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身原因，订错了入住日期，由此产生种种不便，是生活的应有之意。入住之前，尚未与酒店建立住宿服务法律关系，后者当无安全保障义务，我们无权要求对方法外施恩。如蒙他人惠助，自应感激在心；若未获善待，也不得悖反当地规则，更不应基于国内习惯认知，揣度善恶，甚至苛责他人。
强力，经常成为执法必须的恶。温情，却不是执法之必须。纵有认知差异，入乡随俗，服从属地管理，却是普世规则，舍此，公民责任无从谈起。当然，无论如何，我国维护国民利益的立场，均值得赞赏。
2018年9月15日上午，《环球时报》以“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扔坟场”为题报道了此事。事件很快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游客曾先生要求瑞典警方道歉。
17日，瑞典检方卡尔⋅吉格兰表示，瑞典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评估后，认定瑞典警察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并称，“当出现无序行为时，警方的这种处理是非常正常的，警察有权将一个人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是非常普遍和标准化的程序”。他还表示，瑞典不会继续开展调查。
对于这一简单事件，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已然沸反盈天，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 支持者认为 ，国人在外蒙难，驻外使馆出手相助，值得点赞。
❖ 反对者则认为 ，这是典型的巨婴症，碰瓷碰到了国外，实在丢人。
评判是非曲直之前，必须先把事实弄清楚。
根据曾先生本人的讲述，以及多个渠道的信源，可以大致还原事情的原貌：
曾先生携父母瑞典自由行，9月2日零时05分，抵达斯德歌尔摩的经济型酒店Generator Stockholm后，发现订错了日期，至少提前了12小时到达。酒店客满，无法提前入住。当时已至深夜，曾先生就和前台沟通，希望能够暂居大堂。前台服务人员最初表示同意。后来曾先生出去另寻酒店时，把一位同样在寻觅酒店的中国留学生带了回来。
由于近年来斯德歌尔摩的难民问题已经对城市安全构成了困扰。或许，酒店工作人员因此感到不安，请曾先生一家离开酒店，第二天下午再来办理入住。但曾先生一家不愿离开，并表示愿意付费，让父母在沙发上休息。但对方拒绝，双方僵持不下，酒店报警。
警察赶至现场，先是劝离，但曾先生一家不愿配合，警察将他们架出酒店。曾母与其本人先后倒地，大声哭喊“快看啊，警察杀人啦……”！警察或许是出于维护秩序，使其他房客免受侵扰的考虑，使用了强制措施，将一家三口运至8公里外的“Skogskyrkogarden”（森林公墓）里。后来在路人帮助下，他们回到了市区。
曾先生认为自己一家被暴力执法，要求警方道歉，并寻求使馆的帮助。
目前对于此事的种种争议，在相当程度上，均源于认知的差异。
初到欧美的朋友，往往会感受到种种不适应，以下兹举数例：
【例一】 经过一番长途旅行，我们往往想喝一杯热水，却发现餐桌上全是冷水，边上还放着盛满了冰块的玻璃杯，宾馆房间内也没有烧水壶。我们或许会心生不快：连开水都没有，还怎么开门待客？殊不知，欧美国家水质优良，宾馆内的水可以直接饮用，他们习惯了直饮冷水。
【例二】 我们出游，在酒店、车站、博物馆等公共场所高声喧哗，引得路人侧目却毫不自知，甚至还以为别人分享了我们的欢乐。但在他们看来，宁静，是生活的底色与品质。
【例三】 我们挎着相机，东拍拍，西照照，将路人、甚至将小孩也摄入镜头，但却对别人的躲闪，浑然不以为意，殊不知，这可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特别是侵入了庇护孩子健康成长的私域。
【例四】 我们看到老外后花园的果子熟透了，偷偷溜进去，摘一个下来，内心充溢着获得小便宜的快乐，殊不知，未经许可，潜入他人地界，已然构成违法，在某些国家，房主甚至可以拔枪将我们击毙了。
【例五】 国人觉得墓地阴森恐怖，但在欧美国家，墓地却被视为祥瑞之地，往往建在闹市区，而且与教堂挨得很近，以使灵魂及早升入天堂，耶鲁大学的附近，就有一所墓地，并不被引为恐怖之所……
由于认知的差异，我们在国内习以为常的，在国外，却可能被认为缺乏公共意识，甚至构成违法。
如何处理这些差异？
