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漆树原产我国。三烯漆酚含量高的优质生漆更是我国的特产。除漆酚外,生漆还含有漆酶、树胶和水分等,其中的漆酶起催化作用,促使漆酚聚合成膜。漆膜光亮坚韧、耐磨、耐热、耐油、抗酸碱,而且具有优良的防渗性能。
早在距今七千余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出土了那件著名的漆碗。在略早于夏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和相当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均曾发现漆器遗痕。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河南罗山天湖以及安阳殷墟等地发掘的商代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品类众多,有雕花髹漆的大型棺椁,也有镶嵌绿松石或贴金片的容器。西周时出现了“蜃器”。有镶蚌泡的,也有镶蚌片的。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所出漆罍上镶嵌的蚌片光滑平整,和彩绘共同组成凤鸟纹;后世的螺钿漆器即滥觞于此。
战国时漆器工艺又有不少新成就。在胎骨方面,出现了镟制的薄木胎和用木片卷制的胎。《孟子·告子》:“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玉篇》:“棬,屈木盂也。”则杯棬指用卷木法制作的器物。麻布胎漆器更是这时的重要发明,它不仅精巧,且不易变形。湖南长沙黄土岭、常德德山及湖北江陵马山、望山等地的楚墓中均曾发现过这样的实例。而为了加固,有时在其器口、底缘等处装金属箍,称为釦器。四川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者在铜釦上错银,安徽舒城秦桥战国墓出土者且在铜釦上错金。从商代到春秋,漆器上的图案大都与铜器相近,战国漆器的纹饰却是一派新风格,极为活泼,漆绘“细人微芒”,“落笔却一挥而就”。
到了西汉,光泽悦目复轻便耐用的漆器在工艺品中更被看重。青铜器固然仍受到珍视,但作为食具,其化学稳定性远不如漆器,而性能堪与之相抗衡的瓷器要到东汉才真正烧成并逐步推广。所以西汉大墓中往往陪葬许多漆器,如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131件,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165件,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184件、3号墓出土316件,四川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340余件,动辄上百。宫廷中使用漆器的数量尤其惊人。乐浪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盘,底部刻文云:“常乐。大官。始建国元年正月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此盘是新莽常乐室（即长安长乐宫）中的器皿,于公元9年由少府所属“掌御饮食”的大官（亦即“太官”）领取。这批漆盘共4000件,本件编号为第1450。根据出土物铭文,可知尚有另一批为3000件,未留下线索的则不知凡几。卫宏《汉官旧仪》卷上说:“太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表明皇帝使用的漆器装金釦,皇后的装银釦。为适应宫廷排场,这类漆器的生产批量大,质量精。汉代装黄金釦的漆器仅见于广州南越王墓;但已出土的白银釦器不在少数,如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的银釦漆盘、银釦三足漆卮,安徽天长西汉墓的银釦五子奁,江苏海州西汉墓的银釦漆盒等。它们有的还贴上用金银薄片剪出的图样,在器盖上镶嵌柿蒂形金属饰件,用玛瑙、水晶或琉璃珠作盖纽,再施以多色彩绘,极绚烂华贵之能事。中私官所掌者,与之当相去不远。《汉书·贡禹传》说:“臣禹尝从之东宫(指长乐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汉代漆器中不仅有一批精品,更重要的是,其总体水平在战国时已达到的高度上又前进了一步。