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n Sebastian Bach：
Well-Tempered Clavier，Book 1：Prelude and Fugue No. 1 in C major (BWV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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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井中月
确切地讲，对于“形而上学”①（Metaphysica）的探讨似乎不应该放置于这一集，不仅因为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核心，也在于自黑格尔之后，反形而上学的浪潮从未休止；尤其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1]曾是后现代理论的中心任务。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论”，批判现代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发端于古希腊（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直译为《在物理学之后》）并延续至今的哲学概念，历来都曾引起广泛关注；并且迄今尚未得到圆满解释。甚至有人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经验解决世界本原、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日常经验予以验证，也无法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论证。站群软件
亚里士多德所著《形而上学》
在西方形而上学起源问题上，有学者追认古希腊时期是形而上思想的源头；其中，巴门尼德[（Pamenides），徐梵澄在《玄理参同》（1973年）一书将其译为“巴门尼迭斯”]在西方哲学界被推举为“形而上学之父”。他认为，“一切是一”，有形体作为宇宙生成的“始基”被无形体的“存在”所取代。此时，古希腊哲学家在对于真理问题的探寻中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基础。在对古希腊视觉谱系的考察中，形而上学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化”中，教会曾企图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进行形而上学的逻辑证明（这种对事物认识抽象化的路径萌发于毕达哥拉斯并被亚里士多德延续），这些都显示出传统哲学和宗教神学对“形而上学”的重视。
在西方思想史中，哲学的终极视域与神学的智慧之光的融合堪称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形而上学具有通向上帝理念的超验维度；上帝的智慧之光成为基督教神学之源，自然的理性之光成为形而上哲学之源。
在早期基督教中，上帝实在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根本无须证明。它不仅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性，亦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性。由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理性主义崛起，神学家开始尝试采用理性的逻辑方法论证神学教义。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以证明“上帝存在”为目标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②。
路易斯·P·波伊曼所著《宗教哲学是什么》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安瑟尔谟（Anselmus）肯定了理性对神学的作用，进而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立场。尤以他率先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Ontology）”（康德语）进行“理性”证明而著称于世。他倡导“不仅要信仰有关上帝的教条，而且要了解那些教条”。作为一个极端实体论者，安瑟尔谟的逻辑论证是一种典型的“先验性的论证形式”。其逻辑前提是，确信“无疑有一个存在，无法设想比此存在更伟大的事物存在，它既存在于理解之中，也存在于现实之中。”[2]即事先设想一个“无法设想有比之更无与伦比的存在者”，这一“存在者”不仅存在于思维中，也存在于实际中；而上帝被设想为这一超验的“存在者”而存在，进而引导出上帝实际存在。此外，他在《独语》（Monologium）一书中用“有限物”的完善程度，来证明必有一个绝对完善的“无限物”的存在，而上帝正是这一绝对完善的“存在物”。
安瑟尔谟的论证方式一经提出便遭到隐修院修士高尼罗（Gaunilon）的批驳。高尼罗强调要区分“概念”（Concept）与“实体”（Substantiality）的差异，存在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在外界一定有与之匹配的实体。即便承认人们心中有伟大的实体的概念，并不能由此肯定存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实体。高尼罗认为，理解上帝概念并不意味着上帝存在于人们心中；同时，即便上帝存在于人们心中，也不等同于必然存在于现实中。对此，安瑟尔谟回应到，本体论证明只适用于论证上帝存在；他批评高尼罗通过设想有限物（如假设一个“神秘岛”）来反对关于无限物的证明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作为一个有神论者，高尼罗的批驳并非否定上帝存在，而是不认同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事实上，高尼罗与安瑟尔谟的争论皆是从经验出发来论证超经验“实体”，本身就存在着悖论。
托马斯·阿奎那所著《神学大全》
此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批判安瑟尔谟以纯粹概念推导实体存在不合乎逻辑。他秉持“因果论”，进而认为只能逆向的“以结果证明原因”，即以被创造者存在来证明创造者存在。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罗列出五种证明方法（通向上帝的五条路径），以此证明“上帝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上帝本身又是人无法认识的”。以上有关上帝存在的种种论证都是建立在自我经验和自然理性（相对）的逻辑秩序之上，存在一定的缺憾或漏洞。因为宗教信仰是作为一种超越现实世俗和自身局限的终极关怀和精神理念；而“上帝存在”是一种形而上的在场，而非逻辑推理的结果。
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
