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陕北石狮文化研究的开启者王国征
刘经纬
王国征是陕西省艺术馆原美术部主任，长期从事陕西省各地市美术指导与研究。1986年他深入到陕北榆林市绥德县指导了陕北炕头石狮的收集整理与进京展览的全过程。同时，率先撰写了研究炕头石狮的论文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开启了陕北石狮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此次，我们对他当年发表的陕北老乡炕头上的石狮学术文章进行分享。希望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国家文脉的延续发挥积极作用。
陕北老乡炕头上的石狮
王国征
陕北老乡炕头上的石狮长期鲜为人知，1986年它们被发现并在代表产地绥德县进行了广泛收集。在不到二十天里，很快收集到这种石狮505件，超过了通称“数不清”的芦沟桥石狮总数（485个）。同年下旬，当选自收品的234个炕头石狮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立即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社会有关各界的普遍重视。美术界的著名学者、专家们评价它们是狮林奇观，是中外狮雕艺术中非常特殊的一支，认为陕西对它们的发现是继拴马桩之后又一重大成果。
炕头石狮的展出，更促进了人们对狮雕艺术价值的思考。中国的狮雕，无论数量之多和种类之丰，均为世界罕见。狮子和龙一样，也是中国的一种象征。狮雕在世界范围又是流传最早和最广的一种动物雕刻，流传过程牵涉到人类文化史，尤其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世界性宗教的发展与演变的踪迹，对世界古代民族的兴衰、东西方交往等方面，也是一种形象的印证。而炕头石狮产生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带，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簇石雕艺术奇葩。它们的文化沉积十分深厚，蕴涵着中华民族纯正的本体气质，负载了中国北方民间对待生活，特别是生命繁衍的传统意愿，保持了中国古朴的审美特性和艺术创造的优点。它们虽是中外狮雕中特殊的一支，但其价值也就因为并不一般而彰明较著地格外珍贵。
一、崇狮的民俗环境
陕北炕头石狮不同程度地分布在榆林、延安两地区的每个县。它们在绥德遍及全县二十三个乡镇的的千家万户。这种流传的广泛状况，绝非短时间所能造成。从绥德县收到的炕头石狮来看，除少数是在世的老年艺人雕品外，绝大多数都是各家各户经历了许多代人传下来的，不少人家早已弄不清是哪一辈祖上的遗物。这批炕头石狮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公分高，最小的仅高两三公分。有的石狮因长期烟熏手摸表面已变得黝黑，有的石狮因多年风化与磕碰已布满裂缝和伤残。而石狮模样、神态在数百件里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在一块块普通石料后面，民间诚挚、淳厚的情感外溢，同时有一种神秘奇妙、眩目摇魂的内在力量。这使人看了后，对它们产生的时间，更不由发出疑问。
1986年11月，陕北炕头石狮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出席开幕式的榆林市领导和筹展人员合影留念（照片第二排左1是艺术指导王国征）。
《绥德石狮》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作者参与组织展品发掘并任展览艺术指导，与出席展览学术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合影。右起：作者、刘骁纯、艾端伍、邵江成、杨力舟。