战国时出现的麻布胎漆器这时大量增加,而且已可考知其专门名称。如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这类漆器,铭文中自名为“布平盘”、“布检(奁)”;马王堆1号墓的遣册中亦记有“䰍布小卮”、“布䰍检(奁)”等物,表明其胎骨用麻布制作。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西汉墓出土的木牍中记有“绪桮廿”,经对照,即出土物中的麻布胎漆耳杯20件。《说文·糸部》:“纻或从绪省。”则绪即纻。满城汉墓所出麻布胎漆盘,自名“褚饭盘”,褚也是纻的假借字。证以乐浪汉墓所出永始元年(前16年)、建平四年(前3年)、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及贵州清镇56号墓所出元始四年(公元4年)麻布胎漆盘均自名“纻黄釦饭槃”,乐浪所出麻布胎漆耳杯自名“纻羹棓”,可知麻布胎漆器除名“布器”外亦名“纻器”,也正与《盐铁论·散不足篇》所称“野王纻器”之名相合。而木胎漆器的定名则不同,如蒙古诺颜乌拉5号墓所出建平五年（前4年）、贵州清镇17号墓所出元始三年（公元3年）、乐浪汉墓所出元始四年（公元4年）木胎漆耳杯,铭文中均自名“木黄耳棓”;可见“纻”字与“木”字在铭文中的用法是区别得很清楚的。后世多称漆器的麻布胎为“夹纻”,而在汉代,这一名称的含义却并非如此。如平壤石岩里王盱墓出土的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侠纻量二升二合羹棓”、平壤贞柏里200号墓出土的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侠纻量一升八合杯”、平壤梧野里21号墓出土的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侠纻「容」一升八合杯”,及王盱墓出土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綊纻”漆盘与“夹纻”三足漆盘,均为木胎贴麻布。王盱墓出土之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木胎贴麻布耳杯的铭文中还说自己是“木侠纻杯”,在“侠纻”之前加上“木”字。侠通夹。《说文·羽部》翣字下段注:“汉人多用侠为夹。”“在左右曰夹”(《仪礼·既夕礼》郑注);“夹纻”正是在木胎两面夹贴麻布之意,与出土物的情况完全一致。
木胎贴麻布后,尚须上漆灰。王盱墓出土的三足漆盘,盘底朱书“夹纻行三丸”(图一)。丸是“垸”字之假,这两个字均为元部匣母,读音相同。《考工记·轮人》郑注言制车毂时,须“丸漆之,干而以石摩平之”。可证垸漆之“垸”,汉代习用“丸”字。故《集韵·换韵》说:“垸,亦作丸。”《说文·土部》:“垸,以桼和灰而䰍也。”《玄应音义》卷一八引《通俗文》:“烧骨以桼曰垸。”又《说文·土部》垸字下桂馥义证:“垸,字或作䯘。”说明汉代调垸时曾以骨灰作掺合料。明·黄成《髹饰录》说:“坑漆,一名灰漆。用角灰、磁屑为上,骨灰、蛤灰次之,砖灰、坯屑为下。”与后世精致的工艺相比,汉代漆灰的质量己不算低。不过后世上漆灰时,须依粗、中、细的顺序刮三道。王盱墓漆盘铭所称“行三丸”是否也是这种作法,尚不得而知。
刮漆灰、磨平之后还要再涂漆,即《髹饰录》所称“糙漆”,汉代谓之㯡。《说文·桼部》:“㯡,桼垸已,复桼之。”完成这道工序,就可以在上面加装饰花纹了。汉代漆工或将㯡字写作“饱”。马王堆1号墓、3号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均有烙上“成市饱”戳记的,表明它们是蜀郡成都所制。成都是汉代最负盛名的漆器产地,故《盐铁论·散不足篇》中提到“金错蜀杯”时,不禁流露出艳羡的口吻。与之相仿的提法是“蜀汉釦器”,可见毗邻蜀郡的广汉郡雄县也是汉代漆器的重要产地。古乐浪、贵州清镇、江苏邗江、河南杞县、湖南永州均曾出土标明“广汉郡工官”所造漆器。据铭文和印记能查知之漆器产地还有渔阳(渔阳郡渔阳县)、高乐(勃海郡高乐县)、筥(城阳国莒县)、郑(河南郡新郑县)、东阳(广陵郡东阳县)、蕃禺(南海郡番禺县)、布山(郁林郡布山县)等处。汉代漆器在地下保存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故以上诸例显然远不足以反映其分布之地区的全貌,但覆盖范围已达全国的东南西北。