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各位校友：
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回到母校，在這個培養我進入學術領域並滋育我成長的園地來和各位校友交流。本來王社教老師說讓我來和大家交流，我想講些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因爲這是當年我在這裏學習和從事的本行專業，但考慮到今天來到這裏的校友，範圍可能比較廣，於是我就選了這麼個比較寬泛的論題。這是因爲《史記》不僅是我們很多文史專業的同學和老師所必讀的中國古代基本典籍，而且也是所有想要瞭解中國古代文化、想要涉獵一些中國古代文化知識甚至衹是喜歡文學的人都需要稍加翻閱的書籍，即《史記》不僅紀事的內容非常重要，敘事的文辭也極其精彩，誰看了都不能不喜歡。再說，司馬遷就是在漢都長安寫的這部歷史巨著，現在我重回長安，這就更應該在這裏和大家談談這部書了。
下面，我就來和大家談談，在我眼中《史記》是怎樣一部書。和大家交流。
關於《史記》這部書，可以從很多角度做分析。我在北京大學，給研究生講“目錄學概論”這門課，幾乎每一次都要向同學們對《史記》做基本的介紹，這會涉及很多關於《史記》的基本知識。昨天我在韓城，在司馬遷的故里，參加西北大學出版社舉辦的《史記研究集成》首發式曁學術研討會，學者們討論的也是關於《史記》的諸多基本問題。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講座時間十分有限，不能廣泛地展開說明，我衹能簡單地談一點我覺得比較突出的問題，這就是關於《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想講如下兩點：第一點是它在史書體裁上的獨創性，第二點是它紀事的信實性。
衆所周知，《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後來歷代“正史”採用的也都是這種體裁。拋開所謂“正史”的正統寓意不談，這種體裁畢竟是載述一個時代歷史全貌最佳的形式，不管是歷史信息的豐富性和重要性，還是讀者閱覽的便利性和趣味性，都是其他形式的史書所無可比擬的。僅僅看這樣一種實際效果，我們就有充足的理由重視這種體裁。
我們若是對古代早期著述的基本狀況有個大致的瞭解，那麼，就會有這樣一個鮮明的印象——《史記》這部書呈現在我們眼前最直觀、最突出的一個外在特徵，就是篇幅巨大。由一百三十篇構成的《史記》這部書，不管是在這之前，還是在司馬遷那個時代，都顯得篇幅巨大，人們一眼看上去，就會看出這是一部大書。但僅僅是篇幅長短、書卷多少，這自然太表象了，並不足以體現其深層特徵。
我們稱《史記》爲紀傳體史書，是因爲它的核心構成部分，是本紀和列傳。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世家、書（後世同類著述多稱作志）和表。《史記》在著述體裁上內在的創建性，首先體現在它把這本紀、列傳、世家、書和表這五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著述形式統合在同一部書中，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相當複雜的著述體裁。
本紀、列傳、世家、書和表這五大構成部分，形式不同，各自適應於不同的用途。司馬遷在《史記》最後一篇的《太史公自序》中具體講述說：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眀，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在這當中，除了本紀乃直接承自《春秋》等早期編年體史書之外，其餘列傳、世家、書和表這四種體裁，總的來說，都可以看作是司馬遷的創建。“世家”大體介於本紀與列傳之間，其類同於本紀那一側面，除了承用相關編年體史書之外，還有《世本》一類著述足以取法，但其另一個側面則同人物列傳頗有相通之處；“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尚書》中的《堯典》和《洪範》這一類著述的形式有所借鑑（或者可以把《堯典》和《洪範》看作其早期濫觴），但主要還是出自司馬遷的創製；像“表”這類著述，作爲一種著述形式、特別是史書撰著形式，我覺得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史記》當中出現的一種新生體裁。
