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通报：28日上午11点30分，上海世外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吴某持刀砍伤三名小学生和一名女性家长，送医后，两名小学生已经不幸离世。一名受伤小学生和女性家长没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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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的朋友，前段时间去日本、澳大利亚考察回来，很是羡慕日本、澳大利亚小孩能独立上学，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她原计划，想在今年9月份开学后，让三年级的儿子以后也独自上学。
她说道：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上幼儿园，路上要走大半个小时。路上要经过长长的胡同，有户人家种了棵枣，大枣树都伸出墙外来，我和哥哥常常偷偷溜进他们家院子，爬上树去摘他们家的枣。后来那户人家的奶奶搬了个凳子坐到树底下，我们就在墙外，用石头往枣树上扔，哗啦啦掉下来一片，然后被狗追，被奶奶赶，快活得像一场冒险。后来我们在家附近上小学，第一次哥哥带着去认了个路，后来都一直自己走着去。同学们也都住在附近，放学后，我们都不是马上回家，而是一路上沿着大街小巷游荡，不到天黑都不会回家。家长也从不担心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互相吓唬捉弄对方，黑乎乎的地方有鬼怪，或者把其他人的书包藏起来，让他天黑回家找不到书包，回家被父母揍。或许这就是我们对危险的全部认识了。但是我怎么知道，外面的陌生人，有没有的“报复社会”的呢？我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作为母亲，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很奔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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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18时10分许陕西米脂砍杀儿童事件，凶手是“报复社会”；2010年3月23日早晨7点20分南平血案，凶手是“报复社会”。每一起这样的凶案中，都有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完全失败”的凶手。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病了吗？为什么“弱者”一再针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一下手？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南平血案凶手和上海世外小学血案凶手，都挑选当地“贵族小学”作案，这更加深了生活较优越阶层的恐惧，甚至对弱势群体产生总体性的排斥和对立。
如果官民、富穷之间的分裂加深，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社会会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这种“弱者”因个人原因滥杀“弱者”的极端案例，在不少国家都有发生，比如美国的一些枪杀世界，罪犯都是各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这些共同点表明，绝望的“弱者”通过残杀无辜来报复社会，首先与人性有关，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
虽然理论上，这样的事例从社会制度上无法制止，但是社会对其“失败”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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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评价个人成功的标准过于单一。整个社会都在崇尚物质，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财富的多寡。社会做不到宣传的“以按劳分配为主”，是否说明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的宏观政策存在一定问题，并且缺乏日后的补救措施？
第二，社会价值观单一，无钱无权者得不到尊重。“强者”不守规矩，或者是不劳而获，正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对社会的失望，有可能带来弱者对整个社会的反抗。
第三，政府对失业者缺少关怀，社会对弱者缺少同情。强者不守规矩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失业得不到社会保障和救助，让弱者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则难以依赖、不可信任，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没有办法预料未来，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部分弱者容易由不确定产生恐惧，恐惧演化为仇恨，仇恨需要发泄，最终变成了罪恶。今天上海的吴某不但是他人恐惧的制造者，自己也是恐惧的受害者。
因此，要消弭上海世外血案引发的社会恐慌，首先就要让潜在的吴某们不再恐惧。
在一个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界限不清、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社会，在一个讲法制而无法治、先讲政治再讲法律的社会，在一个民众无法有效组织共同表达、共同争取利益的社会，弱者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上的贫困者，也不仅仅是社会的边缘化群体，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一个个体都是弱者，面对社会规则不确定的后果，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让自己的未来更具确定性，有些人会更加追求权力和财富，力争成为制定规则、利用规则的强者，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则会用其它方法来排解自己的焦虑，无法克服恐惧的绝望者则会成为潜在的吴某某，受不可知的因素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破坏者。
而对待恐惧的这两种方式，又会造成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强者，两者形成恶性循环。绝望者越多，对社会的破坏性就越强，最后造成人人自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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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就在质疑“为什么不去杀贪官？”“如果是我的孩子受到伤害，我也会去报复社会，别问为什么。”
社会舆论暴露的已经失范的社会心态，很值得人担忧。这可能会加深社会上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互相恐惧、互相防范，带来进一步分裂。
实际上，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以暴制暴，只能带来社会的动荡，生灵的涂炭，最终是社会重新洗牌，又一个轮回。对现代社会来说，这是代价惨重的，也是前途堪忧的。
社会要想走向公正、和谐、文明，更好的办法是通过理性和平的道路。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对滥杀的暴力事件加以最大的警惕，尽量防患于未然。
要想让惨案不再发生，首先要让病了的社会变得更健康。
第一：加强心理干预。建立全社会心理发现和干预渠道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心理引导必须进行重点强调。可以对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心理治疗，及时发现问题并对社会情绪进行疏导，对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对一些反社会行为进行干预。使从源头解决问题成为可能。
第二：重建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调整社会分配制度，媒体少宣传一些娱乐明星暴富新闻，多宣传对社会有促进的正面人物。解决好民生问题。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约束强势集团的掠夺行为，加强对社会边缘人的物质救济和精神帮助，使他们能有尊严、有希望地生活下去。
第三：不要封锁阶层自由流动的渠道。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才能消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强弱之间的“我们—他们”式的结构对立。尤其需要保障底层知识分子的基本物质权益。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他们往往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破坏力，这一群体的上升通道尤其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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