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骆驼俑驮囊兽首形象作为唐墓“旧材料”，是大家熟知的考古资料，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多有出土。作为丝绸之路象征符号的骆[1]，自北朝隋唐以来，在表达古人生死观的墓葬随葬品中，一直是体现墓主人死后世界生活和所拥有财富的常见物象[2]。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代墓葬丰富的各类骆驼形象中看到，古代的艺术家在制作这些具有浓厚丝路和异域风情的动物时，在强调千姿百态的骆驼形象的同时，往往会把观者的视线聚焦于双峰间驮载着的五花八门的物品，其中可以根据器物形象特征明确辨认的即有胡瓶、扁壶、皮囊、银盘、象牙、丝绸等，以西安南郊31号唐墓三彩骆驼（图1）
图1：西安南郊M31三彩骆驼俑
西安南郊M31唐墓骆驼俑线图
所驮载的物品颇具代表性[3]，另在骆驼身上还可见到悬挂的野兔、野鸡、大雁等丝路旅途用于改善生活的狩猎所获物品，也有用于宿营的帐篷、穹庐及其木排、支架[4]。
就目前而言，学术界关注的多是骆驼身上小件或附属类物品，对于骆驼身上大宗和主要装载货物的驮囊，考古简报中往往是以“兽面驮囊”“虎头包囊”“虎头驮囊”等类似词语一笔带过，研究文章以相同笔法处理。虽有研究注意到骆驼身上的囊袋，但未深究[5]。
确实，受泥塑作品的限制，在无法知道驮囊盛装物品的情况下，学术性的描述、介绍、研究文字大概只能如此。学术界有探讨动物皮作为珍贵物品传入汉地及其使用的情况[6]，但可惜的是无人关注动物皮除在衣服、装饰、礼仪、宗教等场合使用以外作为运输包装材料的事实。鉴于此，本文拟以唐墓骆驼俑驮囊包装为中心，做些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最早对唐墓骆驼俑驮囊作细致观察并进行深入思考的是姜伯勤，以洛阳安菩墓出土的一件三彩骆驼身上兽首形象的驮囊为例证[7]（图2），
姜先生把此类在两京地区唐墓三彩骆驼身上常见出现兽首形象的三彩骆驼纳入到粟特——突厥相融的祆教信仰与马驼“皮袋”祀祆的风习，并检出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境异》中的一段文字：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8]。
图像和文献结合，认为此类骆驼身上的兽首形象即是《酉阳杂俎》记载突厥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再结合安菩墓志信息，作为粟特人后裔、突厥“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墓葬随葬品中出现此类形象，实有深厚的安菩个人和家族的粟特族属背景，更是粟特与突厥祆神信仰的需求[9]。
此观点一出，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有直接赞同者[10]，也有人以此类骆驼俑主要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前唐墓为依据，结合755年前后胡人在唐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肯定祆神之说[11]。另有人以章怀太子墓狩猎图中骆驼上出现兽形像，结合唐代文献所记帝王狩猎时胡人参与的史实，以佐证祆神的可能性[12]。
但若究其实，此类丝路上常见骆驼所负载的驮囊上出现兽首形象，是否果为《酉阳杂俎》所记突厥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则需重新作些检讨。