炕头石狮在陕北是与庙宇、陵墓、牌坊、桥栏、门洞等处的石狮同时存在的。它们究竟何时开始雕刻无文字记载可稽考。但从绥德辛店乡延家岔出止的东汉画像石中，已经有浅浮雕雄狮形象出现在蔓草纹环绕的瑞兽当中。雄狮三腿站地，一前腿微弯伸起，身子前高后低倾斜，狮头扬起，狮口大张，狮项上的鬃毛隆起而突出，宛若今天经常看到的那种一个爪下抓绣球的狮雕姿态。这一浅浮雕虽只是简洁的侧影，却活脱生动地表现出了雄狮威武的精神特征。通过此实物，能够直接证明当地雕狮的历史至少已有将近两千年。同时它也证明了就在那时也已形成了表现狮于的丰富经验，已经不可能是初为。由此我们又可以设想，雕狮的历史大约还会更早。因为“狮子”进入社会生活远比汉代要早，像早在三干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朝中就已设立了取音狮虎豹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官职等。所以，对有些人断言的中国过去没有狮子，狮雕只是出现在佛教传入以后的说法，我们颇为怀疑。
绥德辛店延家岔出土的 东汉画像石中狮子
炕头石狮被老乡们像家珍似的一代一代保留下来，并不是拿它们作摆设，仅仅供人观赏。已往的老乡把它们是作为一种消灾免难的神圣物品，在“拴娃娃”以及“镇山”、“镇宅”等乡俗活动中应用的。有条件的富户，“镇山”雕有“镇山狮”,“镇宅”雕有“镇宅狮”，它们有的体积很大又有特定的格式，与炕头石狮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炕头石狮本来只是为“拴娃娃”雕琢成的，可是一般老乡没有条件雕别的，就不得不让它身兼多用，别的用场也由它来担当。
在过去缺少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老乡们遇上不测或重大事情，往往要请乡村的阴阳先生看风水。若是遇上阴阳先生说的“迎面有藏头石,要出小偷”，或者“对面有孤山独眼（孔洞），要子女不兴”，再不然“迎面水冲心，要出寡妇”等情况时，就要把炕头石狮放置墙头或窑“垴畔”（窑顶）, 让它面对不吉肇始的方向，“镇住妖魔”，叫这为“镇山”；若是遇上家有凶事、窑房有响动、家人患病等情况时，就将炕头石狮放置窑房的正堂，让它“驱走邪怪”，叫这为“镇宅”。
绥德炕头石狮子
陕北老乡过去对炕头石狮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的应用，均出自对狮子的一种崇尚观念，而这种崇狮观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中国自身古老宗教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从当地东汉画像石上狮子与伏羲、女娲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并用的实物，可以判断。其二是受佛教影响较深确系事实。陕北过去毗邻西域，多次经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佛教的较早传播；同时秦代以后这一带长期是边陲重地，历代封建统治者尤其重视在称为“交兵之处”的当地广建寺刹，推行释道，更使佛教在这里不断扩展。在佛教中，狮子被视为神通广大，“能伏一切”的威猛形象，不但作为释迦左胁侍文殊菩萨的坐骑，而且称释迦佛祖就是“人中狮子”，传佛祖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传灯录）。另外佛教又将狮子作为各大寺庙宣法形象仪式的开路“神兽”，每当佛像出行日，都由“辟邪、狮子导引其前”（洛阳伽蓝记），还一贯大量利用石雕、泥塑、绘画等艺术形式宣扬狮子。在佛教影响下，直接推动了陕北民间的崇狮之风。其三是老乡们过去对待自然现象的纯朴理解与看法，对待生活状况的善良愿望与态度，这更是崇尚狮子的基本原因。
以往，陕北各县有关颂扬狮子的神话故事很普遍。其中绥德定仙焉乡流传的一个故事讲：很早以前连年饥荒，饿殍遍野。某村百姓死得仅剩下了一个小女孩，她嗷嗷啼哭十分可怜。这时过来一头狮子，在女孩身边绕了几圈后将她噙回山洞，从此精心哺育起来。女孩后来长成一个出众的漂亮姑娘，被选进宫里，当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当皇帝得知她是被善良的狮子养大的后，很受感动，当即下旨将狮子封为＂镇八方”，镇压四面八方的一切妖孽。透过故事，让人可以领略到当地老乡对待狮子特殊的崇敬观念及情感，它们和宗教迷信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宗教影响在先的话，宗教的内涵已经淡化成了老乡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自己的观念，宗教中狮于究竟属哪一路神灵大半已无人去问津。老乡们真挚地将兽王狮子看成是亲切可人的驱邪瑞兽，是一种吉祥如意的象征，以至于相约成俗，成为各类民间艺术最喜爱反映的对象，古往今来，经久不衰。