由于漆器广泛流通,带蜀郡铭记之例在北方的诺颜乌拉、东方的乐浪、华北的邯郸、西南的贵州以及湖北江陵、湖南长沙等地亦均曾发现。这种情况从花纹上也看得出来。汉代漆盘常在盘心部位饰以位于旋涡中的三兽。此构图在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晚期墓出土的漆盘上已见端倪,战国、秦代漆器中的实例虽不多,但仍少量出现。汉代则大流行,相距遥远之地点的出土物上的三兽图案,有时竟非常相似。如长沙徐家湾401号墓漆盘与山西万安汉墓漆盘、贵州清镇汉墓漆盘与乐浪王光墓漆盘、江苏邗江杨寿乡宝女墩汉墓漆盘与平壤石岩里201号墓漆盘，盘心所绘者均如出一辙(图二)。耳杯上画的双鸟纹,在诺颜乌拉汉代匈奴墓、乐浪汉墓、武威汉墓、天长汉墓、江苏泗阳泗水王墓、清镇汉墓、长沙汉墓等处也都能看到大同小异的例子。在大流通的背景下,必然伴随着技术上的互相促进和艺术上的互相借鉴,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漆器的需求和喜爱。由于喜爱遂加意保护,从而其使用的时间之久竟超出了一般想像。在平壤石岩里194号墓中,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和新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的漆耳杯共存,表明前一件在使用者手中历时已近百年。
当公元2世纪初,汉廷不再向工官征调漆器之前,最精美的漆器多出自国家管理的漆器作坊。这类作坊又分两种:中央工官管理的和地方工官管理的。在中央工官中,制造漆器的有少府所属考工室、右工室;简称考工、右工。漆器铭文中还有供工,《汉书·百官公卿表》失载,仅于《汉书·刘辅传》中一见,可能亦属少府管辖。中央工官所制供皇帝用的漆器,铭文起首特标明“乘舆”二字,以下列出工匠和主事官员的名字。如武威磨嘴子62号墓出土的绥和元年(前8年)漆耳杯,铭文云:“乘舆。䰍
蜀汉漆器铭文中所记诸工种,久已引起注意,不过各家的释文与解说颇不相同。比如对最常见且极关键的“䰍”、“
私人的漆器作坊自汉初起一直存在,产品的质量一般较好,不像明清瓷器中官窑和民窑产品的区别那么大。湖北云梦睡虎地、江苏邗江胡场等地西汉墓出土漆器上所见针刻文字,如“宦里大女子骜”、“门里”、“大女子乙”、“工冬”、“工克”等,都是私人作坊的标记。江苏连云港西汉霍贺墓和侍其墓所出之有“桥氏”、“中氏”标记的漆奁,工艺亦精。中氏的制品用彩漆绘出人物图像,相当生动。2世纪以降,随着工官不再直接经营漆器生产,这类作坊的重要性更有所提高,它们的作品在工艺史上也显得更有分量。如乐浪汉彩箧冢出土漆匣、漆案上所绘奇禽异兽,用笔奔放,毛露飞动,意兴酣畅。同出之著名的篮胎漆箧,彩绘孝子传,人物互致殷勤,仪态优雅,似闻其謦欬笑语,是东汉漆器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安徽马鞍山吴·朱然墓、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所出之绘有热闹的历史故事的漆器,应继承了这一传统。其中流露出的民间艺术趣味,与西汉时由于工官产品在起主导作用,漆器纹饰多以精确细密为尚,即便是旋腾的云气,也刻画得颇为规范的做法,已大不相同。
东汉时还有由工官监制、私人作坊承制的漆器。乐浪王盱墓出土的一件漆盘,铭文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綊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这批漆盘共1200件,生产规模不算小,却标明“卢氏作”。宋治民先生认为它们是“蜀郡西工官监制而为卢氏作坊所承制”,良是。四川成都出土的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铜鉴,铭文云:“中平五年,蜀郡工官造作。周君。宜吉祥,宜王。”同样也是周氏作坊承制,蜀郡工官监制之器。在这种环境下,私人作坊的发展空间扩大,它们能生产出以上精品,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文物》2004年第1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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