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勤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明末庞大的文官集团抗争，十七年来，他用尽心力意图复兴明室，最终，城破自缢。
这里要注意崇祯皇帝最大的性格特征：刚愎自用，独断多疑。并且，要正确认识崇祯，必须要了解他执政时期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其一，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其二，为崛起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其三，则为农民起义军。
明朝末年，崇祯朝就陷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局之中，不得已之下，皇帝也是抱着“若攘外先安内”的打算，索性跟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与清军和谈，还派了一名密使前往沈阳表达和意。
不久，使臣将双方和谈的资料带回京城，送到陈新甲家中。未曾想，陈家书童一时疏忽竟将这张纸当成了文章送到朝廷报社去了。第二天《邸报》就出现了崇祯帝与满人的和谈细节，一时间人尽皆知，满朝文武皆窃窃私语。崇祯皇帝火冒三丈，当即命人将陈新甲拉出去斩首示众。
明清交替期间，双方曾在和谈上费了很大功夫。那么，双方是处于什么考虑议和，明清议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未能达成呢？我们不妨以后来者的眼光来看待此事，明清之间势同水火，双方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崇祯与皇太极这两名统治者对于议和又是怎么看的呢？
所谓“兵者诡道”，皇太极用实际行动向我们阐述这一道理：满人入关前后，皇太极始终打着“和谈”的幌子，与大明朝反复周旋。在皇太极眼里，“战”于“和”其实，没什么分别，完全是根据当前形势的考虑。
为了在更恰当的时机发动战争，所以，必须议和；而为了双方达成议和，又必须通过战争手段使对方妥协，所以说：“战战和和，虚虚实实罢了。”虽然皇太极在大部分时间中提出的议和都是出自兵不厌诈的“诡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中，他的议和还是有些诚心的。
努尔哈赤想要的只是一个“王”号，只要大明朝能封努尔哈赤为“王”，他就有号召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与父亲相比，皇太极的实力翻了几番，即便如此，皇太极仍希望与明朝缔结友好的关系，双方仍然保持贸易往来。在满人连战连捷时，皇太极仍尊明朝正统。甚至，在公文中称崇祯为皇帝，在和谈未达成前，不写满人的天聪年号，仅写干支以示尊重。
皇太极始终保留着双方进行贸易的文书，也就是：明朝颁发给女真部的贸易许可。这说明，皇太极从未放弃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的打算。从这一点看来，明清之间，起初的确存在着和谈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可能”并不代表“事实”，双方和谈，明朝要付出大量的代价：必须认可后金王朝的合法性，将东北划给皇太极作为封地，将其封为藩王等等。
虽说，这些条件无异于降低了明朝统治的威望，但是，却能让双方止戈，东北地区重归和平，明朝则有余力对付各地起义势力，保持大国地位不变。
其实，明朝此前并不是没有“封王止戈”的先例。
早在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不断骚扰中蒙边境，挑起战乱，导致京城几度戒严。俺答汗提出的要求就是：恢复中蒙贸易，否则，双方就要一直打下去。明军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死伤无数，双方都没在战争中占到便宜。之后，吃了大亏的明朝统治者终于幡然悔悟，隆庆五年将俺答汗封为顺义王，连俺答汗麾下的各部首领也受到封赏。
自此，明朝与蒙古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战乱终于结束，后来的几十年里，中蒙边境一片和平气象。这便是“封王止戈”的先例，崇祯完全可以如法炮制，与后金讲和。
兵部侍郎杨嗣昌在奏章中表达了“封王止戈”这一想法，并表示：“这跟当年俺答汗侵犯边境时的情况与现在如出一辙，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后，中蒙边境恢复男耕女织的和平生活，百姓安宁祥和... ...”杨嗣昌觉得，目前大明朝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抚后金，这样才是维护国土安全的长久之计。可惜，文武百官里很少有人有这种见识，即便有，也不敢像杨嗣昌这样说出来。
皇太极的思维太活跃，使他的政治思想高出后金群臣一筹，也更比明朝的官员高明得多。
皇太极意识到：当前，后金政治形势动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将明朝树立为满人的“第一大敌”，一旦双方化敌为友，后金政权中的不安定因素定会土崩瓦解。所以，想要维持统治，必须对政治场予以整顿，使周边势力为之臣服。
处于对明清局势的分析，尽管崇祯皇帝言辞欠妥态度嚣张的“议和信”让皇太极心下不悦，但他还是热情接待了明朝使臣，给他们丰厚的奖赏。双方经过十多天的谈判后，当明朝使臣启程之际，皇太极安排官员将他们送到盛京十里外，设宴款待后又命士兵将使臣送到边界。
并且，皇太极给崇祯写了封信，委托使臣交给明朝皇帝。在这封信中，皇太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回忆了后金与明朝之间交战的历史因素，随后，又分析了双方目前的境遇，甚至，表示尽管满人已稳操胜券，但是，仍愿与明朝缔结友好关系。
这封信被收录进《清太宗实录》中，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看出皇太极谦恭的态度，在一番不失礼的客套后，皇太极提了四项并不苛刻的要求。我们唯一能从信中看出皇太极的强势，就是那句：“倘若明朝不愿与我军讲和，那么，就别再派遣使臣或写信了，倘若九月我们仍没收到回复，那么，后金将会出兵... ...”