入乡随俗，道理直白不过：规则都是属地的。具体到瑞典逐客事件，分为私域与公域两个范畴。在私域层面，酒店的服务规则，由酒店方确定；在公域层面，公共安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规则，都瑞典公权部门确定。对于游客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信守当地规则，否则，极可能惹祸上身。
但我们经常犯的两大认知偏差是：
其一 ，以国内如何如何，来揣度他国应当如何如何。
其二 ，以情说理，甚至以情代法。
须知，情感只是个人感受，法律却是具有拘束力的规则。我们无权基于自身感受，要求对方法外施恩。
笔者赞赏曾先生孝敬父母之心，也为我国使馆维护国民利益的立场点赞。当然，生活是具体的，评价是非对错，必须回到具体的情境。
让我们回溯事件过程：
9月2日凌晨，曾先生与父母三人，舟车劳顿，赶到酒店，因为订错了日期，异致无法入住。由于自身过失而面临不便，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酒店未与其缔结住宿服务合同关系，当无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大堂属于公共空间，包括沙发等附属设施，应由房客共同使用，不能提供给外人，否则会侵占其他房客权益。因而，即便曾先生愿意付钱，前台服务人员也断然无法将沙发某个时段的使用权“卖给”曾先生。
在此情况下，曾先生请求酒店为其父母休息提供方便，前台工作人员若予照顾，属于情义行为，若予拒绝，则属于其权利。也就是说，帮你是情份，不帮则是本份。
曾先生开始获得了友善对待，后来又因为曾先生未经同意，“收留”了一位留学生，而导致前台生疑，不愿承担被管理层或其他客人指责的风险，因而要求曾先生一行离开。曾先生或许是因为长途旅行劳累，同时背负着父母期许，高声争辩，拒绝离店，导致争执升级，气氛紧张。酒店保安干涉未果，最终报警。至于其报警的原因，据该酒店经理所言，“我们让这家人呆了很久，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来帮助这位客人。但他们威胁了店员。我们无法允许我们的员工暴露在威胁之中，这也会让其它的客人感到被威胁。”
对于酒店方来说，他们这样做，或许是在履行管理职责。警方到来之后，请曾先生一家离开，但曾先生未予配合，并使用国内常见的哭闹方式，试图唤起他人关注，从而获得支持。然而，在瑞典警方看来，曾先生此举，却可能构成妨碍执法，并且影响了其他房客休息，必须将他们强行带离。
对此，一些网友称，曾先生及其母亲的哭闹行为，是“国际碰瓷”，太丢脸了。
但笔者认为， 这种批评并不公允 。更大的可能是，他们遇到此种事件，手足无措，情绪失控，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很自然地以国内习惯做法予以回应，这也属于认知错误。哭闹，已然无法奏效。而且，即便未获善待，也要遵守规则，这是公民责任。
曾先生声称，自己被扔在了离宾馆30多公里的荒郊野外，是一个坟场。或许，也是一个认知错误。
从曾先生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个地方叫“Skogskyrkogarden”，这是一个合成词，由Skog（森林） kyrko（教会） garden（农场）三个单词组合而成，并不是一个乱坟岗。对于瑞典民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幽静的供公民休闲的大公园，旁边是富人区，里面还有教堂，墓地埋葬了一些全球知名的名人，有导演、作家、政治家等等，还包括今年5月去世的全球知名DJ Avicii。因为历史悠久、设计优异，那里还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里离酒店只有7.8公里，车程只要10分钟，并非曾先生所说的“30多公里的荒郊野外”，或许也不可能传来曾先生所说的“狼叫声”。
或许，对于警方而言，因为那里的教堂二十四小时开放，离斯德哥尔摩皇宫和中央火车站都不远，所以一直是一个收容难民的理想所在。
盲人摸象的故事告诉我们，言者会从自己的角度，甚至本着趋利避害的想法，选择性地披露信息。我们切忌偏听偏信。
就此事件而言，瑞典警方执法或许不够温和，甚至有欠文明，但毕竟曾先生有错在先。如果曾先生本着入乡随俗、尊重属地管理的想法，事后坦承，由于不了解酒店服务规则，不熟悉当地法律和文化，当时情绪失控，给酒店管理增添了负担，给当地执法部门增加了麻烦，由衷表示歉意。如此既涵养了自身的公民责任，又彰显了大国国民的胸怀，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当然，无论如何，我国维护国民利益的立场，均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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