“法统”、“政权合法性”，本质上都是民众，尤其是地方精英分子对政权的认可，这可以用马克思·韦伯总结的“传统型权威”来解释，所以，刘邦在起兵之后遭遇了一出“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的凌虐，虽然他想在军事上和魏相周市比划比划，却没想到丰邑、方与这些与“魏人”瓜葛较深的地方转手就把他这个“楚国”的沛公给卖了。
更恶劣的是，他的军事进攻并不奏效，而我们之前提到，刘太公带领着刘氏宗族一直居住在“丰”，而刘贾、刘泽这两个从父兄、从祖昆弟的存在也说明，刘氏宗族的人丁还算“兴旺”，有没有支持“楚人”刘邦呢？
恐怕是没有的，见《汉书·楚元王传》：
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
这里的“仲”就是刘仲，后来的代王，刘邦让他和审视其一同“留侍太上皇”，而时间却在景驹立楚王之后，也就是第一次进攻丰邑失败时，也就意味着刘太公在丰邑“失守”归魏之后，仍旧居住在丰邑，没有迁居沛县，也没有受到“苛待”和“驱逐”，侧面说明刘氏宗族并没有为刘邦的大业出力，他只能无奈地把亲族抛给了雍齿，这种羞辱感恐怕不轻。
继而，刘邦“痛定思痛”，主动向楚国的“法统”靠拢，以获得楚人的支持，来“驱逐”魏国对楚地的“蚕食”，即《汉书·高帝纪》里说的：
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注意，见景驹之时，刘交与萧何、曹参、张良一同前往，这算是主动参与，也是刘氏宗族对刘邦集团最大的“参股”，而刘邦的全员觐见，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名位上毫无所得，反而要跟随景驹东征西讨。
值得注意的是，张良的参与，在此处写法是“道得张良”，也就是到“留”的路上碰上了张良，而《史记·留侯世家》里则写道：
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到底张良去见景驹没有？两人相遇的地方在哪儿？因为有这个矛盾，所以，班固在《汉书·张陈王周传》直接删去了“不去见景驹”之语，其实结合《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封侯时张良自述可知：
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也就是说，张良本人承认自己“起下邳”，在留县与刘邦见面，注意，下邳和留县距离不近，虽有泗水连接，中间还隔着彭城，这个乾坤大挪移是如何做到的，也就引出了刘邦参与的第二阶段的战争，即“景驹部下”，这短短三、四个月（秦二世二年正月投景驹，当年四月即投项梁）间，也隐藏着一段历史的隐情。
见《汉书·高帝纪》：
正月，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 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
这里“东阳宁君”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与秦嘉共立景驹，刘邦在之后，也应该归属于他旗下与秦军别将会战，但在项梁火并秦嘉、景驹的战争记载中，却没有提到这个人，作为刘邦一起扛过枪的“老领导”，此人的消失着实令人费解。
“东阳”应为地名，而秦嘉是凌县人，围攻东海郡治郯县时自称大司马，与地处淮南的“东海郡东阳县”并无关联，所以，“东阳宁君”要么是籍贯在“东阳县”，要么就是以“东阳”为封邑。
翻查一下陈胜起义后从起的“大势力”，唯一与“东阳”有关，且“排他”的，就只有一个人——陈婴，日后的大汉堂邑侯，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阿娇的曾祖父。
确定了这份渊源，楚汉之争中的很多谜团其实迎刃而解，比如项羽自请入关灭秦，楚怀王身边的“老将”提出，沛公才是长者，应该派他去，作为边缘势力的刘邦如何纳入“老将”的法眼，可谓真相大白，因为陈婴当时正是楚怀王的“上柱国”……
四
陈婴的经历非常神奇，如果只读“本纪”、“列传”，你会发现他的经历乏善可陈，由于为人“信谨”，以“长者”之名著称，身为秦朝的前东阳县令史，却被聚众杀死县令的东阳少年们推举为领袖，之后的过程，见《史记·项羽本纪》：
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 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翻译一下，就是陈婴聚众2万人，险些被推举为“王”，被其母亲劝说，你家祖上没有“显贵”，不要出头，跟着别人，胜了有封侯之赏，败了也好跑，陈婴听了，对他的部下说，项家世代为楚将，咱要想举事，还是得靠名家将门，于是部下都听他的跟随项梁。
