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有共国，大周开国史诗《诗经·皇矣》载：“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是歌颂周文王举兵讨伐密须国（甘肃灵台县）的记录。原来，密须国人拒不服周，还兴兵侵扰臣服周族的阮人和共人，于是周文王以此为借口花三年时间灭密须国。阮人和共人比邻居于今天的甘肃泾川县，与密须国交界，其境内有古遗址“共池”，恐是早期先周古共人遗迹。但我们熟知的西周共国却坐落在河南辉县，夹于卫国与郑国之间，境内有共山，系太行山东麓支脉。《水经注》载：“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共山在共国以北，也叫共北山，今有共城遗址。此共国当为周初所封，与商代共国或为承续关系。
“共”的甲骨文为“双手捧器”之象形，来源于上古祭祀，意为“奉礼供拜”。因捧器之象为双手左右平衡持重，缺一不可，故“共”有“共同、联合”之义。《诗经·商颂·长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páng）。”“共”有“敬”之意，故衍生出“恭”字。后加“人”为“供”，为“供奉”替代“共”，“共”的本义消失。共氏当出自上古传说中的共工氏，共工氏是古代神话中的水神，《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氏因擅长治大水而得名，故大水为“洪”。
共的甲骨文
提起共国，最著名的事件当属西周晚期的“共和行政”，今“共和国”汉语结构的出处。周厉王任用荣夷公施行专利专政，侵犯了广大贵族利益，致使国民集体叛乱，厉王出奔到彘【zhì】（今山西霍州市）。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国人结集围攻王宫，厉王怆惶出逃，国人又将矛头指向厉王之子姬静。按理说，厉王之错与其子无关，国人赶走厉王当扶姬静即位，为何还要赶尽杀绝？召穆公为了解救唯一的嫡系王室血脉，被迫李代桃僵牺牲自己的儿子。可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兵变，而是一场针对大周王室的革命。说白了，国人的愤怒已经不允许王室宗脉的统治，那么这时候必须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天下了，“共和行政”应运而生。
元年师兑簋
“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正式纪年的开始，即公元前841年。但后世对“共和”的解释却有不同说法，《史记》的“共和”指周公、召公二相共政，而《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却记为“共伯和代行王政”。后者是说，“共和”指某个人，那么“共和”又是谁？他有什么资格代行王政？历代学者对此注释大多为共国国君和。《吕氏春秋》中有“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的记载，是说共伯和德才皆备，好仁义，名扬四海。《吕氏春秋》高注补正：“谓诸侯皆请共伯为天子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伯和在周王室王权真空的国难当头被民众推上“摄行天子事”的历史前沿。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伯和就是天子了，他只不过是宗周势力集团内部遵照民意推举出来的临时“大总统”，是现代选举制的雏形，当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平息内乱安抚民意。故本文以为《史记》、《竹书纪年》两种说法都对，“共和行政”即共伯和代行王政，召公、周公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
元年师兑簋铭文
关于共伯和其人，许多铜器中也有所记录。西周晚期《元年师兑簋》铭文中有“师龢（和）父司左右走马”记载，学者认为这个“师龢父”即为史书中的“共伯和”。铭文记载了周王率领一班文武大臣在康宫册封师龢父为司马一事，并奖赏了师兑。可见这个师龢父确实是西周晚期王室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尽管他的真实身份学界尚有争议。“共和行政”持续了十四年整，《竹书纪年》载：“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静）为王。共伯和归其国。”又有：“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是说十四年后，厉王死，国局稳定，周召立姬静为王，即为周宣王，二相继续辅政，共伯和则完成使命退位归国，逍遥于共山之首。
共国的史料缺载，虽然共伯和在西周晚期产生过一定影响力，但从周宣王即位到西周亡国近六十年间，再也没有共人受到王室重用，古籍中也再没出现任何相关共国信息。进入东周后，共国却成了郑国北部边境的一个邑，很有可能，共国在郑桓、武公两代大扩张时被郑国吞并。《左传》载郑国公子段造哥哥郑庄公的反，兵败后逃到共邑，在此终老，公子段即公叔段。数十年后，共邑又落入了卫国的版图。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卫人将卫国遗民包括共人迁到黄河南岸的曹邑安顿。可见郑庄公死后，霸业落幕，郑国在此期间君位频繁更替，卫人趁机占领了共邑。
文/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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