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夹谷与堕三都：以礼治国小成大败
“贫且贱”的孔子为生计作想，不得不急谋出仕，“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谋得的差使不可谓不卑微，给季氏家当仓库会计，还主管过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尽管孔子自嘲“多能鄙事”，干得还不错，估计是粮食颗粒未偷，牛养又肥又壮，但离他想要施展的抱负，实在是差得十万八千里。
在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三桓共攻鲁昭公，昭公逃亡到齐国。恰恰在这一年，乱邦不居的孔子也来到齐国，“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在向景公宣传了自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纲领和“政在节财”的经济主张后，获得了景公的好感，龙颜大悦的景公“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孔子施展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心想：齐一变，至于鲁，齐国可以在我手里变得离周礼更进一步！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齐相晏婴。晏婴心想，景公要用孔子，我哪里有用武之地？再说，一向主张折中调和的晏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孔子可能即将推行的礼乐制度不敢苟同，于是向景公参了一本，对孔子的礼乐主张做了一番精彩的驳斥：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8]
晏婴首先抓住儒者的弱点进行了大肆鞭挞，尽管他所攻击的儒者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而不是孔子首肯的君子儒，但他一锅端的方式还是很有杀伤力。更为重要的是，晏婴告诉景公，礼乐蹦坏已成事实，孔子要逆潮流而动，推行周礼的繁文缛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但不能对移风易俗马上见效，甚至可能“累世不能殚其学”。既然如此麻烦，如此难保成功，还不如不冒这个险。晏婴的观点事实上代表了当时政治家的主流意见，孔子的主张之所以在当时无法大行其道，正在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复古之不合时宜。殊不知，政治家都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者，晏婴的告戒给景公的冲动泼了一大瓢冷水，景公只好跟孔子解释，自己年纪一大把了，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了，从此不再向孔子问礼。空欢喜一场的孔子又听说齐大夫要加害自己，只好回鲁国。
孔子回国正值阳虎之乱，阳虎和季氏的矛盾公开化，鲁国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9]。
在孔子以教书育人聊以自慰、舍之则藏的时候，阳虎之乱有了戏剧性的结果：像当年的鲁昭公一样，阳虎也逃到齐国去了！
时年五十一岁的孔子第一次做官了！试想想，这是何等令人唏嘘的等待啊！
“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行相事”[10]。
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升迁速度之快，有点乘火箭上天的架势。而大器晚成的孔子时不我待，抓紧时间大干一场，还雷厉风行地除掉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结果鲁国大治。孔子治理国家的能力从司马迁的描述里可见非同一般：“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内政上成效斐然，外交上亦如此。孔子相夹谷可以说是他在外交上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
鲁国一旦强大起来，对齐国自然是最大的威胁，齐景公听从了大夫黎鉏的建议，欲与鲁定公会于夹谷，乘机以兵劫鲁侯，显然这是要设一个鸿门宴。孔子看到了其中的凶险，告诉鲁定公“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于是做了精心的准备。果不其然，在《史记》的描述中，齐侯和鲁侯在登坛会见时，和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场面极为神似。齐国方面趁着奏乐之机，“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舞剑者显然意欲直逼鲁公。危机时刻，孔子赶紧冲上前去斥责齐国演奏的是夷狄之乐。景公心中有鬼，再说孔子言之成理，只好挥手斥退了剑舞者。后来齐国方面又以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又被孔子叫来执法者将其“手足异处”。孔子的大义凛然吓坏了景公，事后连连埋怨群臣以夷狄之道让自己偷鸡不成反而蒙羞。
《史记》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以礼为武器保护了鲁君，而《左传》则着重于记述孔子在这次会盟中的外交智慧。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齐人可以说是来了个突然袭击，要求在盟书上加上鲁国在齐国出兵时必须要派出三百乘甲车，相当于美国出兵伊拉克时，日本、韩国等也要派兵跟随。齐国此举意味着鲁侯得承认自己的附庸地位，如果鲁侯当面拒绝，则会盟破裂，后果不堪；如果就此吃下哑巴亏，又如何心甘情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孔子临机一动，要求对方把阳虎逃亡齐国时所带走的三块地归还鲁国，因为两国既然交好，归还土地理所当然。这样，孔子好歹追回了损失，在这次外交事件上没有吃太大的亏。
钱穆在《孔子传》中评论说：“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11]