等到项梁渡过淮河，黥布和蒲将军也带兵来投，总数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只可惜，这段追述放置在项梁渡江，派使者联络陈婴之后，时间线并不确凿，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召平见项梁在秦二世二年正月，项梁渡江则在秦二世二年二月，同月，陈婴从属于项梁。
也就是说，陈婴“不敢为王”和“谓其军吏归属项氏”两件事之间可能同样存在因果关系，却并非是一时一地发生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记载中有一个可以作为“时间锚点”的叙述，即夹在其中的“异军苍头特起”，翻译者常将其解为陈婴所部以青布裹头起兵，其实错了，“苍头”确实是军队，不过是吕臣在陈郡新阳县起兵所统的“苍头军”，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二年）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秦二世二年十二月（腊月），陈胜被杀，紧随其后，吕臣组织苍头军反攻陈县，杀死庄贾，“复以陈为楚”，此处的“楚”实为陈王的“张楚”。
也就是说，“异军特起”实际上是以陈婴为“楚王”， 不再奉陈胜的法统与“苍头军”相异而另搞一摊，在这一点上，秦嘉倒与“东阳少年”们不谋而合，在陈胜势大时，迫不得已打一面“张楚”旗，仍想着自行其是，自称“大司马”。
那么，秦嘉和陈婴有什么共同点呢？
见《史记·货殖列传》：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注意这个区域，以及秦嘉所统义军的籍贯，见《史记·陈涉世家》：
陵（即凌县）人秦嘉、铚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谈到过，铚、符离、取虑三县均在泗川郡南部，沿睢水至下相汇入泗水，而徐、凌也在淮泗之间，从地理、民俗区域上划分，实则均属于“东楚”，也就是与“西楚”地区“异俗”。
正因为“异俗”，陈胜这个“西楚人”也就占了“首义”的名头，得以成为共主，从记载来看，“东楚人”对于“立楚王”一直有着诡异的执着，第一位立襄强为楚王的，就是泗川郡符离县人葛婴，第二位立景驹为楚王的是东海郡凌县人秦嘉，第三位建议立楚怀王的则是九江郡居鄛县人范增，人选标准，也应该是“楚后”，这种极其尊重传统权威的思维方式，倒是与“清刻，矜己诺”的保守主义形象两相契合。
陈婴，恰恰也是“东楚人”，东阳县与凌县同属东海郡，秦嘉甚至围攻了东海郡治，两人能否完全没有交集，成为平行线？
过往的史事叙述，往往将“陈婴归项梁”与“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分别看待，但有了刘邦、张良这两位重要人物的连缀，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一体、综合的。
有了那句“加塞儿”，也就意味着，陈婴被拥戴为“王”的时间，必然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之后，却一定在“东阳宁君”与秦嘉“立景驹”之前，因为相比“苍头军”的“张楚”，“景驹”的“楚”距离东阳要近得多，说是“异军（苍头）特起”，就完全不合适了，那么，时间下限也很清楚，即秦二世二年正月，而项梁渡江和陈婴投项的时间都是确定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录为秦二世二年二月。
由此可知，陈婴绝不可能是一起兵就投入了项梁的麾下，整段记载在时间上，已经可以确认就不是一时一地的事。
不仅如此，如果“东阳宁君”和陈婴为两个人，那么，“东阳宁君”就不可能以“东阳县”为封邑，因为在陈婴未反之前，秦地不可能封给他，在陈婴反叛之后，这地方也没他的份，而《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元年正月，“东阳宁君”与沛公一同在萧西（砀西）迎战秦军失利，也就意味着时间也存在矛盾。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东阳”籍贯出身的姓“宁”的一个人呢？
可能性极小，因为“东阳宁君”与“秦嘉”共立楚王，又带兵转战留县附近，即在泗川郡北部活动，这都需要实力和兵力，横空出世一个月后又神秘消失，未必没有先例，却并不符合逻辑。
也就是说，陈婴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东阳宁君”，而只有二者为一人，一些史书记载的未尽之处才能说得通。
五
