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很想为未成年人树立一道防火墙，首先就得从物理上把这些性侵害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隔离在外面，让他们没有机会接近被害人。因此我认为，限制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加害者，限制甚至剥夺他的部分权利，有必要。
文 | 程丽雯
编辑 | 冯翊
37岁的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吴翎翎办过很多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各种类型的加害者都有，有送外卖的，有卖糖葫芦的，还有辅导作业的老师。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孙雪梅向《后窗》表示，2013年到2016年，最高法数据显示，全国共判决了10782起猥亵儿童罪。但公开的只是冰山一角，专家预估，差不多每十个孩子里，就有一个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性侵。
这些案件时常折磨吴翎翎，她一度感到郁闷，“觉得社会蛮可怕的，没好人了。”她尽量与同事多聊天，吹弹乐器，甚至曾咨询“性侵”方面的心理专家，排解负面情绪。
2016年的一项工作曾让吴翎翎“激动、兴奋”，她所在的检察院素来重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她和同事运用《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促成法院对性侵未成年人的加害者判处“从业禁止”，这是全国首例。随后，又在两个案子的判决中加入了这一内容。
现行《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针对加害者实行的“从业禁止”，面临执行与监督上的困难，吴翎翎及其同事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录入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开放给用人单位使用，方便招人时的查询。某种意义上，能否完整落实“从业禁止”，需要用人单位的“自觉”配合。
在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珍看来，“从业禁止”已获当地广泛肯定，但也存在争议，“主要关于立法依据、会不会对违法犯罪人员人权存在侵权情况。”
“从儿童权利最大化的角度，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孙雪梅说，据她了解，北京、浙江的一些地方已经在试点针对加害者的信息公开，而上海闵行区则在去年尝试将禁令制度化，实施了《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她提到了一个数字，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表明，17%的性犯罪者出狱以后会有二次犯罪。一个性侵犯者如果没有外界干预，最多可以侵犯150个孩子。
以下为吴翎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口述：
针对加害者判处“从业禁止”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2016年的冬天。
那个施害者是物理老师，当年夏天，他在学生家中补课，强制猥亵了学生。孩子初三，懂这事儿，第一次被侵犯后就告诉了家长，后来也和班上的同学说过。家长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后，案子送到检察院审查。
这个老师当时不承认猥亵，说学生主动亲他，抱他，挑逗他。
我们问了其他老师和同学，都说女孩开朗活泼，多才多艺，没有违纪情况，是个好学生。
我们还了解到，案发后，孩子防备心重，特别排斥别人的触摸，不要说是接触男性，连妈妈碰到她胳膊，都会反弹似的跳开。对她进行心理沙盘测试后，一看就知道是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
可见，加害者的供词与被害人的心理创伤矛盾。我们再综合公安的笔录，认为他达到了批捕标准，便批捕了犯罪嫌疑人。
第一次见到这个老师是在看守所，他穿着橘黄色的监狱马甲，身高1米75左右，中等体型，发型三七分，表情凝重，看起来有心理负担，但还是比较镇定，他讲话很慢，停顿时，会不那么明显地喘着长气。
我感觉他在撒谎，他知道自己犯事了，担忧未来，企图装文质彬彬留下好印象。
审查起诉阶段，他还是不承认，后来开庭，就承认有其他猥亵行为，但侥幸心理在作祟，一直否认摸下体。
此前，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生效，我们学习新增的法条时，发现了第37条的“从业禁止”规定。我们做未成年人的案子，对这块特别敏感，考虑是不是能将它的适用情形扩大到未成年人保护。
接到这个猥亵案，我和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处副处长聊了“从业禁止”的法条，就“什么叫运用职业便利”、“违背职业的特定义务包括哪些范围”，以及“预防再犯的需要”、“案前案后的认罪态度”等，讨论了法条的理解和适用。
副处长与我达成共识：“从业禁止”的规定适用包括性侵未成年人罪在内的所有罪名。
我当时觉得，这个想法算是得到了市检察院的支持。
“女童保护”项目2016年公布了一项性侵未成年人作案人职业的统计数据。
一想到这个人不能从事与教师相关的工作，剥夺了他潜在犯罪的可能性，我拿着手机，忍不住激动、兴奋，但很快冷静下来：法条从未适用过“利用职业便利性侵未成年人“的案子，这是首例，要慎重。