相夹谷只是孔子以礼为武器小试牛刀，他真正想大干一场的是堕三都。孔子五十一岁出仕，提出堕三都计划时已是五十四岁，记得孔子曾经夸下过海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现在，孔子为政已经三年，该是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候了。堕三都是孔子复兴周礼、提振鲁侯权威的第一次革命。而如果从这一步走下去能一直成功，孔子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恢复周室的权威，推行周礼所代表的文明局面，实现大一统的社会。
三都，即三桓家族的都城，孟孙氏以成为都，叔孙氏以郈为都，季孙氏以费为都。三大家族各据一隅，豢养兵士，坐拥甲兵，把诸侯不放在眼里，只当是摆设而已。孔子向鲁定公建议拆除三都的城墙，收其甲兵。孔子这次还是搬出了礼作为说辞，他的理由是“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于是派弟子仲由为季氏宰，实施堕三都的政治改革。
我们知道在孔子时期季氏弄权已经数代，而堕三都则必然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孔子与虎谋皮的举动，季氏岂会善罢甘休？但季氏竟然配合了孔子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孔子的一番作为已经得到季氏的信任。其二季氏自己也有难言之隐，因为公山不狃作为费宰已经多年不听使唤，俨然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季氏凭借费城可以叛鲁公，公山不狃同样可以凭借城高墙固而背叛季氏。为此，季氏想借堕三都的机会除掉公山不狃。来看钱穆的分析：“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12]
一开始，堕三都的计划还算顺利，叔孙氏自己动手先堕了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果然不干了，结果双方兵戈相见，孔子把叛乱的公山不狃和叔孙辄打败了，两个败将逃亡齐国，于是，费城的高墙削掉了。
但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孟孙氏不干了！因为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孔老二要毁我孟家的城墙，实际上是要摧毁我的老巢，再说我家都城靠近齐国，墙没了，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孟家于是决定死守，拒不从命。俗话说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叔孙氏和季孙氏看到孟家态度决绝，再说季氏的心腹之患也除掉了，于是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积极从事，由于围成不克，孔子堕三都的计划最后不了了之，半途流产。
其实，孔子堕三都受挫实属必然，这次行动尽管因有“礼”而显得合理，但它触及了三桓家族的根本利益，动摇了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必然要遭遇重重阻力，如果能顺利达成反而是一种奇迹了。试想想，社会变革的潮流已经让季氏所代表的新贵们触摸到了权力的颠峰，得到了既得利益，如果要他们后退一步，岂能轻易成功？
显然，堕三都的功败垂成，是孔子复兴周礼遭遇的一大挫折。这是孔子的第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孔子再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了。
三、
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周游，十四载在风雨中奔波，颠沛流离，屡遭挫败，他的政治主张却难以见容于当世。在没有归宿、没有尽头的迁徙之中，孔子尽管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但壮怀激烈的背后，难免会有心情沮丧、想打退堂鼓的时候。于是，孔子在积极用世的同时，会伴随难以抑制的避世心理的真实流露，这实在是人之常情。正因如此，才见孔子的真性情。孔子才不仅是个圣人，又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
离开鲁国的直接诱因现在看来很有点像一个美人计的故事。孔子在鲁国颇有政绩，国力自然会壮大，加上孔子相夹谷让齐国没有占到多少便宜，齐国人开始感到孔子在鲁国政坛的存在，对鲁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尽管孔子堕三都功败垂成，但它在国际社会引起的震荡波却有如一个重磅炸弹，在与鲁国唇齿相依的齐国自然也会荡起涟漪。
于是，齐国想出了一个美人计，挑选了美女八十人，骏马一百二十匹。齐国要把这些穿着性感的美女送给鲁君，先安置在城南的高墙下。美女一来，引得季桓子按耐不住，就微服前往，偷偷看了好多次。他还和鲁君口称出去巡游，实际上成天在那里看美女呢！美女自然要把老大们本来该干的政事给耽搁了，连子路都看不下去了，催着老师说走人算了。
估计孔子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事算不得致命的大错，再说他可能也识破了齐国的阴谋，于是准备忍忍再说，以观后效。原来，孔子看重的不仅仅是好德与好色的问题，他更看重的是统治者是不是守礼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路说：“鲁国将要春祭天地，如果在祭祀典礼以后，按照礼制把祭肉分给大夫，那说明鲁国还可以救药，我们还应该留下来。”没想到，季桓子接受了美女后三日不听政还不算，分祭肉的事再次让孔子大失所望。孔子只好忍痛离开了本来想大展宏图建功立业的祖国。
《孟子》曰：“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
美人事件也好，祭肉事件也好，都只是孔子离开鲁国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正如孟子所说：问题在于无礼！孔子堕三都的失败，则是孔子主张复礼的失败。 于是，孔子只好到别的国家去做他的政治实验了。
孔子带着弟子们出国寻找复兴周礼的机会，和后来的亚圣孟子出游的境遇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首先，孟子显得更为自信，善养浩然之气的他有着舍我其谁的近似于狂妄的大气概。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13]