正因为陈婴在东阳起兵之后，与同出“东海郡”的“东楚人”秦嘉联合，一同经略东楚地区，才能在陈胜战败逃跑的大形势下，稳住这一区域，甚至有所扩张。
《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葛婴在“东线”的扩张成果：
铚、酂、苦、柘、谯。
以上五县，地处陈县东方，为泗川郡、陈郡、砀郡交界，并未触及砀县、相县、栗县至睢阳、襄邑、雍丘的睢水主交通线，而秦嘉所部则主要出自淮水、泗水下游诸县，主力也集中在下邳北方的郯县。
景驹楚国控制区域略图
而在立景驹为王后，这支“楚军”的活动范围记载，扩大到了留县、萧县、砀县、下邑、胡陵、方与，等于是将刘邦所控制的沛县囊括其中，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
方与尚在胡陵之西北，之前均以为魏国的周市所占据，而秦嘉兵团北上至此，并想要沿着菏水西进，越过昌邑、东缗进攻定陶的秦军，说明此地仍在魏国的治下，包括丰邑。
之所以有这个举动，恰在于对秦军的反应，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
此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在秦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是这个月：
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
刘邦所面对的这一路秦军，并不是章邯攻魏的主力，而是由“别将”司马仁（原字结构为“尸旁下加二”，应是古“仁”字，颜师古注释为“夷”）率领的偏师，见《史记·高祖本纪》：
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北定楚地”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指明了司马仁的来处为陈县，但其任务是在章邯主力转向魏地后扫荡楚地，所以，其行程很可能在城父、下成父向北、向东扫荡，经铚县越睢水北“屠相”，“屠”有攻克之义，也可理解为屠城，不知何种为确，但相县地属泗川郡，也是故楚地，而“砀”，无论是砀县还是砀郡，都应属故魏地。
所以，在地理表述上，“萧西之战”，在《史记》、《汉书》中有不同的提法：
（曹参）北击司马欣军砀东，取狐父、祁善置。（《汉书·萧何曹参传》）
（周勃）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汉书·张陈王周传》）
（樊哙）与司马仁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夏侯婴）从击秦军砀东。（同上）
（刘邦）与击秦军砀西。（《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砀县之东，萧县之西，正是魏地和楚地的交界处，大致范围很清楚，也就是同一次战斗，刘邦部下的几个亲信将领均参与了这次战斗，战果上，樊哙的叙功应该是合适的，即“却敌”，打退了秦军，没有被秦军吃掉，但也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刘邦所部才撤回了留县休整。
此次战败后，迎来刘邦集团的第二次发展高潮，见《史记·高祖本纪》：
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汉书·高帝纪》里还增加了“与故合九千人”之语，就是加上旧部，总兵力达到了9000人，此次扫荡的范围并不小，另见其他人的传记：
（曹参）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秦将章邯车骑。
（周勃）复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兰、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
注意，砀东（萧西）之战，刘邦集团主要将领均有参与，但并非猬集一处，比如曹参，就“取狐父、祁善置”，其地并不在“萧县”附近，而是砀县西边，也就是说，“砀东之战”中曹参应为为“别动队”，活动在主战场的后方。
自此之后，刘邦集团的分兵态势明显，曹参并没有参与“攻砀之战”，也没有参与“下邑”之战，但周勃和曹参，则明显在“打配合”，周勃攻砀、攻下邑，负责攻城，攻克后，曹参越下邑出击至虞县，周勃为其后殿，攻克兰、虞，两部后来均参与了对章邯车骑部队袭击。
反观，樊哙和夏侯婴这两个“常从”的角色，都没有此“攻砀之战”、“下邑之战”和“兰、虞之战”乃至于“击章邯车骑”的记录，这就非常有意思。