把像胡瓶等日常用品和胡商沿途打猎所得用于改善生活的野味，挂于被认为是祆神的兽首皮囊之上，似有对粟特人崇拜祆神的大不敬嫌疑，所以此类驮囊是很难理解成粟特人所崇拜的祆神[13]。既然是“四时祭祀”的祆神，把其和丝路上商旅日常使用或贩卖的胡瓶、扁壶、花盘、象牙、毡帐、穹庐、支架、木排、丝绸、绢帛甚至野鸡、野兔、大雁、肉块等不分性质类别杂呈一起，甚至还有猴子，或胡人骑于兽首驮囊之上[14]，显然像出现于这种环境下的兽首皮囊是无法轻易和祆教神灵联系在一起的。而从技术层面出发，毡是无法刻形的，若有可能，文献所记“刻毡为形”只能理解为毛织品“缂”工艺技术，再结合留存下来的像敦煌白画等题材中的人形祆神，也否定了此类三彩骆驼驮囊上的兽首形象为“祆神”的可能性[15]。
若再作些检讨，把此类骆驼驮囊的兽首形象理解为《酉阳杂俎》所记突厥人所事祆神，进而和粟特祆教的神祇崇拜联系起来，实存在文献本身文字理解、图像阅读、考古验证、祆神祭祀场所等诸多方面释读的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疑问需要作些辨析。
一、“盛于皮袋”的祆神与皮囊兽首形象外露的矛盾。《酉阳杂俎》卷四明确记载突厥所事祆神具体的材质和技法是“刻毡为形”，平时“盛于皮袋”。按文本原意，“刻毡为形”的祆神是“盛于皮袋”之中，显然平时是盛装在皮袋即皮囊之中，或如《太平广记》所记为“毛袋”，只有在“四时”祭祀之时才会拿出来，且应当是“系之竿上”，而非仍然挂于骆驼的双峰之间。因此，“盛于皮袋”的祆神像，即使是平时依靠骆驼作为移动工具，也不大可能像我们在唐墓骆驼俑所见，把祆神完全暴露在驼峰两侧皮囊的外面。果如此，则完全失去了神像的神圣性。
二、“刻毡为形”的祆神与仿真兽首在技法和表达手法上的区别。“刻毡为形”的祆神，无论是毛毡上擀制而成，还是在毛织品上的“缂”工艺，均是毛毡、毛毯上的祆神形象，前者是在毡面上形成的图像，后者当是通过不同色彩毛线织出来的图像，均是平面作品，不会是像唐墓三彩骆驼驮囊上看到的凸出来的立体式、五观特征突出的兽首形象。对于毛织品缂工艺神祇形象，在丝路沿线毛织技术发达的波斯、中亚、西域等地区应该曾经流行过，此点可得到新疆考古出土物的印证，代表有和田洛甫山普拉墓葬几件反映印度、希腊和西亚传说故事的毛毯[17]，也包括有希腊文化成分的“马人”神像[17]。虽然毛织品上的神像确在丝路上有过流传，但是对于祆神而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明，缂工艺产品并非主要形式，更多的仍然是以壁画、绘画等制作方式而成的作品。
三、作为表达墓葬财富观的骆驼俑与祆神信仰的区别。目前所见负载兽首驮囊的骆驼，均出自墓葬之中，亦即属随葬之明器。作为事死如事生墓葬中的骆驼，其身上驮负的物资是表达死后世界的财富观念，如有用于交换的丝绸、绢帛、象牙等贵重物品；或反映供丝路胡商沿途使用的银盘、胡瓶、花盘；或表达丝路商旅宿营的帐篷、穹庐；也有丝路旅途食物野鸡、野兔、大雁、肉块、山羊；还有供胡商在漫长丝路古道中预警娱乐的猴子，是汉唐时期丝路商品交换、外来奢侈品输入、汉地珍品财富输出的主要方式和社会现象的反映。若是把胡人信仰膜拜的祆神也混入到此种汉地中古时期墓葬生死观念中来，又置于表达死人世界财富象征符号的驼队之间，显然淡化了祆神应有的地位。
四、三彩骆驼所在墓主的民族属性与祆神信仰的不合。如果说以安菩墓出土背负兽首驮囊的三彩骆驼为例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安菩本人的粟特后裔背景及其曾担任唐政府于调露元年（679）设置的“处突厥降户”的“六胡州”（《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的“六胡州大首领”史实，安菩及其夫人何氏均有墓志可证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18]。有浓厚纯正祆教信仰背景的安菩墓葬中出现载于驼背上的祆神，无疑有丰富的话题可供讨论。但问题是并非所有出土兽首皮囊骆驼俑墓葬的墓主人均有信仰祆教的胡人背景，如668年张臣合墓[19]、691年的屈突季札墓[20]、698年独孤思贞墓[21]、706年的章怀太子墓[22]、中堡村唐墓[23]、关林59号唐墓[24]、关林1305号唐墓[25]，即是例证。有明确汉民族属性的诸多墓葬随葬品中出现背负兽首皮囊骆驼俑的广泛存在，则为理解此类兽首皮囊的祆神性格带来解读的挑战和困难。