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吴晓波频道将在上海举办第一场“诺奖得主中国行”。我们邀请到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来到中国，为吴晓波频道APP超级会员带来一场长达60分钟的演讲，和现场的交流对谈。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对于世界上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央行而言，“增长”都是一个有魔力的词。
要做什么才能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和央行每天都在为了这个问题上下求索，经济学家们积极地出谋划策，给出了一道道或宏大、或机巧的方案。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那50年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方案一度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市场上有很多劳动者失业的时候，政府可以投资挖一个大坑，然后再雇人把这个坑填上。在这个过程中，挖坑的和填坑的都找到了工作，拿到了工资，同时刺激了铁锹、食品、汗巾等一系列周边产业的发展，经济危机就缓和了。
但是，如果遇到经济危机，政府甚至连挖坑的钱也没，怎么办？
对此，凯恩斯也有药方，就是“以通货膨胀换经济增长”。通过扩大赤字、发行国债和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强行为经济“注入”资金。这个方法自从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施行新政以来，被很多欧美国家采用，并且一度屡试不爽，被视为经济危机的救星理论。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似乎这种方法越来越不管用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政府的赤字是增加了，钱也发出去了，通货膨胀也有了，但是经济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这就出现了凯恩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情况了，到底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经济产生了“抗药性”？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横空出世，果断地指出凯恩斯经济理论致命的缺陷。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托马斯· 萨金特。
托马斯·萨金特是一个“中国通”。
一开始，他对中国的了解来源于他的学生，“我最好的学生，几乎都来自中国。”而他的学生和助手，也喜欢用中国的方式亲昵地称呼其为“萨老师”。
不过，自从2012年首次访问中国后，他每年都会来中国。他说自己期待只带手机就能出门的生活，且自认为是使用支付宝和微信进行支付的行家。
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
萨金特也很喜欢引用中国的谚语来解释自己的理论。
第一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凯恩斯的世界里，人们对外部的信息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央行注入多少资金，造成了多少通胀，经济体内的企业和个人就按照所注入资金的多少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但是萨金特说：这不就是一个经济学版本的“狼来了”吗？
当央行第一次因为经济危机注入资金的时候，出乎人们意料，于是纷纷调整了自己的行为，经济危机得到了缓解；
当央行第二次因为经济危机注入资金的时候，人们还觉得有点突然，但仍然也调整了自己的行为，经济危机又得到了缓解；
当央行第三次乃至第N次因为经济危机注入资金的时候，央行还能期待人们继续“机械的”反应吗？
萨金特的观点是，经济政策的受众——也就是企业和个人，也是理性的经济体，他们本身并不是只会做出标准反应的机器人。相反，他们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未来产生预测和反应。这就是中国话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如银行挤兑风波。
如果我们预期到其他人要去银行挤兑，最优选择也是跟风去挤兑，因为晚了自己就真的取不出钱来；但是如果其他人都不去挤兑，那么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么人们会提前给自己卖的东西涨价，来规避损失，于是社会上的商品价格上涨，完全吸纳新增加的货币，从而让通货膨胀起不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长此以往，这种政策就会削弱人们对央行经济调控的信心，从而让经济进一步恶化。
凯恩斯主义很可能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萨金特反驳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论点”，还是一句中国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凯恩斯的世界里，人们仅仅对当下的政策做出反应，今天利率上升了，债券价格一定就下降，明天利率调整回来了，债券价格就上升……然而，现实中的人们除了当下之外，往往还会在乎未来。
比如说：如果利率下降了，但是我们预计到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债券的价格不一定会上升，反而可能会继续下降；如果今年你年薪百万，但是计划在明年买个房子，那你肯定也不会大手大脚地在今年把所有的钱都花干净。
于是萨金特总结道，任何有规则的政策，都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增加社会的实际总产出。
这个结论解决了困扰经济学家们许久的“滞涨悖论”，基于这一理念，萨金特和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卢卡斯一起开创并发展了“理性预期学派”。
