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其意义之大，远远超出了解放战争本身，它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20年间，都是敌人向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我军始终处于战略防御的被动地位。
而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解放军则开始向着自己的敌人发动战略进攻了。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同时也基本上挫败了国民党对山东和陕北战场的重点进攻，使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国民党的军队大量地被歼灭后，虽然经过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在逐步下降。
同时，由于其主要兵力深深地陷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在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地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不利态势。
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因兵力不足而形成的被动局面，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了外线进攻的战略方针。
然而，这个战略方针，并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决策过程。
从毛泽东提出外线进攻的战略设想到最后确定，大约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这一方针开始实施后的一个多月，才正式向全军发出指示，确立这一方针的。
不难看出，这是因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毛泽东需要慎之又慎。
战略进攻，是战争中最富有决定性质的行动，它的成败，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对各种复杂情况做出准确判断，并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特别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同于战争一开始就举行的战略进攻，它的计划和准备不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做好，而是在战争实施过程中，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局的有利形势已日趋明显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略进攻的问题了。
1947年1月间，毛泽东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他们准备在5、6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从战略内线转变为战略外线作战。
毛泽东为什么从这时起就开始考虑战略出击问题呢？主要是因为这时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此两个月之前，即1946年12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战局在开始变动》的社论。
社论说：“11月份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五个月。这个月是战局开始转变的月份，是蒋军开始转入被动，而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主动的月份。”
“11月份，人民解放军消灭蒋军6个旅，连同7月至10月的33个旅一起计算，共达39个旅，(消灭伪军及地方保安队6万余人在外)，约占蒋介石全部进犯军200个旅的五分之一。”
“蒋军则仍旧至今没有一次能把我军一个营消灭。11月份，蒋军占领解放区17个县城，人民解放军则收复与解放了15个县城。”
社论指出：“这个数字，说明以往的情势已开始改变。以往的情势，是蒋军以重大的有生力量的代价换得地方，而11月份则不然，蒋军依然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已经连地方也换不到几个了。”
社论强调指出：“战局的大转变，需要我人民解放军将士和全国人民与民主人士，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以便不要错失时机去应付新的局面。”
可以认为，社论中说的这个“新的局面”，就是指战略进攻而言。
这篇社论发表之后，战局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转变。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又打了许多胜仗，其中歼灭国民党军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5个，平均每6天就打一个大歼灭战。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已经预感到战略进攻不会是很远的事情了，因此他及时提出战略进攻的设想。
这是毛泽东在战略上的敏锐和预见性的表现，这种超常的才能，对于战略指导者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不失时机地把战争引向胜利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1947年5月，已经可以看出蒋家王朝末路的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新华社于5月23日发表了一篇时事评论，题目叫做《蒋介石的末路》。
5月30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评论指出：“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就在这时，毛泽东基本上做出了战略进攻的决策，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战略部署：(1)集中刘邓和陈粟两军，协力击破以徐州为指挥中心的国民党军顾祝同所部。
(2)位于晋南的陈赓、谢富治和位于陕北的彭德怀两军，协力击破以西安为指挥中心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所部。
(3)刘邓大军于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
(4)陈谢军应随时待命，准备从下游或上游西渡黄河、受彭德怀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牌军，收复延安，夺取大西北。
到了6月，在上述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的基础上，根据整个战局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定下决心：不待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全部被粉碎，也不等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转入战略进攻，以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进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
毛泽东据此作了如下战略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后增至6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底自鲁西、豫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以原拟用于陕北战场的陈赓、谢富治指挥的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改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同时作为西北的一翼，钳制胡宗南，策应陕北战场。