不過大家請注意，前面我剛剛說過，像《史記》這種體裁的史書，是被稱作“紀傳體”的，後世依其成例撰著的同類“正史”，往往並不全都具備本紀、列傳、世家、書（志）和表這五種構件，但本紀和列傳卻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人們纔會把這種體裁的史書稱作“紀傳體”史書。這種情況告訴我們，在《史記》一書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兩大構成部分，是本紀和列傳。
從這一角度出發來看待司馬遷撰著《史記》時在著述體裁上的創建，我們就不能不特別重視“列傳”這部分內容。由於還是初創，與後來歷代的“正史”相比，《史記》的列傳在體例上還不夠純粹，例如《貨殖列傳》，頗有一些同“書”也就是後來的“志”相似的特徵，但總的來說，“列傳”是人物的傳記。司馬遷選取各個時代各個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寫出他們一生最重要、最有特色的行事，用以反映當時社會的全貌。
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創建，其核心意義在於對個人命運及其社會作用的深切關懷。現在談到這一點，涉及我們對歷史學研究和歷史學著述的本質的認識。
當代的歷史學研究，一方面，所謂社會學科化甚至自然學科化的傾向一天比一天嚴重。其突出特點，就是衹在意抽象地認識歷史的內在規律和所謂深層機制，而無意關注每一個具體人物各具特色的歷史活動；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脫離其學術特性、也就是科學特性而將其文學藝術化甚至宗教神學化的傾向，即研究者不在乎甚至根本否定研究結果的客觀性，衹在意自珍自賞其所思所想如何超凡脫俗，一味強調其着眼點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和玄妙之處。在這些學者看來，歷史衹是任意由人“書寫”的，從來就不存在是非正誤，誰要是想來討論一下他的認識經不起史料檢驗，那你就輸了。因爲在這些學者看來，我思故史在，我好即事存。在這些學者看來，具體歷史人物他想怎樣描摹就可以怎樣描摹，想怎樣打扮就怎樣打扮，史籍中怎樣記載都無足輕重，不值一顧。
然而在我看來，所謂歷史，首先是人的歷史，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社會經歷，但在司馬遷撰著《史記》之前，我們卻看不到任何一種着意記述活人經歷的歷史著作。最經典、最權威、也最核心的歷史著述，是像魯之《春秋》和所謂《竹書紀年》這樣的編年體史書，衹是乾巴巴地每年簡單載述那麼三兩件大事，有時甚至一年連一件事兒也沒有，就那麼空着，啥也不記。
與此相比，司馬遷不僅獨創了人物列傳這一體裁，把這些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的傳記，同本紀互爲經緯，以呈錦繡文采（即以本紀爲經，記述歷史發展的大綱：同時又以列傳爲緯，展現各個歷史時期豐富多彩的具體場景），同時即使是在許多本紀裏面，也擺脫了《春秋》那樣簡單的紀事形式，實際上對本紀“紀主”的行事也做了很多人物列傳式的描述。其緣由，同樣是對個人命運的深切關懷。關於這一點，我想在座的各位同學，衹要讀到過《項羽本紀》中霸王別姬和烏江自刎這些片段的同學，就會有鮮活的體會（遺憾的是，這樣的寫法，在後世那些仿效《史記》的“正史”裏就很少見了）。附帶說一下，《史記》本紀的這種寫法，應該是直接承自《左傳》，而後世其他那些“正史”的本紀，更多地是回復爲《春秋》“筆法”。
好了，我自己總結一下，深切地關注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創建人物列傳，這是司馬遷《史記》的一大特色。下面再來談《史記》敘事的紀實性。
四天前的早晨，當我在自己的微信公衆號“辛德勇自述”上發佈我們這次講座的預告後，有一位朋友留言說：“太史公書的史學價值低。”我理解，這位朋友指的是《史記》的史料價值。學者們評論前人著述史料價值的高低，主要是講其紀事信實性的大小強弱，如上所述，這個問題，正是我想向各位校友們講述的一個重點。
衆所周知，《史記》幾乎是我們瞭解西漢中期以前歷史最全面、最系統的史籍。在傳統的評價中，人們對其信實性是沒有太大懷疑的。總的來說，是普遍給予高度肯定的。可是，晚近以來，由於泰西諸國新興研究方法的輸入，致使一部分學者對這一問題產生了新的看法。
關於這個問題，往大了說，講起來比較玄虛，我衹能做形而下的學問，對這些學者的想法，完全無法理解，因而也完全沒有能力、完全不具備資格發表看法，在這裏衹能和大家談談自己的一點兒直觀的感覺。