一些判例和论文也显示，法条没有适用于未成年人保护，也没有适用于性侵案件，学者也只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劳动部门颁布的规定中也没有提及。
我有一些小失落：要是有一些论证就好了。
一切都要靠自己。想好量刑建议，我在起诉书后的量刑建议书中加了“从业禁止”的内容，提交给区分管检察长审核：
“被告人某某，作为人民教师，趁补课之际，猥亵未成年人学生，做出这种行为是违背职业要求的。且犯案后供罪不诚，存在再犯可能，根据刑法37条规定，建议从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禁止从事教育等相关接触未成年人职业，3到5年。”
检察长当即就支持了，但他说全国没有先例，需要慎重，得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分析他怎样利用职业便利，得考量再犯的风险，以及“从业禁止”必要性，要罚当其罪，最好与法院做好沟通。
当时我心里非常笃定了。但内部也有质疑：按照《教师法》的相关规定，他已经就被剥夺教师资格证了，以后也不可能从事教育行业了，还有没有必要进行从业禁止？
我认为，有必要。
首先，二者的执行力不一样。如果加害者违背“从业禁止”判决，在禁止年限内去当老师，就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刑法意义上的违背，这个罪名能保证较高的执行力。而违背《教师法》，只有行政法层面的意义，执行力不如前者强。
第二，“从业禁止”比剥夺教师资格证的惩罚要重，这意味着，他去别人家里当私教，连做辅助性的教育和活动、去培训机构上班等不需要教师资格证的工作，都不允许了。
我把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交给法院，他们也在学习研究。在别的案子开庭前，我遇到了法院副庭长，和他聊到这个，他说可以尝试，但毕竟是首例，具体的操作，比如年限、范围，要再考虑。
法院只开了一次庭，最终判他有期徒刑两年半，禁止从事教育等相关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期限是3到5年。
我注意到这个老师对判决还是有心理准备。庭审结束后，只见他眉头紧缩，叹了一口气，紧抿着嘴，脸色暗沉，有点灰不溜秋。
这个案子开了先例，后来又遇到了两起猥亵儿童的案子。一个五十多岁的才艺培训机构老师猥亵六岁儿童，抠摸隐私部位；一个数学老师下午去孩子家里补习，猥亵十岁女童。
他们均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外加“从业禁止”。
案子办完后，我们担心用人单位不掌握施害者信息，建议他所在的学校以后招录教师过程中，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犯罪前科。
但如果犯罪分子有意隐瞒劣绩，给未成年人做老师或者培训师怎么办？我们发现，入职审查是个空白，便萌生建立数据库的想法，并作为检察院的重点项目。
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教育局、卫计委、民政部门、文广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协商不下十次，数据库谁来输入，输入范围，把有性侵前科的人录进来要承担什么责任，都要磨合很久。最后确定，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更新数据，由公安输入，第一步先输入五年内的情况，以后扩大范围。
数据库建立后，每个用人单位都有查询端口，他们招人的时候，如果在数据库里查到这样的信息，就不予录取。
上述三个案子中的加害者个人信息都被录入数据库。
但目前数据库只限于上海闵行区内，最大问题是执行、追踪。比如上海其他区的加害者，跑到闵行当老师，我们就没办法掌握他的情况；闵行区加害者跑到其他地方去从业，我们也没法追踪。有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呼吁，希望把“从业禁止”的制度与数据库覆盖到全国。
但刑法只规定了这个法条，相关措施、计划都没有。对加害者的“从业禁止”，目前尚无执行机关，而且也引起一些争议。
我国《监狱法》规定，刑满释放人员的权利与普通人平等。浙江慈溪针对性侵儿童加害者进行信息公开，有专家担心隐私会受损，他在网上被人肉后，家人可能会受到困扰。
一个制度出来，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但目前没有现成的东西，所以操作起来有困难。
我们其实很想为未成年人树立一道防火墙，首先就得从物理上把这些性侵害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隔离在外面，让他们没有机会接近被害人。因此我认为，限制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加害者，限制甚至剥夺他的部分权利，有必要。
限制他们的权利，国外也在做。美国的《梅根法案》规定，有过性侵害的人需要配戴GPS手环脚环，实行公告制度，联邦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犯罪人信息公共网站；英国实行登记制度，社区里的警察掌握了他们的信息，犯罪者出狱后需定期过来报到，包括就业也有一定的限制。
我国对这部分人的事后关注比较薄弱。2016年，我们检察院牵头各个部门组成联盟，建立了一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体系，希望能把功能都集中起来。在第一个判处施害者“从业禁止”的案例中，这个体系正帮助孩子转学，做心理疏导，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
目前，孩子的恢复情况比较好，过年时，还主动给我们发短信拜年。
（王正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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