可见，全信中之所以仅出现这一句通牒，则完全是因为皇太极对崇祯的诚意缺乏信心罢了。
密使回京后，首先，来到陈新甲家中，将与皇太极的和谈材料交到上司手中。这时，正赶上崇祯召见陈新甲，陈新甲便将这份材料放在桌上匆匆出门了。陈家的书童想着今天的“塘报”还没送，而陈新甲此时不在家中，于是，便自作主张将桌上的材料抄了一份，送到报社中发了出来。和谈本是朝廷最大的秘密，一夜间人尽皆知，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此时，更有甚者上疏密折弹劾陈新甲，说他：“苟且偷生、私通敌国。”
崇祯听后更是火冒三丈，起初，他只想将这件事压下来，并未追究陈新甲的疏忽，希望能不了了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朝官对这件事的非议越来越多，舆论使崇祯一改初衷。
原本想要中兴明朝的皇帝，此时，他思想来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他不想成为舆论中的“罪人”，成为向满人低头的“昏庸皇帝”。崇祯越发觉得议和是“国家之耻”，于是，索性将罪责全部归咎于陈新甲，下旨命陈新甲回家悔悟。此时的崇祯并不想为难陈新甲，只是希望陈新甲能替自己背起黑锅，平息朝野上下的舆论风波罢了。
事已至此，虽说议和已告一段落，但是，陈新甲若能体会到崇祯的“良苦用心”，还不至于丢了官职和小命。可惜，陈新甲没想明白，他仍觉得从头到尾议和都是崇祯的打算，自己只是听从圣意照章办事罢了，于是，便想着替自己鸣冤，还将皇帝写给自己的密诏公诸于众。陈新甲的举动终于让崇祯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将这个不识抬举的陈新甲砍头游街。”
陈新甲一死，议和大事告吹，明朝再次陷入与后金的战争中。
最终，直到1642年，崇祯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此时的明朝，早已万劫不复了，崇祯的念头也成了“马后炮”，于事无补。
在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垒中，崇祯并非没看到议和的好处，也曾几番派出使者与皇太极协商，但是，最终均被自己人破坏了，换来后金更加猛烈的进攻。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走向覆灭似乎是最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可是，偏偏在许多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下发生了。
究其原因，首先，便是大明百官缺乏对议和的认知，满朝文武没有与后金议和的打算。自始至终，在双方的和谈中明朝缺乏主动性，每次皇帝都未召集百官商讨议和事宜，也没纠正朝中对于议和的错误认知。
朝臣们大多抱有“天朝大国不容侵犯”的思想，坚持认为后金是“国贼”，必须铲除扫荡。
在这种大环境中，主张议和的官员均凄惨收场。袁崇焕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被处死，支持袁崇焕的钱龙锡也因“密谋主款”被发配边疆，前文说道的杨嗣昌因力主议和被同僚群起而攻之，陈新甲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
总而言之，明朝的政治家们放不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因固守自封的想法失去了对事实的判断。他们普遍认为：“议和”就是“乞和”，这是明朝在向他人服软。明朝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对方死战不休，逼着后金就范。
遥想当初，明朝首次与后金和谈时，袁崇焕看到后金的使臣态度谦和，三步一磕头，便陶醉于此，错误的认为：这是后金国力空虚、乞求停战的表现，于是，便有了“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的想法。因此，在袁崇焕给皇太极写信时，“命令”皇太极撤出城还全部官生男妇。
其实，这种要求在皇太极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拿成千上万满人的性命换来的人口和疆域，凭什么你袁崇焕一句话我就要拱手让人？皇太极觉得“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而你们今天的态度“是尔有意激怒我，愿事争战矣。”... ...
参考资料：
【《明史》、《明清“和谈”始末》、《清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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