祆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在中古时期基本上流行在入华的胡人聚落群体中，作为外来宗教三夷教，唯有祆教没有深入到汉人社区，一直是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信仰的宗教，不像景教，到了唐代甚至渗入到皇宫后室，就其艺术的传播，以唐敬陵武惠墓大型石椁精美石刻中的“拂菻风”图样为典型事例[26]。因此，唐墓中颇为常见的骆驼俑兽首皮囊形象，与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崇拜祆神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得到墓葬主人民族属性的支持。即使是像经过考古科学发掘的明确属于粟特人背景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天水石马坪墓及固原的粟特人墓葬，并没有发现此类骆驼驮载的兽首驮囊形象，即是最好的例证。
五、粟特、突厥祆神祭祀场合的区别。《酉阳杂俎》所记突厥事祆，因突厥“无祠庙”才被“刻毡为形”而“盛于皮袋”之中，方便于平时的“行动”，具体的日常保护措施是“以脂苏涂之”，而其核心的祭祀方式则是“系之竿上”“四时祀之”。突厥人以此独特的方式制作、运输、保存、安置、祭祀祆神像，是充分考虑到突厥人游牧不定和部落间经常性征战的移动性社会特征。但是在这里记载的是突厥人的祆神及其信仰的特点，并不能适应所有信仰祆教的民族。对于突厥人的祆神信仰，由学者们的研究可知，粟特人是突厥祆教信仰的主要推手[27]。此处所论《酉阳杂俎》所记突厥人独特的事祆方式，是粟特人把祆神信仰带入突厥之后的变通，并非粟特本民族信仰方式。究其信仰，突厥人的信仰主要是“天神”，《周书·突厥传》记“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新五代史·明宗纪》载六月庚子，明宗“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夷狄之事也。”突厥的传统信仰“天神”，在突厥碑铭《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文字中也可看到[28]。对于粟特人而言，祆神的祭祀仍然是在祆庙中。像学界熟知的粟特本土花剌子模发现的娜娜女神像壁画、《酉阳杂俎》卷十“物异”条所记中亚粟特地区俱德建国“滩派中有火祆祠”、唐人张鷟《朝野佥载》所记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的“胡祆神庙”和凉州的“祆祠”、唐韦述《两京新记》所记长安祆祠、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所记伊州祆庙，藏经洞写本《敦煌廿咏》之“祆咏”所记沙州城内“周回百步”的祆庙，有祆神“二十龛”[29]，以上这些祆庙祆祠中的祆神像一定是壁画或塑像，或像敦煌藏经洞发现P.4518（24）（图3）一样的“素书”（类似白描画）。
图3：敦煌藏经洞纸图p4518（24）
依理推之，其他地方祆庙中的祆神也当如此。因此，沿丝绸之路上形成的粟特人聚落，其中重要的文化标志即是代表本民族宗教信仰祆庙的存在[30]。以此推论，即使是有突厥经历的安菩，考虑到其粟特背景，基于民族认同，若真要在死后的墓葬中把本民族信仰的祆神像纳入其中，应该不会是在骆驼背上，倒是像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天水石马坪墓等粟特人石棺床、石椁上出现表现粟特人祆教信仰的图像，才是入华的粟特人民族认同和信仰观念表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以上，基于文本阅读和图像观察的方法，简单讨论了《酉阳杂俎》卷四《境异》所记突厥事祆反映出来的祆神崇拜现象，结合常见唐墓骆驼俑兽首皮囊形象，否定了此类兽首皮囊作为中古时期粟特-突厥文化体系中祀祆宗教信仰遗痕的可能性。若以理性的基于文本和图像的分析观察，回归墓葬考古“语境”，还原本文所论墓葬骆驼俑兽首皮囊形象，似看不到有祆神的丝毫面貌，而安菩墓考古简报所言“峰间搭兽面驮囊”，倒是确切的描述[31]。