整理一下，刘邦亲自统领攻砀、下下邑，确定随从的只有周勃，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周勃一直统帅“步兵”，而曹参在当时应该发挥的还是“别将”的作用，即驻军在砀县西方的狐父、祁善置，也就是“打援别部”，而樊哙和夏侯婴作为刘邦的亲卫“车骑”，并没有参与攻城，或是另在别处。
攻克下邑之后，刘邦还军进攻丰邑，曹参、周勃则一路沿谷水向孟渚泽方向的虞县突击，此时，“东阳宁君”已经不在，为何？
见《汉书·高帝纪》：
（秦二世二年）二月，攻碭，三日拔之。
此月，陈婴已然投奔项梁，这就涉及到另外的记载了，见《史记·陈涉世家》：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
由此记载可知，项梁北上之前，秦嘉原本与景驹在方与、胡陵一线进攻章邯主力秦军，是为北线战场，派出东阳宁君和刘邦一同抵御秦军别部，是为西线战场，那么南线呢？
按道理，东阳县地处淮河之南，恰恰是“稳固”的大后方，而项梁渡江北上，虽有邗沟水路凭借，东阳陈婴仍是首当其冲，所以书信联络陈婴合作，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当东阳宁君与刘邦在砀东失利撤回留县后，得到项梁北上的消息，陈婴受命南下阻击，由于一路上泗水水路畅通，顺流而下，不过几天的时间，收到了项梁递出的橄榄枝。
陈婴面对选择，对“军吏”宣称的“项氏名门”，与“自王”或是立项氏为“王”都不相关，而只是解释了投降项氏灭秦的必然性，所以快速反水。
也正因为如此，项梁所部快速通过了秦嘉起家的东海郡大部地区，直抵下邳，而秦嘉的抵抗，只能到彭城东面驻扎，说明反应迟缓，否则应该在更南方的下邳或下相阻击对方，而陈婴在楚怀王政权中的“上柱国”身份，以及把持楚怀王首都的权柄，都说明他在项梁北上过程中绝不只是引兵投奔的功绩，否则，英布和蒲将军也应该位列将相了。
六
至此，也可以解释刘邦的“略地下邳西”和张良的“起下邳”了，实质上，刘邦是在“砀东之战”受挫后，领部下主力追随东阳宁君陈婴沿泗水南下至彭城，转向下邳，大约在此处，他遇到了投奔来的张良，而东阳宁君陈婴则接到了项梁的书信，双方自此分道扬镳，刘邦也并未回归留县，而是直奔砀县。
因为在秦二世二年正月至二月间，吕臣的“苍头军”在陈郡新阳县复起，重新攻破了陈县，秦军左右校再次攻破陈县后，又被当阳君黥布在清波击败，而章邯主力则一直在临济围困魏王咎并在东郡、砀郡北部扫荡，
原本进攻泗川郡的秦军兵力逐渐被抽空。
所以，刘邦直攻有曹参部监视的砀县、下邑，一举攻克之，当然，也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攻克此二城的本就是曹参、周勃所统的“别部”，刘邦主力根本没参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动辄先登、斩首的樊哙和给刘邦驾车统车骑的夏侯婴都没有相关记录的原因。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记·留侯世家》中写道“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而《汉书·张陈王周传》则删去了“见景驹”，在《汉书·高帝纪》中却添加了一句《史记·高祖本纪》中没有的“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
也就是说，《汉书》作者班固把一件明白的事儿说不明白了，现实是刘邦去下邳本就在见景驹之后，收编张良后，他们的目的地就不是留县，所以，张良要见景驹，就要“去”，而不是“俱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中，张良也是旁观者，上述引文中就提到了：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汉书》作：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
刘邦在处理复杂时局的“高明之处”在他与陈婴分道扬镳的过程中很明显地展示出来，陈婴投奔项梁必有回报，而他作为归属于陈婴指挥的独立势力，绝不可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况且刘邦自家的“基本地盘”还在秦嘉军的包围之下，投奔过去也是“丧家之犬”，况且双方胜败未知，所以，他才在秦嘉集团和项梁集团火并的前夕脱身到“抗秦”的前线，在秦军手里争地盘，壮大自身的实力，而张良的“数……说沛公”，很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大事件。
在砀县和下邑的胜利，也支撑了刘邦割据一方的信心，又还攻丰邑，再次失利，但也躲过了项梁和秦嘉的厮杀，至秦二世二年四月，秦嘉败死，过程是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