看来孟子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循环观，五百年要出一个大英雄。孟子的言下之意，现在轮到我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你们不用我，又有谁可用呢？相较而言，孔子则显得谦卑多了。他最多给自己做了个广告，广告词是这样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用一句承诺作为广告词，开始了自己的国外求仕生涯。
从出游的排场来看，孟子的阵容恐怕也比孔子要豪华得多。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亦泰乎？”[14]
而孔子出国，可没有这样的排场，诸侯们也没有给孔子那么多的礼遇。试想想，孔子去卫国，一开始还住在子路的大舅子家里，实在有点寒酸。后来住在大夫蘧伯玉家，估计也没有得到住国宾馆的待遇。
不过，孔子担心的不是贫困潦倒，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意欲扬名立万，功在千秋，怕的是一辈子默默无闻，最后毫无建树地死于沟渎之中。对于孔子而言，他现在最急切的是向诸侯们推销他的治国方略，而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先为人所用。孔子仕进的急迫心情从下面的师徒对话中可管窥一斑：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5]
待贾而沽的孔子甚至还自言自语地王婆卖瓜般地叫卖起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16]
孔子的叫卖声估计诸侯们也有所耳闻，可是却鲜有人前来开价问津。孔子甚至情急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色相了。
卫灵公宠幸的夫人叫南子，这可是个交际花似的人物，估计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女子，敢于公开欣赏美男子。我们知道，孔子长得高大威猛，孔武有力，而且名声在外，南子自然要一睹尊容，还主动派人向孔子传话：“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不得已隔着絺帷与南子相见了。
“子见南子”的事件在孔子师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师既然因为鲁君中了美人计而出国了，你自己怎么也会去见名声不好的女人呢？子路又不高兴了！逼得孔子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有点像今天的绯闻事件，当事者面对传言要竭力澄清。尽管孔子认为自己见南子没有与礼相违，没有与她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但他敢于去冒着被人指责、在学生面前有失尊严的危险去找南子，恐怕是被逼无奈。因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屈尊去见南子，让她向卫君吹点枕头风，也许是一个捷径。
不过，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尽然。一次，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让孔子的车跟在后面，一路上招摇过巿，让百姓为之侧目，孔子大伤自尊心，只好长叹一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为了推销自己的主张，在情急之下，甚至差点与叛军为伍。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7]
孔子之所以想去公山不狃独霸一方的费城，是因为他觉得地方是小是大并不重要，如果能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建成一个“特区”，再推而广之，岂不善哉？孔子显然认为自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坚如磐石能够磨而不薄，志趣高洁能够染而不黑。他甚至反问子路：我难道只能像匏瓜一样大而无当，悬在那里无人想用吗？如果像匏瓜那样，人们只有在涨洪水逃命的时候才用，万一老天爷不涨水，岂不一辈子没用处？这个子路也真有意思，总是敢向老师发难，总是把孔子逼到墙角。
“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智。”[18]
孔子在五十一岁做官，在鲁国尽管一路高迁，但终究才干了四年，不得不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再次离开祖国出外周游，这一去就是十四年，如果我们把孔子这十四年留下的足迹画上线条，任何看到这个路线图的人都会唏嘘不已！
我们试着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来画出这个让人为之动容的路线图吧。
孔子五十五岁，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畏于匡，拘焉五日，得去。
过蒲，月余，反乎卫。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丑之，去卫，过曹。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居陈三岁而去。
过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与之斗甚疾。蒲人惧，孔子与之盟，得脱，负盟适卫。
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
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兔死狐悲，遂反乎卫。
灵公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去叶，反于蔡。孔子迁于蔡三岁。
楚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阻之，昭王乃止。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
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九。
简而言之，线路如下：
鲁—卫—畏于匡—蒲—卫—曹—宋—郑—陈—蒲—卫（赴赵半途而返）—陈—蔡—叶—蔡—在陈绝粮—楚—卫—鲁。