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也称外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区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为有利的战场，同时也使其成为支援刘邓大军的后方。
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的主要战略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了足够的兵力。
当时人民解放军在五大战场共有39个野战纵队，集中了其中三个战场的17个纵队，占全部野战纵队的2/5。从全局而言，已经尽其所能；从中原战场而言，可以说已经足够了。
二是布成一个攻守有据的品字形阵势。以刘邓大军的6个纵队为前锋，以陈粟、陈谢两路大军的11个纵队为后盾，左右屏障，互为依托，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锐利而稳固的阵形。
如此巧妙深沉的阵势，即使诸葛亮再现，也望尘莫及。至于蒋介石，那他就更看不出其中的杀机了。
毛泽东为什么把主要进攻方向选在中原地区？
这是因为，在军事上，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并有陇海铁路横贯东西，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大后方，对蒋介石构成直接威胁。
在政治上，中原地区是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自古就有“群雄争夺天下，逐鹿中原”之说。
在经济上，中原是交通枢纽所在，工业发达物产丰富，因此，这个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大后方，迫使国民党军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战局。
为配合中原战场作战，毛泽东还决定，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也称内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继续在山东打击敌人。
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继续在陕北打击敌人。使山东和陕北构成南线战场的两翼，从东、西两面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
当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国民党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此外，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分批歼灭敌人，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出击中原的三路大军作战，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根据7、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形势，向全军发出指示，明确地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
毛泽东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再把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外线进攻战略方针的决策。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胆而稳妥的决策。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转变过程。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具备多种有利的条件。
其中最主要的有五条：一是敌人战略进攻已被粉碎；二是自己的军事力量已超过对方；三是要有有利的战略态势；四是要有有利的政治形势；五是要有能够支援战略进攻的后方保障。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无论少哪一条，战争指导者一般是不敢贸然决定转入战略进攻的。
那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究竟具备不具备？按照常规，或者是从理论上说，是不具备的，文章就在这里。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解放战争仅仅打了一年之后，在国民党军战略进攻还没有完全停止，在兵力对比和武器装备我军尚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毅然提出要转入战略进攻呢？
对照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有点超乎寻常的。这五个方面，除后三条已经具备外，前两条尚不太具备。
就是说，第一，国民党虽然已经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山东和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较强的攻势。
第二，敌我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敌强我弱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单从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看，是不能转入战略进攻的。
因此不妨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定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说是一种超常决断。
那么为何前面讲毛泽东一贯慎重决策，现在又说他是超常决断呢？
这是因为，当一般人还看不到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
因为有些条件，在一般人看来尚不具备，而经过毛泽东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后，却可以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
当一般人以为蒋介石还很强大时，毛泽东就看透了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是很虚弱了。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遭受几次重大打击之后，现在的强大，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同一年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
所以，毛泽东敢于在独特的形势下，做出超越常规的决策。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含糊。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这就是毛泽东的胆略。
这也是毛泽东所经常强调的：要善于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不利中看到有利。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的权衡利弊，就敢于超常决断。
按照毛泽东分析敌我优劣条件的方法，我们从下述六个方面可以看到，毛泽东决定转入战略进攻，是有根有据的。既大胆，又谨慎；既超出一般常规，又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
第一，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是使自己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最起码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战斗，已经遏制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迫使其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