秦嘉在彭城战败北逃，连留县都没待，一路退过沛县，沿着泗水逃到了胡陵，本人战死，部下投降，景驹跑到了魏国的地盘死去，而项梁驻军在胡陵，准备领兵西进。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个月，即秦二世二年三月，刘邦进攻丰邑失败，也投向项梁，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攻拔下邑，遂击丰，丰不拔。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
这里说刘邦“闻项梁兵众”，就去请求出兵攻丰邑，问题是，此时秦嘉应该还未战败，则刘邦并非是头一次听说项梁，而是选择了最合适的时机投奔项梁，秦嘉的地盘布局沿着泗水拉成了一字长蛇阵，南至彭城，北至方与，沛县正好居中，刘邦在决战前向项梁输诚，等于是拦腰一斩。
同时叛离秦嘉的，应该还有朱鸡石、余樊君，所以才会有《史记·项羽本纪》：
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还报项梁。
注意这个地理范围，章邯军到栗县，位置在睢水岸边，睢阳和砀县之间，项羽围攻的襄城应为“襄邑”也在睢水岸边，地在睢阳西北，也就是说，在秦军的西方，结合章邯军一直围攻东郡临济的过往，其来处，应该是自定陶、成武、单父向南跨越孟诸泽和谷水，经虞县至栗县，也就是由北向南来，一举切断楚军自东向西沿着睢水、谷水的扩张势头。
在这个区域内，可知的控制线，应该是景驹楚军控制彭城、留县、萧县、相县、栗县、睢阳，刘邦控制砀县、下邑、沛县，丰邑则为魏军雍齿部所有，将刘邦控制区割为两块，所以刘邦才反复进攻“丰”，不单纯是故乡的心理因素。
红色为楚军，绿色为秦军，绿色为魏军
而虞县、蒙县或许均为秦军所有，也是章邯军南下的交通线，而上述景驹楚军控制区的西部沿睢水部分，很可能和刘邦一样，在项梁与秦嘉决战前已经叛离，即相县、栗县、睢阳等处，而项羽“别将”进攻的襄邑未必就是“为秦守”，很可能是面对分路收降纳叛的项羽不服从的秦嘉旧部，而无论是什么人，项羽都“阬之”，可见其性情之暴烈。
正因为都是叛将，刘邦也不例外，所以，项梁才驱使朱鸡石、余樊君与栗县的章邯死磕，同时参战的，还有砀、下邑的刘邦部，所以，才能看到曹参和萧何：
（曹参）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秦将章邯车骑。
（周勃）攻兰、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
章邯主力扫荡睢水沿岸的朱鸡石、余樊君主力，偏师曹参、周勃则在谷水沿线扫荡章邯的后路，袭击章邯后军的车骑部属，胜败未知，车骑肯定无法攻城，则此时，刘邦所部的控制区再次扩张，有沛、下邑、虞、砀。
故此，在秦嘉军战败之前，其势力已经瓦解，所以，战败之后，自彭城直奔胡陵，既无阻碍，也无支援，但“长者”人设的刘邦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放任双方火并，等到尘埃落定之后，项梁在胡陵的十余万大军转入薛县，才亲自去薛县面见项梁，而项梁增援给他5000卒，五大夫将10人，既是“投资”，也是“筹功”。
至此，他完成了事业的第三次飞跃，总兵力达到了14000人，也攻克了心心念念的丰邑故乡，地盘跨越泗水、谷水和睢水三大河，成为砀郡、泗川郡间的一大势力，这个过程中，东阳宁君陈婴到底贡献了多少“上层关系”，由于他与刘邦的“主从异位”，又是西楚的降臣，当年的“渊源”当然不能宣之于口，使得我们只能从史书记载的蛛丝马迹中还原真相，至于具体如何，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了。
因为在“立楚怀王”之后，陈婴走上了人生的顶峰，也彻底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见《史记·项羽本纪》：
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
相当于说，陈婴交出了军队，不再参与楚国的扩张，而与楚怀王在淮东守家，而活跃在楚地前线的，是“自号武信君”的项梁，这个角色并非楚怀王之臣，而是更抽象的“楚国”之封君。
而他面临的形势也非常有意思，项羽攻克襄城之后的“还报”，与朱鸡石、余樊君的败死相关，也就意味着曹参、周勃虽然怼了章邯军一下，景驹楚国在砀郡的大部分扩张成果已然丢失，刘邦控制的下邑、砀县、虞县已经成为楚国的“西界”。
但是，此时整个天下的形势决定了，西线不再是战争的重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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