笔者试着给孔子勾勒了一个出游图，可以看到，孔子左冲右突，路途辗转，反复不定：数次出入于卫国，彷徨困扰于陈蔡，危机四伏于匡蒲，最后才魂归故里，尽管“朝闻道，夕死可矣”，可大道未行，自己却垂垂老矣！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带着一帮弟子，屡屡失败，却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从被拒绝走向新的拒绝，从失望走向新的失望，可他始终没有绝望，对于一个屡屡不见用于当世的人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之举。任何一个读到下面这段文字的读者，即使是铁石心肠，恐怕也要被感动：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19]
丧家之狗除了无人理会被人抛弃，自然还要遭遇不请自来的凶险，甚至连生命都要命悬一线。
我们且来看看孔子一路遭遇到的最险象环生的四次经历：
畏于匡：这完全是一个意外，对于出入于陌生之地的人而言，意外之事常在情理之中。这个意外因误会而生，原来，孔子被人当作阳虎了！我们知道，阳虎与季氏做对进而叛乱，也许在匡这个地方曾经大开杀戒，被匡人怀恨在心。孔子也没想到自己的长相竟然会被认为和阳虎相仿，匡人自然要把他当作仇人来报复了！不过，孔子倒是很镇静，镇静的理由有点怪，他说周文王死了，难道周文王留下的文明没在这流传吗？我是传承了文王之道的人，老天会保佑我的！“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在离开曹国去宋国的途中，与弟子在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魋可能不敢苟同于孔子之道，也可能不想孔子在宋国有所作为抢了自己的饭碗，总之是要想办法拒孔子弟子于宋君大门之外，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孔子杀了。不过，杀的方式有点怪：拔其树。难道是想把树弄倒再把孔子砸死？也许是杀人未遂，只好迁怒于大树吧。这时，孔子再次自信得有点奇怪，和畏于匡时的自信如出一辙：“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还是以天赋道德自居，把谋杀不当回事，可见，罕言天命的孔子，对于为仁复礼的事情，有着根深蒂固的迷信般的执着和信念。
蒲人止孔子：在一场叛乱中，孔子遭到了蒲人的围追堵劫。这一次，孔子没有那么幸运，光靠以礼为武器没办法解决，只好诉诸武力了。孔子不喜欢怪力乱神，卫灵公问他军事上的事他还声称自己没有学过，不过，在生死危机的关头，只好用武力来对付武力了。据说孔子身强体壮，“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加上能教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至少也得会点武功吧。当然，主要还是亏得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他性格刚毅，是个忠勇之士，曾经跟着孔子在匡经历过生死劫难，现在再次遇难，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冒死相拼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俗话说不怕狠的只怕不要命的，蒲人竟然也害怕了。于是与孔子谈条件：只要你不去卫国，我们放你一马。孔子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与对方订立盟约，结果孔子师徒得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过，一向以知礼自居的孔子，却没有遵守承诺，还是去了卫国。子贡问他：“老师，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不守盟誓呢？”一向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这下把神搬了出来曰：“在对方要挟的情况下被迫订盟，神是不认可的。”
表面上，孔子自己做了一件违礼的事情，但正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孔子为什么是一个“圣之时者”，他没有成为一个死守教条的人，而是在环境变化时灵活把握，用智慧化解危机。这和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隐则隐的思想相暗合。
在陈绝粮：经历了生命危险，躲过了误会、谋杀、围攻之后，孔子要吃新的苦头了，这就是挨饿。孔子在陈蔡之间，得到了一次被楚人礼聘的机遇，主张来而无往非礼也的孔子，自然要去楚军方面回拜，并准备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试想想，楚国可是大国啊！如果能在大国将礼乐文明推陈出新，那岂不天遂人愿！这次，孔子再次遭遇了小人的暗算。
在历史上，小人的心总是同声相应的，故有一丘之貉这个语词。小人的规则是：我不行，你也不能行。你行，我就要让你不行。这样的境遇，孔子经得多了。
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20]。
蔡在南，陈在北，孔子要去楚国，为什么会绕道北上经过陈，这似乎有点说不通，难道楚军已经大兵压到陈境？这留下了一个疑问，似乎至今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悬案。
姑且撇开这个悬案不谈。对于陈蔡的当权者来说，孔子以礼乐治国的主张正好刺到了他们的痛处，如果孔子之道在楚国风行于世，强大的楚国必然要把孔子的“先进文化”推广到陈蔡之间，这是个可怕的结局。小人的招数向来简单：风起于清萍之末，干脆在摇篮里扼杀之！
于是，孔子遭到了围攻，被围困，被滞留，延宕一久，自然要遭遇经济危机：没饭吃了，学生们饿病了！贫病交加的时候，正是孔子的隐者风度露头的时候，讲诵弦歌不衰，让我们看到了魏晋风度！
说到孔子的经济问题，在国外最好的时候，恐怕是在卫国。因为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可见卫君尽管没有让孔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还是以很高的待遇来款待孔子的，这也难怪孔子总是在卫国呆着。不过，好景不长，你孔子是一个外国人，却白白得了这么多好处，自然有人不干了，向卫灵公说孔子坏话的人就多了。坏话说得多了，一个好人也被领导看成有问题了。
孔子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待遇恐怕很难超过卫国对他的礼遇。与孟子传食于诸侯相比，孔子的遭遇恐怕要寒酸得多。这也是孔子总是教育弟子安于贫困以颜回为榜样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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