虽然其重点进攻还在继续，但毕竟是局部性的，而且这种局部性的进攻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眼看就要被彻底粉碎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民党用以进攻的兵力，已经大量地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
就是说，赌夫虽然还在赌，但他的本钱(战略进攻的本钱)已经输得差不多了，再想下大注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正当赌夫输得昏头昏脑之时，对其进行反击是最佳时机。
第二，人民解放军已可以集中强大的战略机动兵力。
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在总体军事力量上虽然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但是在战略机动兵力方面，却已经有了较大的优势。经过一年作战，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112万人。
虽然有所补充，但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已从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
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虽然也损失了15.8万人，但由于大量地补充了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补充了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一年共俘虏国民党军67.7万人，若按30%补充人民解放军，共约22万人，再加上起义、投诚的1.7万人，总计约24万人)，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127万人增长为195万人。
与国民党军兵力对比，已由战前的1：3.4缩小为1：1.9。其中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已由61万人上升为近100万人，与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3缩小为1：1.5。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军在总兵力的数量上仍占近2倍的优势，但进一步深入分析，则可以得出下述不同的结论。
在国民党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有21个旅分散部署在长江以南及新疆、青海、宁夏等19个省的广阔地域内，除少数作为其战略总预备队外，大多数担任地方守备、维持后方安全的任务。
另外在被歼灭的97个正规旅中，尚有11个旅没有得到补充。而其余的216个旅也大多数陷入对城市和交通线的守备，真正能够作为战略机动的兵力，大约只有60个旅左右。
其中山东和陕北战场及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战场共约40个旅，东北及华北的平、津、唐地区约20个旅。
再加上其后方的21个旅中可抽出7个旅用于前方作战，共计67个旅的机动兵力。按平均每个旅7000人计算，总共也只有46万多人的机动兵力。
而人民解放军近100万人的正规军，没有什么城市和交通线非守不可，绝大多数都用于机动作战，因此在战略机动兵力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大大优势于国民党军队。
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从战略进攻的角度来看，恰恰正是需要有大量可以灵活调遣的机动兵力，以便在所选定的主要战略方向上，集中优势于敌人的战略集团，发动猛烈的攻势，大量地歼灭敌人。
第三，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状况已经大大改善，但仍不如国民党军。
由于国民党军在战争过程中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加之其后方军工生产对前方源源不断的补充，虽然他们在一年的作战中有大量的消耗和损失，但是其武器装备水平与人民解放军相比，仍占很大优势，人民解放军尚处于劣势。
然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劣势，在程度上已经不同于战争初期的那种劣势。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过程中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将缴获国民党军的大量武器补充自己，使自己的装备水平大为提高，特别是自动武器和炮兵得到较大加强，弹药也比较充足。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共缴获各种枪支42万多件，其中各种自动枪39657支(挺)，计重机关枪3961挺，轻机关枪26951挺，冲锋枪8729支，高射机枪16挺。
按正规军142个旅、100万人计算，每旅平均增加轻重机枪218挺，冲锋枪61支；平均每25人增加一件自动武器，这个数字大约是战争初期的一倍多。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缴获各种炮6166门，其中榴弹炮73门，野炮72门，山炮352门，迫击炮1746门，其他小口径火炮3923门。
山炮以上按一个营12门编制，可组建41个炮兵营。迫击炮按一个连4门编制，可组建436个连，平均每个旅增加3个迫击炮连。
那时榴弹炮和野炮主要是集中使用，各野战军都建立了直属的炮兵纵队，或特种兵纵队，或炮兵旅、炮兵团.
此外，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作战中还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其中各种枪弹5700多万发，炮弹43万发，手榴弹18万多枚。
这些缴获的弹药，再加上解放区军工厂生产的部分弹药，足可以保障解放军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的需要。
第四，战略态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结束之时，人民解放军分别在晋冀鲁豫战场、晋察冀战场、东北战场、山东战场、陕北战场取得胜利。这五大战场的顺利发展，构成了整个解放战争的有利态势。
1947年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连吃败仗的蒋介石，不顾一切地从南线抽调大量主力兵团加强其两翼战场，在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
在狭小的山东战场上，投入56个旅的兵力，在交通不发达的陕北黄土高原战场上，也投入34个旅的兵力，两个战场的兵力占其进攻总兵力的40%。这样，就使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上的兵力变得相对薄弱了。
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除山东、陕北战场外，其他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都乘势发动了战略性反攻。
在晋冀鲁豫战场，刘邓大军发动了豫北和晋南反攻作战。豫北反攻，歼敌4万余人，解放县城9座，控制了平汉铁路在黄河以北的150公里路段，迫使豫北的国民党军缩踞在安阳、汲县、新乡等几个孤立据点。
晋南反攻，解放县城20余座，使整个晋南除运城、临汾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吕梁、太岳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晋察冀战场，发动了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解放了冀中平原大片土地，孤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市。
在东北战场，机动兵力已占优势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歼敌8万人，收复城市42座。迫使国民党军退缩于中长铁路(大连至长春)四平街段和北宁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使原来被分割的东北战场连成一片，为在全东北实行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山东战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山东的形势，使蒋介石抱很大希望的战略主攻方向遭到惨败，对国民党震动很大，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在陕北战场，经过“三战三捷”后，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为全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综合分析解放战争的战局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的战略态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