唐墓骆驼俑驮囊包装形象
墓葬中出现身上负载驮囊的骆驼俑，在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并不鲜见，尤其以唐墓最多，学者们在探讨丝路胡商、胡商俑时多有梳理，前文所论曾被认为是祆神的兽首皮囊形象，仅是其中一类，还可见到大量无兽首驮囊的骆驼俑。
历史时期丝路长途运输中包括驼、驴、骡、马在内的队商，用于贸易交换的商品主要的包装方式即是用皮毛加工而成的口袋即各式驮囊，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动物皮和毛加工的口袋耐磨、防水、防晒，是科技不发达时代驮囊的主要材料。从丝路长途贩运的角度来看，对于像生丝、绢、帛、练类脆弱的丝绸货物而言，应当充分考虑货物盛装袋子的防风沙、防雨水的情况[32]。毛织品类产品虽然是粟特胡商本民族特产，但还不是最理想的长途包装材料，皮制品才是最理想的包装材料。《太平广记》卷193唐人豪侠小说“虬髯客传”记虬髯客用来盛装人头和心肝的即为“革囊”，显然是皮制袋子。因此，“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包装方式倒是清晰地记载了“皮袋”作为物品运送包装的史实，给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
曾被比定为“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祆神的唐墓三彩骆驼身上的兽首形象，很有可能是骆驼身上运装物品的驮囊包装。考虑所见大量出现在唐墓三彩骆驼上的兽首状驮囊，以西安中堡村唐墓三彩骆驼俑[33]（图4）
图4：中堡村唐墓三彩骆驼俑
和洛阳关林59号唐墓三彩骆驼俑为例，就其形象本身，最直接的方式，即理解成虎豹等大型动物皮子制作的袋子或包装覆盖物，而且极有可能使用了类似制作动物标本时使用的整体剥离方式，这样兽首便会完好地留存下来。
唐代诗人张祜《雁门太守行》中写道“驼囊泻酒酒一杯，前头滴血心不回”，此处诗人笔下所描述的可以装酒的“驼囊”，其实是唐代三彩“胡人抱皮囊俑”所见表现“胡人岁献葡萄酒”的皮制“酒囊”，即是文献所记“鸱夷”“革囊”“韦囊[34]”。革囊盛酒，则是历史时期动物皮加工工艺精湛的集中体现，由此启示骆驼俑驮囊中皮囊普遍存在的事实。
据居延汉简等资料考证可知，在汉代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行囊”“行橐”中就有“布橐”“革橐”，其中的“革橐”是用熟羊皮制作而成，多用于西北边防役人等长途旅行时置放私人物品所用[35]。说明早在秦汉时期，用动物皮革制作的驮囊已广泛使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唐人笔记小说为主的各类典籍中记载的中古时期人们日常所用“革囊”“囊槖”“布
囊”“毛囊”，即是历史时期常见行人使用的袋子，但一般不会是太大的袋子，而多是随身所用小包。至于液体物品如酒的盛装运输，在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驮载运输队伍中，有骆驼双峰两侧驮运的用来装酒的木桶图像（图5），则是汉地本土盛酒器具和短途运输酒的珍贵历史遗存，只可惜还没有看到以驼囊形式盛装运输酒的实物[36]。
图5：段文杰临摹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运输驼队
动物的皮毛是历史时期最理想的防风沙、防雨雪、防曝晒的包装材料，极耐磨损，非常适合于像丝路贩卖这样的长途运输。因此，作些大胆的推测，前述兽首驮囊形象，应与包括中亚粟特地区在内的古代欧亚北方地区利用兽皮制作袋囊传统有关。据研究，花剌子模地区即是历史时期主要的皮毛出口地，其中就有黑豹皮、山羊皮[37]。事实上粟特地区历史时期大型动物如老虎豹子颇多，虎豹皮颇为便宜，因此粟特商队大量使用是可能的，而《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外国献“狮子皮”也可佐证此推测。至于出现于佛教“天龙八部”乾达婆、披大虫皮的天王像和墓葬天王武士俑中所见身穿完整虎皮、狮皮或豹皮形象，更是常见，且往往显示的是整张的动物皮，面目五官和四肢、尾巴均清晰可见，以瓜州榆林窟吐蕃第15窟前室库藏神眷属乾达婆（图6）和莫高窟第205窟吐蕃时期塑天王像（图7）最为典型[38]。