陕北民间美术对狮子形象的表现尤为广泛。逢年过节家家贴“狮狮”窗花，打扮小孩让小孩头上戴狮子帽、脚上穿狮子鞋、睡觉枕狮子枕，在建筑装饰中门墩、隐壁、檐头、门楣、窗格、炕围等处的狮子形象更数不胜数。这种浓郁的地方风气，构成了炕头石狮流传的特有环境。
二、小孩的守护神
陕北绥德、米脂一带传有民谣说“财东房上有兽头，罗门石狮大张口，官家挂匾栽旗杆，百姓狮狮搁炕头”。炕头石狮被拿去“镇山”、“镇宅”等，毕竟不是主要用场，和小孩相关，“拴娃娃”，才是它们的主要用途。
绥德炕头石狮子
人类对于生殖子嗣的祝愿是相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只是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在过去宗教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观世音菩萨在中国被表现成女性，各种圣母、娘娘被尊奉，无不与此有关。陕北历史上战乱频仍，天灾难御，人口动辄大增大减。如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郡（现榆林一带）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汉书，地理志）。到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却变成“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北边虚空，野有暴骨”，人口减幅逾90％。再如唐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榆林县人口只有4496人，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时增到29052人，而到五代长兴四年（公元933年う时又仅剩下了不足五于人（榆林县志，人口志）。这种人口的大幅度迭变史，自然对当地人的心理影响深刻，造成了保护子嗣的传统格外浓厚。因此老乡们用炕头石狮“拴娃娃”的风俗就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
“拴娃娃”也叫．“保锁娃娃”，当小孩生下百日之后，特别是对那种难成活的“贵器器”男孩，就用炕头石狮“拴”起来。在小孩只会爬行期间白天拴腰间，晚上拴脚腕；会走路以后只过生日时拴。拴连炕头石狮与小孩的线绳叫“锁线”，老乡说那是“娃娃的缰”。“锁线”一般是用由庙里求来的红头绳来充当，孩子每过一次生日去求一回，每回求来都要拴在炕头石狮身上。直到孩子满十二岁，认为“魂全”了以后，十二根“锁线”才从炕头石狮身上解下来，随后捻成一根腰带让孩子襟在腰里，老乡说这叫“开锁”。
炕头石狮“拴娃娃”在陕北不同地县、不同乡村，也有做法上的差异。像清涧县有将两三公分小石狮挂在小孩膀子上的做法，附加了“长命锁”的含义，让石狮保佑小孩长命百岁。在绥德中角乡有用吹鼓手唢呐上红绸子条当“锁线”的做法，说这样对小孩“好抬举”；马家川乡有在“锁线”上挽上白狗毛的做法，认为“真白狗能看见鬼怪”，能更好地看护小孩；而枣林坪乡甚至还有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结婚时候都把炕头石狮抬到轿里的情况等。不过，无论何种“拴法”，拴的过程以内在精神活动为主和采用象征、寓意、谐音的表达心愿方式，却都是共同的。
在已往老乡的观念中，炕头石狮就是小孩的守护神。老一辈人将小孩“托付”给炕头石狮“照看”，在其身上投針贻遺进了对孩子的涓涓深情和无限的寄意。而新一辈人在炕头石狮陪伴下长大，炕头石狮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印记是亲切的。陕北老乡对狮于城挚的敬与爱在炕头石狮中被外化和显现，使它们具备了独特的灵魂气质，从而与其它石狮拉开距离，在艺龙术上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直到今天，陕北一些乡村依然保留着用炕头石狮拴小孩的做法，与过去所不同之处，就是古朴的传统观念少了，变成主要为了让小孩玩耍和为防止小孩从炕上跌落下来。