在西方哲学史中，自安瑟尔谟、高尼罗、阿奎那以降，笛卡尔（《沉思录》）、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写道：“凡是不自相矛盾的东西，在逻辑上便都是可能的。”）、黑格尔等也做过相关尝试。较之而言，康德可谓是批评和反思形而上学的第一人。为拯救形而上学，康德不遗余力地对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并把形而上学抬升至重要地位。不仅将形而上学视为其终生无法逃避的命运，也把形而上学看作纯粹哲学本身。众所周知，康德哲学以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出自《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不可能性》）的批判为起点，实现了宗教哲学由“认识论”（Epistemology）向“道德论”（Moralism）的转向。然而，黑格尔则贬斥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局限在知性思维层面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的否定。
康德所著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回顾不断更迭的西方文化史，我们不难发现科学的进步毋庸置疑，而形而上学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二者是在碰撞、交织、调和、分化中互进。康德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873年）一书中指出，“如果形而上学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那样得到普遍持久的认同？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内在要求，“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今后还将在世上预见形而上学……所以哲学的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3]康德在对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指神学）的批判中力主建立科学形而上学。而“科学形而上学”成为解决形而上学困境的必由之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纯粹思辨理性］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4]康德指出，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使得真正的形而上学被遮蔽。因此，他推崇真正的形而上学，讨伐错误的形而上学；并认为要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就应在形而上学之外（如物理学&数学）寻找支点，通过梳理，剔除错误。
居伊·德波所著《景观社会》(1967年)第一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20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分别在《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年）和《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两篇文章中指出“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大事件。对于现代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康德哲学对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国哲学家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对于图像时代的阐述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对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和“形而上学终结”的回应。然而，他们都承认科技主导的图像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与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被泛滥的声音、图像所充斥和包裹，由此产生一个影像消费、商品殖民、世界物化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语）。与海德格尔一道，马里翁也认为，“我们的历史正处于一个声像时代，借助现代科技的发展，图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正被图像化。”[5]
雅克·德里达所著《声音与现象》
西方现当代哲学不断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反叛与超越，解构与重构。例如，勒维纳斯（Levinas）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也可能欧洲的全部历史，通过德里达（Derrida）拆解和解构的观念工具，将会成为这种在场的建构和保留”。作为解构胡塞尔现象学的著作，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1964年），《Voice and Phenomenon》］一书通过对形而上学在场的背离，达到对永恒和普遍真理的质疑目的。不仅颠覆了逻辑中心话语，也使得真理处于悬置状态。显然，这是以相对论的立场对真理问题的解构，而当“真理不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时必然会造成真理危机。
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一书的开篇便将“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6]这一哲学主导问题当作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进行追问，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中赋予精神以存在的本体意义和价值。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在场形而上学”，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导致诸神隐退，技术至上，精神涣散，人的地位过于抬升以至于压倒神，反而又降低了人的地位。因此，海德格尔延续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有关“人类社会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退步史”的观念，进而指出“自苏格拉底以来，整个西方历史是一部不断远离神的荣光的黑暗史”，并且在20世纪初抵达最黑暗的时期。在“在场形而上学”走向“终结”之际，海德格尔又提出天、地、人、神四位一体来解决这种终结所带来的危机。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黑格尔认为，主体既摆脱不了历史意识，也无法走在世界过程之前，并且，只能存在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链”（Relation—Chain）之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7]而“在黑格尔之前，形而上学思想一直是以‘宇宙论’（Cosmology）为中心的；一切存在者与自然之间都是同一关系。