图6：榆林第15窟库藏神
图7：莫高窟第205窟佛坛上北侧吐蕃天王
从动物身上完整剥离下来的皮子，作为长途运输过程中货物袋囊或包装使用，在历史时期应该并不稀有。据《通典》卷六《食货六》记载唐代的定襄郡、归德郡等地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是“豹尾”，那么豹子皮则有可能用来制作驮囊和衣服，而据同书和《新唐书》记载河西走廊的武威郡、晋昌郡、酒泉郡、张掖郡及今蒙古地区向唐王朝进贡土特产中均有“野马皮”，野马皮除了用于军队甲胄的制作之外，也有可能作为运输包装材料使用的情况。在西安发现的元代王世英墓出土的陶载物马M11:21和M11:24，马上所驮驮囊，其上覆盖有完整的有头有爪的虎皮一张[39]（图8）， 同样的俑在户县元代贺氏墓有出土[40]，显然是用虎皮来防风沙雨雪，说明把大型动物皮用于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包装和保护材料，在历史时期一直在使用。
图8：西安元王世英墓陶载物马
受西安地区元王世英墓和户县贺氏墓文物的启迪，是否可以提供另一种可能的推测，即驮囊上覆盖连带兽头的大型动物整张皮毛，是丝路上胡汉商人长途运输过程中，对较为脆弱的丝绸织品及其他贵重物品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手段。以大型兽皮覆盖在驮囊上面，最终展现在以三彩骆驼俑为代表的墓葬随葬品中。另一方面，老虎皮也是丝路重要商品之一，像吐蕃实行的“大虫皮”制度，吐蕃本土没有老虎，因此老虎皮当来自丝路商队贸易。《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唐武德五年（622）“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说明大型动物皮在丝路上传播的史实。
图9：洛阳关林59号唐墓三彩骆驼俑
以上推论也可以得到部分骆驼俑兽头驮囊细节表现手法的佐证，如洛阳关林59号唐墓三彩骆驼俑驮囊（图9），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兽头下伸出二道带状线，即是表示兽皮下驮囊的捆绑方式，相同或类似的三彩或陶骆驼俑所驮兽头状驮囊捆绑事例在唐墓出土物中并不鲜见。这种带子出现在兽头形象的包装或覆盖物下面的驮囊中，显示兽头包装与驮囊是可以分离的两件物品。当然也有见到在包装显示上二者不分的情形，较早的如山西太原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斛律彻墓出土陶骆驼俑，骆驼上的驮囊两端同样有兽首形象[41]，但用于固定的带子在兽首包装上面（图10），此类情况的出现实际表达的是在兽皮覆盖物上面捆扎的方式，或属大型兽皮缝制驮囊。
被学者们用来集中讨论的安菩墓等部分三彩或陶骆驼俑上的兽头驮囊中没有出现上述捆绑的表现手法，当属技术表现手法所致，即唐代的工匠们在制作部分三彩俑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表现兽皮覆盖于驮囊之上二者附属之关系，而以简略的手法处理，故从图像表达上把二者合为一个整体，给今天的观察和研究带来阅读困难和理解误区。作为墓葬中供墓主人使用的陪葬品，虽然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粉本，但是在具体制作时，就不一定完全忠实于现实影像，最后往往成为工匠们手中的一件件艺术作品，有增有减。