三、优越的石材资源与雕艺传统
陕北炕头石狮的石料基本是沙岩和页岩，它们质地松软，便于雕琢。陕北这两类石材极为丰富，除西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的定边、靖边县外，其它各县均随处可见。多少年来从陕北老乡居住的石窑、石房、石炕到日常使用的石碾、石磨、石臼、石仓，以及各种公共建筑，基本都是用的这两类石头。它们不光为炕头石狮，也为其它石狮及石刻艺术品创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资源。
绥德炕头石狮子
在清涧、绥德、子洲等县老乡谈话中，经常能听到“陕北出石匠、南方出姑爷（附马）宰相”这样一个口头禅。由于长期的生产实践，使陕北造就了成千上万的石匠和石雕艺人。以绥德县四十里铺镇的鲍王家沟、薛家河乡的周家桥与钱家河村为例，几乎没有一户不是石匠，而多数石匠又是被誉为“巧匠”的石雕艺人。从绥德、米脂、神木出土的雄浑璀璨的大量东汉画像石艺术品可知，陕北石雕艺人具有值得称颂的光荣历史传统。而唐代及其后世的诸多遗物：如榆林红石峡石窟、子长石宫寺石窟、延安清凉山石窟、富县直罗镇石泓寺石窟、黄陵双龙石空寺石窟、黄河沿岸零散可见的无名石窟以及各处的石佛、石碑、石牌坊等，各俱特色，功底深厚，体现了陕北石雕艺术精湛技艺的连续性。总得说来，陕北石雕艺术始终具有种得天独厚的地方优势，这为炕头石狮的创造，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方面的充分条件。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地石雕艺术传统也在改变，特别是近代，在其它一些石雕作品中，不同程度留下了明清影响的痕迹。而令人庆幸的是，由于炕头石狮的特殊性，使它们多数作品受到的外界影响较少，不但在性质上而且在艺术传统上，成为当地狮雕的依佼者。时至今日，从生产角度来说，当地石雕业更加兴旺发达，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尤其绥德县被誉为“石狮之乡”，早已远近闻名。但从艺术价值来说，当地新雕的石狮注重工巧、追求规范化，它们与炕头石狮同样无法比肩。
绥德炕头石狮子
四、醇厚的汉魏遗风
炕头石狮与各类耀武扬威，阴森慑人的陵庙、宫厅石狮截然不同，它们稀罕奇异，朴实纯真，令人惊讶振奋。它们更与靡丽呆板、陈陈相因的明清石狮大相径庭，以其浑涵刚健、粗犷洒脱的气度，使观者舒神爽意。
炕头石狮在形象塑造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稚朴型，再一类属写意型。第一类体积偏大的居多，一个个模样意想不到的古怪与乖巧，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有的像顽皮的小孩，有的像严肃的老头，有的像憨稚的布老虎，也有的像逗人的小狗、小猫或小猴等其它动物。每一个形象不但外形新颖，而且各具显明的个性，神态尤其生动。当人注视它们的时候，几乎忘记所雕的狮子本身，更多唤醒的是周围生活中给人的种种亲切印象。第二类多数是小巧玲珑呈薄片状的作品。它们主要分布在绥德靠黄河沿岸的定仙焉、河底、枣林坪乡及清涧县的农村。这部分石狮并不稚拙，变形而不失狮子特征。个个形象伶俐活泼，天真可爱，丝毫没有做作之态和冷峻唬人之嫌。它们仿佛是一幅幅写意小品画，借狮抒情，迁想妙得，传达出了来自实际生活的真情实感。
两类炕头石狮造型角度有差异，一类由生活形象及狮子，一类由狮子及生活形象，但饱含童心感和充满人的天性，这是它们共同的特征。以往，不论是中国司空见惯的陵庙、宫厅写意石狮，还是印度“阿育王石柱头”上写实的连背背四狮；不论埃及的司芬克司，还是希腊“狮子门”的双狮雕，它们各自的史学价值、艺术价值自然毋庸讳言，但都是以“伏人”镇慑的面目出现，给人一种直观的压抑感，这也是公认的事实。而陕北炕头石狮在陪伴小孩的“拴娃娃＂民俗应用中，民间匠师不但在观念上而且在适合小孩需要的道型上，有意加强了狮子被“驯化”的特点，使其由“伏人变成了“伏于人”。炕头石狮对狮子形象的这种改变，实质上是对人自身价值的积极肯定，因而它们随时能使人有一种轻松愉悦的全新感受。
炕头石狮属于小型石雕，可是普遍给人感觉气势颇大，很少有繁褥琐碎、纤弱空乏的弊端。它们较好保持了中华民族雕刻艺术的优良传统，显示出汉魏雕刻浑朴遒劲、深沉含蓄的遗风。
绥德炕头石狮子