彼时，托马斯·萨金特等人不过三十而立的青年，空掌握铁，刀明似雪。他们穿越盘踞在经济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迷雾，旌旗既列，开疆拓土。
接下去的50年，是属于“理性预期学派”的。
1995年，“理性预期学派”的另一位领军者卢卡斯凭借“理性预期他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拿下了诺奖。但仅仅有理论说服力是不够的，如何能证明自己的理论预测是正确的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数据来说话了。
萨金特除了在理论上做出辩驳之外，进一步通过精确的建模和数据拟合，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西姆斯（左）与萨金特（右）凭借
“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获得诺奖
简单地说，萨金特的方法是“用历史造就未来”。
传统的宏观数据分析方法，往往找到的都是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比如说：从数据观察，每年冰激凌的销售量和被鲨鱼咬伤的人数成正比增长。于是，政策制定者寄希望于通过冰激凌限购，来减少被鲨鱼咬伤的人数。显然，这种方法经常是无效，乃至于南辕北辙的。
而萨金特所开创的结构化的方法则重视因果关系。分析之后会发现其实是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同时导致了冰激凌的销售量和去海滩度假的人数增加，而去海滩度假的人多了，被鲨鱼咬伤人数也变多了。所以，要想减少被鲨鱼咬伤的人数，应该从更好的警示和防护上下功夫，而不是去搞“冰激凌限购”。
这种不满足于表面关联性，重视因果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照亮很多经济学从业者探索的道路，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从数据出发推断因果关系的方法。
也正因为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在2011年，萨金特众望所归地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获得诺奖，对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对于萨金特而言尤为不易。
他是“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早年在伯克利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也就是说，他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科生”。在伯克利期间，他入选了伯克利后备军官训练队，每周进行3小时的军事训练，还获得了“最优秀军校学员奖”。
萨金特发表获奖感言
萨金特的父亲从不记得自己的儿子曾表现出能够获得全球一流学术奖的特征，甚至印象更深的，是儿子在初中一个溜溜球比赛上拿奖，以及，“他玩棒球，是全能型的。”
萨金特并不是一个“天才”，却是一个“全才”。他喜欢钓鱼，听古典音乐，阅读历史书籍。
在意识到了严谨的数理模型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之后，他坚持每学期旁听一门数学课，直到做教授很久之后，这个习惯都依然还在保持。
萨金特对一切新的工具和方法都充满着探索的欲望，为了帮助广大的经济学学子和从业人员更好地掌握前沿的数据分析技术，萨金特和他的同事斯赫斯基教授建立一个“数量经济学”（Quantitative Economics）的网站。
在数量经济学网站上，萨金特用机器学习领域最流行的Python语言，和数据分析的后起之秀Julia语言为载体，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内容不仅仅包括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沿，甚至还包括了资产定价、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实证方法等等。
“数量经济学”网站截图
更可贵的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课程和资料，在网站上都是免费且公开地提供的，成为了很多经济学夏令营、数据训练营的教材，也为有志于学习经济学定量分析方法的人们开启了一扇便捷的大门。
他喜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我一直很喜欢与学生交流，他们会提一些深刻、有趣的问题。”
比起严肃而万众仰望的演讲场合，萨金特更喜欢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偶尔蹦出一些俏皮的玩笑。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早晨，他和往常一样准时登上了开往普林斯顿大学的火车，并在车厢里备完了课。
“就算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讲不好课，学生们也是不会饶恕我的。”他说道。
正在上课的萨金特教授
萨金特认为，研究现代经济学需要具备计算机技能及深厚的数学功底，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潜力无限，“他们正在通过难以置信的方式，从事着经济学的研究”。
2016年，他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给青年学生做了一次分享，在面对有些宏观经济学家对数理模型滥用的质疑时，萨金特坚定地站在了年轻人的这边：“我的同龄人对此感到害怕，甚至有些倚老卖老。”在他看来，“青年人在努力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正如二三十年前的我们。”
在会议的间隙，他问了工作人员一个问题：“你们的亮黄色志愿者T恤不错，我也能领一件作纪念吗？”他喜欢富有朝气的事物，年轻而生机勃勃的生命，就像是半个世纪前的那些青年。
7月20日，吴晓波频道“诺奖得主中国行”第一场，我们把这位宏观经济学大师请来了上海，为吴晓波频道APP的超级会员带来一场长达60分钟的干货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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