至此，可以较有把握地把唐墓三彩骆驼俑所驮之驮囊上出现兽首形象物品的性质归为动物皮包装或保护类材料，一定意义上也为否定“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祆神论断提供佐证。因为对于隋唐墓葬中常见的各式骆驼俑上出现的驮囊形象，除了以上独特的兽首形象者外，另可见到较多的无兽首驮囊，但却可以在驮囊不同纹样装饰中加以理解。像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出土陶骆驼俑（图11）。
图11：郑仁泰墓陶骆驼俑
驮囊是两头圆状筒形，用绳子固定在骆驼双峰之间，其下有用于宿营时搭帐篷的木排，其上挂胡瓶、扁壶、野鸡，还有外露的丝绸与绢，还有一小猴子，有浓郁的丝路风情[42]。该驮囊上覆盖一件毡毯类方形物，表面装饰分左右两部分，具体纹样为中间花瓣纹，四周云纹环绕，毡毯的四边以两道红色直线画出，以示与下面装东西驮囊的区别。在毡毯下面是真正的驮囊，以墨色画出一个个的小圆圈纹样，在四面最下边是墨线画出上粗下细的射线状小线条，很似某种动物皮毛，最似斑纹豹皮。这种斑纹豹皮作为服饰多出现在北朝隋唐壁画墓中的武士军人身上，代表如忻州九原岗北齐大墓墓道壁画武士画像[43]，在唐墓壁画仪仗等壁画中则更为常见，乾陵章怀太子墓大型狩猎图中，就同时出现猎豹和相同豹斑纹样的马鞍上的毡毯垫子，颇能说明问题。至于在北朝和隋唐墓骑马俑所见铺在鞍子上的各类动物皮毛制成的毡毯垫子，则不胜枚举。显然是充分考虑到动物毛皮的耐用、保暖、防雨雪性能，和驮囊覆盖物的使用道理是一致的。因此，无论是毡毯的覆盖物还是动物皮制成的驮囊，均是为了在长途贩运过程中有效保护货物不受风沙雨雪浸害。
唐之后，五代莫高窟第61窟大型五台山图中前来五台山巡礼、朝拜、送供等各色行人，其中在驮载物品的骆驼、毛驴身上，所见驮囊均无兽首动物皮毛制品的特征（图12），
图12：五台山图中的行旅商客运输队
似乎表明到了这一时期中原内陆商旅在货物运输中，载物的驮囊多使用的是以布、棉、麻、毛等织成的袋子。此点也可在宋、辽、金墓壁画中得到印证，如内蒙古通辽库伦旗辽墓壁画出行图中骆驼身上的驮囊，多是方形袋子（图13），
图13：内蒙古通辽库伦旗2号辽墓出行图骆驼图
看不到像唐代骆驼俑兽首动物皮毛制品特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明墓葬中，其实正是路上丝路贸易自宋以来逐渐衰落的反映。
结 语
中古时期丝路上贩卖包括中国丝绸及其织品在内的贵重商品和东西方奢侈品，无论是短程的像吐鲁番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石染典过所》记载从西州、伊州到沙州、瓜州的胡商贩运，还是像斯坦因发现于敦煌长城烽燧下的粟特文信札记载从洛阳到撒马尔罕的长途贩运，拟或是正史所记从波斯、中亚、西域到长安的使团出使，骆驼、毛驴、骡子驮载物品必然要通过驮囊包装才能保证运送物品完好到达目的地。因此，各式各样驮囊的使用则成为丝绸之路交通贸易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对驮囊最丰富的图像呈现，则是大量唐墓三彩或陶骆驼俑。其中的兽首驮囊形象，曾被认为是丝路上的祆神图像，一度成为读者眼中最具神秘意韵和异域风情的丝路情景。本文的探讨，试图回归历史真实，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揭示出丝绸之路上贩运时用来保护货物的兽皮包装驮囊及其使用现象，或许为理解丝绸之路商品贩运、唐墓三彩骆驼俑的制作等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最终力图还原此类图像的本来面貌。
注释：
编者按：
感谢沙武田教授授权发表该文，本文属于发表前的文本，与《唐墓出土三彩骆驼驮囊兽首形象属性考》，《文物》2021年第2期，页51-58发表的内容略有出入，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姬小娟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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