總的來說，我覺得中國境外東西兩洋的學者，恐怕對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缺乏瞭解，中國境內的學人則是鸚鵡學舌照着說，沒有獨自做出深入的思考。竊以爲中國古代的史官，具有一種介於天人之間的神職色彩。這種職業，要求他們一定要如實記述歷史，不然的話，將會遭受天譴神責，而這種天譴神責帶給史官的傷害重於塵世間所有殘酷的暴君，所以中國古代基於史官實錄而撰著的史書，基本上都是質實可信的。這種職業的素質，到司馬遷的時代，仍很強盛，這是我們認識《史記》信實性的一個重要出發前提。
下面，我簡單地抽取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談談自己淺顯的認識。
第一，一些人認爲，《史記》中有些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出自想象的記述，不大可能會有可靠的史料依據，應是憑空的演義。譬如某些很戲劇化的場景，像鴻門宴；還有些宮闈密謀或暗箱操作的政治行爲，如趙高、李斯等詐立胡亥的密謀等。
對此，我認爲，幾乎所有重大歷史問題，衹要有人參與，再祕密，也會有所流傳。一個傳一個，就會流傳於世。在這些口耳相傳流通於世的各種歷史敘說當中，當然也會攙雜有許多失實甚至虛造的說法，但前面我特別談到，司馬遷是一位具有特別專業素質的史學家，他既有相應的職業操守去從事甄別，也有相應的專業能力來加以甄別。因此，不宜毫無來由地輕易否定《史記》的記載。
第二，紀事性的史學著述，除了起居錄式的即時實錄之外，必須要有先行的史料依據，司馬遷撰著《史記》也是這樣。這些史料依據，雖然也包含有上面講到的口耳傳說在內，但基本的骨幹，必須依賴文字記載。人類發明和應用文字來記錄史事，都有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中國古代也是這樣。
那麼，司馬遷在撰著《史記》時所能利用的相對比較可靠的文字資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換句話說，中國的信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依據到目前爲止的資料，我認爲，在中國古代，這一時代應是開始於殷商時期。
這一點，是由王國維先生通過所謂“二重證據法”證明的。多少年來，在中國古文字學界、中國古代史學界和考古文博學界，普遍把王國維先生這一研究方法看作是一般的治史方法，並大力弘揚，將其普遍施行於古代文史研究。其實王國維先生談到所謂“二重證據法”時的本意，衹是講他利用安陽出土的殷墟卜辭證實了《史記》所記商人先公先王譜系的可信性，絲毫沒有自矜是由他創行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事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他哉！豈有他哉！
具體落實到我在這裏講述的問題上來，即王國維先生是以所謂“二重證據法”論證了《史記·殷本紀》的信史性質，即商代以下的歷史，都是有史官文字記錄的信史。那麼，《殷本紀》之前的《夏本紀》所記載的夏朝的歷史呢？夏朝前面《五帝本紀》所記載的五帝時代呢？唐朝開元年間司馬貞不是還給《史記》補撰了一個《三皇本紀》麼，這個三皇時代歷史的信實性又是怎樣的呢？
總的來看，依據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我推測在所謂夏代以前基本上屬於沒有史事文字記錄的傳說時代。其中夏朝的世系，應大體可信，但因爲缺乏原始的文字記載，與歷史事實的偏差也會比較明顯。另外，所謂夏朝的政權組織形態可能同商朝會有很大差別，其開國君主大禹更充滿神性，無論如何我都難以想象《史記·夏本紀》、《詩經》等歷史文獻以及豳公盨銘文中的夏禹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俗世凡人。再往前，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這五帝的情況，就更爲模糊不清了。
司馬遷在《五帝本紀》篇末寫了很長一段話，講述他撰著這篇文字的依據和處理辦法說：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徳》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敎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徳》、《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簡單一句話，各種晚出的文獻記載都很混亂，實在是看不明白、也說不清楚，他不過勉爲其難，儘量選擇相對還算靠譜兒一些的內容，把它寫入《五帝本紀》，讀者對付着看吧。