子洲县曾经雕过炕头狮的老艺人蔡维富告诉我们：“石狮和真狮不能一样，真狮的样子是狗样”；“狮子打法脑子里想，手底画，一边打一边谋算，打出的狮子要有活势”。不拘泥狮子的自然模样，审石度势，追求一种气势与神韵，这和西汉霍去病墓“跃马”、“伏虎”等石刻巨作雕法相仿。“伏虎”、“跃马”能给人天成地就、遐想无穷的感受，巧妙利用自然石势及周围环境，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观看炕头石狮，有的“适合四方＂，利用长方形石料的一条棱为中线，棱的上部平分狮子颜面五官，下部作为狮子迈出的前爪位置，实际由这条棱确定了整个狮子的运动方向。而另一些作品又“突破四方”，依照石料的高矮确定狮子的立与蹲，按照石料最高部分的倾斜程度确定狮头的俯或仰。原石的自然势态，在艺人们开动凿斧之前的筹划中，大半是他们构思狮形的重要依据，从而使炕头石狮增强了诱人的天趣。
另一位佳县老艺人刘汉宣谈雕炕头石狮经验说：“十斤狮子九斤头，一双眼睛一张口”。他们采取大胆夸张大胆取舎的办法，有意放大狮子头部，格外留心对狮子“开眼”和对狮口的雕琢，而对狮子的其它部位，则相对放松，大刀阔斧，泼辣明快，不太作过多的修饰。这样雕出来的炕头石狮，不仅整体上浑朴概括，而且更有效地强化了神态的表现，使之“活势”感人。
在炕头石狮雕刻手法中，每件作品圆雕与浮雕并用，尤其是线的大量运用，这又是一大特点。艺人们对各类雕技的综合，使作品更加气韵升腾，神采飞扬，虚实变化多端。譬如他们在不少炕头石狮上都雕了拴狮的缰绳，有的作品还像御马一样在狮口中雕出嚼子，而这些缰绳与嚼子，就全是用阳线或阴线刻成的。它们既传达了艺人们纯朴的观念，又没有破坏狮子的整体效果，线用得很妙。
炕头石狮所沿用的种种雕刻技艺，表明了陕北艺人对我国民族雕塑优良传统的难得的保持。这种状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原因。当地汉魏时期第一次经历了较久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局面，被地方县志称为“汉之极盛”时期。从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及其它文物证明，那时这一带石刻艺术尤其兴盛，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强度为其它朝代所不及。加之陕北长期较偏僻、封闭，更促成了这种影响的延续。再者，当地石刻艺术品的创造始终与石工生产结合在一起，古往今来从未间断。后代石刻艺人站在已往先辈“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他们的艺术实践，起步不同一般，精华自然易于发扬。至于明清之风及外来文化影响，那是近期才在当地石刻中出现的倾向、在城市和农村又深浅程度不等。它们对于后期只在农村延用为主的炕头石狮，影响还较弱。
五、浓郁的北方民间特色
炕头石狮新奇别致、妙趣横生的形象，如同一首首率直流淌的老乡们心灵里的歌，它们均出自陕北艺人们纯朴真挚的联想，是一种意向造型的结果。
陕北艺人们雕刻炕石狮时和受雇于官府、大户、富贾等不同。他们多半是为邻里、亲戚或者为自家来雕刻的，用不着听人摆布，受他人的于涉与限制。因此，在雕刻中他们心境是自由的，想象能随意发挥，在造型上能突破“官样”陈规的樊篱，充分体现意念，真正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性。
不过，以往陕北石雕艺人大半是由各种艺术品中形成狮子概念，尤其别类民间美术品表现狮子的长处，为他们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炕头石狮中，陕北刺绣、窗花、面塑以及木版年画等手法，时时有所表现，这使它们更增强了北方民间艺术的浓郁特色。炕头石狮中有不少作品的狮眼处理很有风趣，眼圈被雕成凸起的粗线，比例被有意夸大，几乎占满狮头的两颊。而眼睛形状也被改得不是通常的圆形，变成了优美的丹风眼样式。艺人们在这里所借用的完全是民间刺绣的处理办法。另有不少炕头石狮给狮身上刻上了菱形、漩涡形图案，有的还在石狮胸部和臀部刻出绽开的花朵等。这里他们又是采用了陕北剪纸所惯用的表现形式。
绥德炕头石狮子
