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本质外面包裏着的的表象太多，让人容易迷失。
比如，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政治”，你该如何回答？
大多数人可能会说：1、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政治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和斗争；3……
总之，一个有逻辑思维的人都会把自己的答案1234条罗列出来，这样的回答是制式的、规范的。但毛主席不会这样回答，他也曾经问过身边的战友“政治是什么”？
面对战友的长篇大论，他说：没有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毛主席一直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近代中国，积重难返，给旧中国开药方似乎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接连失败，孙中山更是感慨：“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命题，教员只用一句话作答：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传》）
要想改造旧中国，教员没有长篇大论，他的答案很简单，“把民众组织起来”。
井冈山时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围剿，教员也没有繁琐的战略战术，就是牢记一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并由此总结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事实证明，教员看似简单的战路战术最为管用，次次让装备精良的蒋军无计可施，铩羽而归。
40年代初的延安，我们对于文艺工作如何开展，进行了空前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面对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教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一句话，结束了一场争论。
我们常常说，真正的高手，往往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把一个复杂问题表达清楚，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深刻理解这个问题。
就像斯大林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练和简洁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擬念。
当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不是随意地断章取义，它需要透过表面现象直击事物本质的能力，它需要大局观和抓主要矛盾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能够从大量普遍现象中总结出一般规律。
而这些，都是教员技能包里的基本内容，所以教员常常三言两语就能揭示一个个复杂现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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