如今，历史领域要被整合为这种存在的总体性。”[8]哈贝马斯在厘清形而上学脉络的基础上，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在哈贝马斯看来，后黑格尔哲学主要从“程序合理性”、“理性的情境化”、“语言学转向”、“实践之于理论优先性”四个方面动摇了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为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试图在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之间寻求统一性，进而为从形而上学中发轫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思想注入新活力。哈贝马斯认为，“形而上学思维借助近代意识哲学范式以主体论形式得到不断确证的同时，也把自身推向了绝境（被解构的危险）”。由于传统形而上学被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之中，因此，克服业已枯竭的意识哲学范式成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必经之道。
与哲学、神学等思想领域一样，形而上学在艺术上的体现也颇具特色。譬如，柏拉图认为，“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审视艺术，也不能用审美的框架来评说艺术，而是根据艺术自身的作用来发现她可塑性的特点”。（出自《徘德依阿与造型艺术》）亚里士多德指出，“求知是人的本性，并将人类的认知行为与视觉联系在一起。”[9]黑格尔曾讲：“艺术只再现符合绝对理念的事物（神学家将上帝视为“理念的理念”）；艺术只服从于最至高无上的使命”。在此，黑格尔把艺术形而上地等同于哲学。尼采也讲：“艺术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显然，他们的认识语言都流露出超越世俗和理念至上的形而上学倾向。
意 乔治·德·基里科
自画像 布面油画
约28X33cm 约1940—1945年
意 乔治·德·基里科
令人不安的缪斯 布面油画
约97X66cm 约1950年
马切拉塔里齐宫博物馆
意 乔治·德·基里科
古代石膏雕像与橡胶手套 布面油画
约60X50cm 约1959年
贝尔加莫现代与当代美术馆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称：“这张画向我展示着凌驾绘画之上的诗的优越性”。
意 乔治·德·基里科
一条街的神秘与忧郁 布面油画
约74.5X59.1cm 约1960年
罗马卡洛·比洛蒂博物馆
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③与未来派艺术家卡罗尔·卡拉(Carlo Carra）受象征主义（夏凡纳、莫罗、雷东、费尔南德等）和尼采、叔本华等现代哲学的影响，提出用“形而上绘画”称呼自己的作品，并组成形而上画派。基里科的作品将石膏像、手套、玩具等非生命体作为人类社会的象征。不确定的光源、奇幻的色调、梦幻般的场景，单纯的超现实空间，营造出神秘不详之气。古典传统、日常生活、形而上思维相互糅合，以探讨主题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神秘性。在画面中他们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以此揭示表象下的象征意义。当然，这种“形而上”的绘画并没有把艺术的形而上意识推到极致，而是依然保留着现实性的一面。
象征主义强调主观感受，超越世俗现实；崇尚神秘主义，向往彼岸世界。作品往往充满象征、暗示、隐喻等含义，并呈现出一定的抽象意味和神秘色彩。而尼采（左）、弗洛伊德（中）、柏格森（右）的哲学理念可谓是象征主义艺术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主义艺术。
正因为意识活动往往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因而凡是人们能够合理想象出来的事物都是有可能存在或实现的。抽象艺术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鸿沟，体现的是一种“超艺术”的形而上状态，是一种心灵超越万物现象和本性的终极整合的精神体验。抽象艺术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经验的感官体验，亦具有把精神与心灵导入艺术之中的超验特性，消磨物质的个体属性和主体的经验属性。从客观世界的现实现象中抽离出来，赋予一种纯粹性和超越性的至上理念。因此，在某种角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讲，形而上学在场是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西方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与东方《易·系辞》中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不谋而合。在认识论意义上，形而上学作为抽象、本质、整体地把握世界及事物的一般性方法，既体现着科学性精神，亦具有方法论意义。形而上学原本并不具有否定性或负面性的语义功能，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则通常被理解为僵化的理论学说，甚至将“形而上学”指认为神秘的东方“玄学”。
②经院哲学是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和基督教的修道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哲学，主要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形而上哲学。奥古斯丁神学、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
③基里科的艺术生涯经历浪漫性象征主义、背叛超现实主义复归浪漫主义、形而上画派、由浪漫主义转向形而上画派、形而上学悲剧等几个阶段。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英】路易斯·P·波伊曼著，黄瑞成译：《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3]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4]同[3]，第55页。
[5]Jean-Luc Marion，The Crossing of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trans. James K.A.Smith，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46.
[6]【德】马丁·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8]同[7]，第152页。
[9]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 W. D. Ro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p.114.
2017年8月第一稿 2017年12月第二稿
撰写于中国油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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