這是一位嚴謹的史學家面對早期歷史傳說的無可奈何。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所謂三皇時代，司馬遷就更沒辦法寫了。在這種情況下，八百多年以後，司馬貞在唐開元年間竟堂而皇之地寫出了《三皇本紀》，他寫的這些內容，你們敢信麼？反正打死我我也不敢信。
拉拉雜雜地講了這麼多話，其實衹是想要說明，《史記·殷本紀》以上的內容，也就是《夏本紀》和《五帝本紀》的可行信確實存在很大問題，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贗混雜、虛實相間的。不過這是誰也沒有辦法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和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是從沒有文字記載的時期開始的，雖然確實可信的歷史衹能開始於文字紀事產生之後，但人們總是要由此出發向前有所追溯。司馬遷寫《史記》，把紀事的起點定在黃帝時期，這已經相當審慎了，因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史記》這部書的信實性。
第三，是《史記》戰國部分有相當一部分紀事，有時會同實際情況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實質上同夏以前的記載相同，即缺乏十分可靠的系統性史料。
不過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可以說是一種“次生”的人爲因素，即本來不是沒有可靠的系統性史料，而是這些史料遭到了人爲的毀失。這就是在秦始皇所謂“焚書坑儒”的浩劫中，李斯奏請將“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樣，到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除了秦國以外其他那些諸侯國的史書就都被焚毀了。看看僅存下來零星殘篇斷句的魏國史書《竹書紀年》，就能夠明白關東六國的歷史記述會比秦國的史書增多多少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秦國粗疏的歷史記載之外，司馬遷在記述戰國史事時所能依據的史料，就主要是《戰國策》了。在戰國之前的春秋時期，由於有嚴謹的編年體史書《春秋》以及《左傳》做依據，《史記》的紀事反而要比戰國時期準確得多，原因就是《戰國策》紀事的可靠性是遠不能同《春秋》以及《左傳》相並比的。
這是因爲《戰國策》本是戰國時期縱橫策士遊說之詞的彙編，而這些策士的遊說之詞意在藉事兒說事兒，並不是爲了紀事，故往往誇大其詞，也不注重事件的準確性，故往往會與實際情況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不過有些學者以爲《戰國策》書中的內容多屬向壁虛造，我倒不敢苟同。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你爭我奪的利益衝突已經比任何編造的戲劇更加多姿多彩，這些策士們在各個諸侯國之間的縱橫捭闔本來就相當聳動人心，還要瞎編亂造幹什麼？編也編不出比真事兒更加生動的事例。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之外，《史記》這部書中當然還有很多疏誤，但這些基本上都屬於一般技術層面的問題，是天下所有史書都必然會存在的瑕疵。其實正因爲所有史書都存在這樣那樣的瑕疵，纔需要具備史料考辨能力的專業歷史學者來從事史學研究。
總之，按照我本人多年來閱讀《史記》和利用《史記》從事歷史研究的經驗，我認爲司馬遷《史記》的信實性是相當強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信史。
當年，司馬遷就是在這裏展開了他的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就是在這裏寫出了《史記》這部千古名著。這是我們陝西的驕傲，也是我們中國的驕傲。在結束這次講演的時候，我要向太史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20年10月27日上午講說於陝西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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