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1943年曾几次对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左”倾错误历史进行讨论。1943年到1944年，扩展到全党高级干部。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上对这次党史学习做了总结报告——《学习和时局》（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本文对党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思想认识的重要性，思想错误的巨大危害，如何纠正思想错误。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启发。
毛泽东做《学习和时局》的报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折射。思之愈深，理解越准，行之越稳。物质是行动的保障，有了正确的思想和坚决的行动，再大的物质困难也能克服。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将一个团队的错误归结为团队领导者的个人错误，势必有两大危害：
一是简单用批判、罢免或开除有错误的人，代替团队的思想纠错。不对“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全面的分析，无法避免团队连续出现思想错误。党史上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连续三次错误路线，哪一次不是对前者的批判？可每一次又都是错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二是不利于团结同志。让个人承担团队错误，并做无原则的批判，将背离“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同时，也让其他同志无所适从，离心离德。所以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3.5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即便一个人，一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坚持“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
中央苏区期间曾错误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生活、工作在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人，相同的实践经历，免不了形成类似的思想认识。
拥有相近思想认识的群体相互之间，容易因群体间的经历、实践不同，在认识上发生分歧、矛盾，产生相互间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就有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克服的办法就是不断加强党内教育，“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毛泽东将1937-1944年的党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37-1940；1940-1942；1943-1944.期间，党和人民力量呈现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1937-1944年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的实力升降图
1940年我党力量第一次上升
客观上是日寇放松了警惕，国民党尚未完全对我开展进攻。主观上是我们克服了对日的轻视态度，纠正了王明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42年我党力量第一次下降
一方面，日本和国民党重重围剿，推行“扫荡”“三光”“蚕食”政策。另一方面，“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很多新党员尚未进行思想教育，敌后根据地都是新创建的，尚未得到巩固。
1944年我党力量第二次上升
我党再次纠正错误认识，吸取教训，克服骄气，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拥政爱民。在统一战线内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成功抵御60%以上在华日军和90%以上伪军进攻。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
毛泽东认为，党的干部还有很多精神上的负担没有解除，成为额外的思想包袱。主要情形有：
思想上的不纯洁，盲目自大，以己之长度他人之短，看不起别人 ，也被别人看不起。如此，大家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无法得到解放。
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认识这种现象的错误，然后是加强与群众（他人）的联系，谦虚谨慎，甘当小学生。
当然也有些人，为人谦虚，善于联系群众，但就是不善思考，不动脑筋，不愿多想。这也会增加思想上的盲目性。“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思想、行动和物质的辩证关系
01.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无论个人还是团队，思想认识是最关键，最基础的。这也是为何凡提党建，必先提“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思想认识出现偏差非常正常，正确的思想往往来之不易。纠偏效果如何，就决定了有的人和有的团队成功，而有的就失败。
纠偏的重点不能放在对个人责任的追求和批判，而要注意分析问题发生的环境、社会历史思想根源，查找制度机制漏洞。
历史的偶然，背后蕴含着必然。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同志认识错误的时候，就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
他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02.相互补台，好戏连台；相互拆台，一起倒台。
思想认识有分歧很正常，就怕盲目自大和娇娇傲气。
现在一个团队，一个单位里，也有不同经历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经历丰富，有的学历高深；你有这个专长，我有那个专长。
这本就像一个舞台，角色不同，但各有精彩。如果相互看不起，都拿自己之长，量他人之短，不仅戏唱不好，舞台还得被观众砸掉。
丢掉思想上的这些包袱和负担，轻装上阵，团结协作，成功不远。
03.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
要成事，离不开磨炼。毛泽东在文中提到“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
两党面对日寇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消极回避，企图明哲保身的，反而斗志瓦解，离心离德，损兵折将；为国为民，积极应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反而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发展壮大。
共产党在抗日最困难的两年里（1941-1942），没有被打败，反而学会了“三三制”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本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这就是：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只有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才能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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