其利在于北部战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的国民党军，已成步步退缩之势，处于自身难保的困境之中，不可能抽出机动兵力增援其他战场。
蒋介石尚可机动的主力集团，已深深地陷在山东和陕北两个相距遥远的战场上，既不能相互配合，更不能彼此支援，也很难抽出兵力增援其他战场。
而在这两个战场中间的晋冀鲁豫战场，国民党军在我刘邓大军打击下，防御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这样就在南部战线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战略缺口，使已经空虚的战略纵深，即中原地区，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蒋介石打算用所谓能代替“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来封堵这个宽大的缺口，阻挡人民解放军向南进攻。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第五，政治形势对国民党不利，对共产党有利。何时转入战略进攻，不仅要衡量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要看政治形势是否有利。
在战争活动中，政治形势同军事形势的发展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好的政治形势可以促进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强有力的军事形势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政治形势向更加有利的方面转化。
战争中看政治形势，主要看人心的向背。因为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仅表现在兵力的多寡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上，人心的向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人心所向，可以弥补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不足。反之，不得人心，即使有众多的兵力和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当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政治上早就输了理，加之政治腐败，压制民主，怨声载道，人心不顺。
战争打了一年，横征暴敛，抓丁掳夫，不仅在军事上输掉了100多万人，在政治上输得更多。
由于蒋介石推行所谓“戡乱时期政治”，对内残酷迫害反对内战的仁人志士，欺压老百姓。
对外完全依附于美国，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允许大量美军进驻中国，自由地活动于中国的领海、领空。
为了挽救败局，国民党强制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大量掠夺人民财富，从而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民族工商业破产，工农业生产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工人、学生、商人和普通市民，纷纷起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军暴行的各种抗议活动，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
1946年11月30日，因国民党欺压摊贩，引起了上海市民抗议。
同年12月30日，因美国兵残害北平女大学生，引起了北平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
以这两个事件为导火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课、罢教斗争，这次抗议活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乡村，许多农民也起来反对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声讨和抵制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抢粮食。
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整个政治形势，已经使蒋介石政府完全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并且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整师、整旅地被歼灭，大批高级将领被击毙或被俘虏，使其士气急剧下降，官兵中充满了失败和厌战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其军队中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使其本已不高的士气更加低落，临阵脱逃和投降起义者越来越多。
同国民党相反，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由于前线捷报频传，解放区的人民喜气洋洋。经过土地改革，广大贫农、雇农、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彻底翻了身，他们对共产党、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的拥护和爱戴日益加深。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全体官兵的情绪十分高涨，斗志非常旺盛，对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
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给解放区广大干部和全体军民以莫大的鼓舞，使他们更加藐视国民党军队，更加不怕困难，更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而形成一种可以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
这种不可阻挡的精神力量，对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军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六，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不断提高。
到1947年上半年，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在战争的第一年中，为保家保田而踊跃参军的农民达60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共6000万人以上。
解放区的军工生产比战争初期也有较大发展，自己制造的炸药、手榴弹、迫击炮弹数量越来越多，可以大量支援前线。
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的部队，不仅在发起进攻前可以得到大量物资和兵员的补充，在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可以得到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加上就地取给和大量取之于敌，战略进攻部队的物资保障是可靠的。
从上述这六个方面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胜利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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