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教育的先驱——孙明经和吕锦瑷
朱影
2003年，《中国广播影视报》报道了“中国最早期电影片”的发现，这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和历史学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对此发表文章和专论，有关部门和单位举行会议，以各种形式纪念孙明经的贡献。2004年，中央电视台出资制作了12集系列纪录片，追溯孙明经的电影生涯和他所留下的历史画面。
银幕上出现了村民投票、孩童接种疫苗和农民耕田等情景。这些黑白电影片段均出自一部老纪录片，它记录了河北省一个先锋村的政治改革，展示了中国首次村民选举、地方学校和医院的建立，以及引进科学种田等改革尝试。
这部名为《乡村建设》的影片是由制片先驱孙明经于1937年拍摄的。他摄制的影片有上百部之多，其作品在20世纪30、40年代标志着中国科教影片制作的巅峰。孙明经摄制的影片见证了中国艰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之进程。但直到2004年，他的名字才为当今的中国和国际电影制片人及观众所知晓。
孙明经共摄制了119部纪录片，主题涵盖从旅游到科学、教育、工业、农业、公务、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宗教活动等。他的电影一半以上存档在前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些存档的电影当初都曾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除了孙明经博士拍摄的大量纪录片外，还有少数关于孙中山先生和1925-1926年北伐战争的纪录片，由当时的资深电影制作人黎民伟执导与制作。黎民伟是当时电影纪录片业唯一与孙明经齐名的人。
在孙明经的全部电影作品中，有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日食》（1936）和第一部彩色有声电影《民主先锋》（1947）。这两部影片连同他拍摄的日军轰炸重庆的胶片，都得以保存了下来。孙明经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影专业课程以及第一本电影刊物。
孙明经与其同仁所拍摄的纪录片，也为世界纪录片的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战事频发的三四十年代，英美纪录片风靡中国，金陵摄影组单枪匹马地代表中国，参与到全球的纪录片运动中。可惜的是，后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留下很大的发展断层。
金陵科教片是时代的产物。金陵大学本身、它的领导者和它当时所拥有的设备，都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中国努力的结果。金陵大学是当时中国14所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学校校长和理工学院的院长皆受过美国教育，并在后来的岁月中，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孙明经夫妇和他们对纪录片的贡献，也成为这段值得铭记的历史的一部分。
1936年，金陵大学成立了教育摄影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年仅26岁的孙明经出任系副主任。教育摄影系后来成为金陵大学全部电影的制作总部，为学生以及其他有抱负的年轻电影制片人提供培训基地。
从1934至1948年间，教育摄影系共摄制了112部电影，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孙明经拍摄和剪辑的。教育摄影系拍摄的较有影响的科教片包括：《防空》、《防毒》、《女子体育》、《灯泡的制作》、《采煤》，以及《乡村建设》和《首都风光》等旅行见闻片。1940年教育摄影系改名为“电影系”（Motion Picture Department），1947年又改名为“影音中心”（Audio Visual Center）。名称的更改反映出孙明经对影像传媒的理解进程——从静态图像到移动影像，从移动影像再到有声电影。
出于抗战需要，孙明经将其先前所拍摄的中国各名胜短片汇制成一部长片，取名《还我河山》。该影片呼吁年轻人积极参军，并号召民众保持爱国斗志，以收复失地。他拍摄制作了一些防卫性科教片，教育民众如何在空袭和毒气战中保护自己。
孙明经不相信电影只有商业和娱乐的价值，他坚信科教纪录片具有社会教育意义。他派出放映队带着他们的电影远至内陆青海省放映，把放映的范围扩展到了城市以外的观众。当各大学暂时在成都安顿下来后，孙明经的放映队便每周一次，为大学周边的民众放映电影。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看电影成了左邻右舍们最为期盼的乐事。
在西部贫困乡村旅行期间，孙明经与各方协同努力，将电影带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电影到农村去》一文中，孙明经与其团队写道，电影不应歧视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事实上，电影易于为不识字的群体所接受，同时还具有户外放映和观看的灵活性，这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工具，可以深入接触到那些贫困和教育程度低下的农村大众。
孙明经也希望利用电影向村民普及基本的卫生常识，以弥补缺医少药之不足；希望借着电影将那些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教育课程普及到农村，以弥补当地教育资源之匮乏。
1920年，金陵大学的三位学生在他们的专业导师——一位美国棉花种植专家的指导下，制作了一部有关棉花种植的科教片。这部影片对提高中国棉花的种植水平和种植效率起了很大作用。
电影中的科学与艺术
孙明经巡回放映电影的灵感源自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以及英国的纪录片运动（British Documentary Movement）。格里尔逊在剧院之外组织电影展，他努力规避那些敌对英国戏剧的参展商和那些认为故事片比纪录片更赚钱的放映人。孙明经把格里尔逊的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完全放弃了室内放映的做法。
“文革”后，孙明经恢复了教学。晚年，尽管他患有很严重的视力问题，但仍继续不断地完善教材和讲义。尽管如此，他依然未能出版一本书，也没能再制作出一部影片。政治浩劫之后。
学校复课后，历史赐予了著名的文革后第一届北影学生一个机会，与老一辈大师重续前缘。在孙明经电影制作课的新学生中，日后成名者大有其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同时，在复苏的中国电影业里，许多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工作者都是吕锦瑷以前光化学班的学生。
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院长回忆道：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孙教授讲课时在黑板上所写的提要，全都是用英文，这使我和张艺谋等人都感到困难。下课后我们不得不格外努力转抄笔记。孙教授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也是中国电影制作的奠基之父。与我同龄的第五代电影人皆从他的教诲中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