值得一提的是，炕头石狮中有那么一部分被专家们称为“两面狮”和“三面狮”的作品。每件作品从总体上是一个狮子，而在左右两个侧面和正面分别看时，又各自变成了不同模样不同神态的狮子，使人玩味无穷。我们在东汉画像石中看到过侧面轮廓与正面五官结合的人物形象；在陕北靖边、安塞的人物与动物剪纸中，看到将多角度的头形放置在同一身子上的作品更多。这种流传久远的多维时空造型方法，在陕北艺人创造炕头石狮当中，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由此，使我们联想到西方现代美术中的立体派，在中国民间美术中，早就储存了类似方法的丰富元素与矿藏。
炕头石狮与陕北其它民间美术品的造型体系相一致，各类民间美术在生活当中历来就不断在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石刻艺人们对其它民间美术语言的借用，丝毫不感觉生硬，而是应用得很自然、很得体，因而从作品效果上达到了协调与统一。他们的大量实践，对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无疑是一种贡献。
陕北炕头石狮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说的“大路货”，是興型的“土特产”。它们的发现与发掘，对民间石刻艺术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们和丰富的传统民俗内容相联系，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素材；在历史上，它们的流传经历了淹远的民族融合、宗教传播、社会变革等过程，追溯其渊源，对诸多史学研究也具有相当价值。
我们愿这簇民间石刻艺术之花，在现代文明浇注下，绽新蕾，吐馨香。
王国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注：作者是1986年陕北炕头石狮发掘整理的参予者和进京展览的策划与艺术指导，此文是为配合绥德炕头石狮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而撰写，它是国内率先研究和宣传陕北炕头石狮的第一篇论文，先后由《报日人民》1987年2月14日版，《光明日报》1987年1月11日版，《陕西日报》1987年12月17日版，《艺术界》1990年1期，《陕西画报》1988年3期等处发表和转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油画家王国征简介
王国征，陕西省神木市人，1969年西安美术学院本科毕业，陕西省艺术馆原美术摄影部主任，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研究生导师，陕西美中油画雕塑院院长、美中西部文化交流中心艺术总监。
长期从事陕西省美术指导与研究工作，受文化部与陕西省奖励9次，出版个人专著与编撰电视专题10余部，多次获陕西省编撰成果奖。历年在《报日人民》、《光明日报》、《美术》杂志、《中国美朮报》《美朮报》﹑《收藏天地》﹑《国际日报》（美）、《侨报》（美）等各大传媒发表美术作品上千次，发表美术论文100余篇。2003年担任国家艺术科研课题负责人和巴黎中国文化年走进中国国家展览内容负责人,是1999年中国政府社文最高奖群星奖的获得者,也是陕西省最具影响力人物奖的获得者。长期坚持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的油画创作、作品与民族共进、为生活传神，功力深厚、意境独特，先后在第六届全国美展、建军60周年全国美展、1992年中国油画艺术展、1993年全国群星美术大展、1997年中国艺术大展、1999全国群星奖获奖作品展、建党80周年美术作品展等全国美术大展展出，近年又应邀为延安纪念馆完成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油画《瓦窑堡会议》与《伟大的会见》等作品的创作。著名文艺评论家、矛盾文学奖评委李星高度评价说，“王国征的油画填补了历史画空白，运用严谨缜密的艺术构思、卓越非凡的造型功力、精湛到位的艺术表现、朴素感人的形象塑造，展现出光辉的革命历史场景”。美术作品历年在国内外美术大展中30余次获奖，应邀赴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与联展9次，为弘扬民族艺术、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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