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洪娟，博士，教授。青岛市拔尖人才，山东省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团队负责人，青岛科技大学文会学者。近年来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敦煌研究》《民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文化遗产》等刊物发表CSSCI收录论文多篇。前期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山东省高等学校社科优秀成果奖、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
从端午竞渡节俗探祆教习俗与中原文化的互动
摘要：六朝及之前时期大量信奉祆教的波斯、粟特人进入蜀地经商、寓居，自此蜀地多有祆教流行，二郎神便极可能来源于祆教。祆教蒂尔甘节具有和中国端午节同样的禳灾驱恶仪式，同样的佩戴彩色绳索习俗，以及类似的纪念某些人物的传说故事。对于二者在多方面的相似之处，究其原因，概为两种异文化的节日碰撞在一起时，因某些共性的存在极易相互影响。通过对端午竞渡节俗的考证，可探究祆教习俗文化在中原的留存以及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土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
关键词： 端午 竞渡 祆教 中原文化
祆教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国称呼，琐罗亚斯德教是阿契美尼德时期、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国教，崇尚日月光水火，尤其尚火。祆教主要由入华的波斯、粟特商人带入中土，其中以粟特人为主体。20世纪末，国内发现了多座入华粟特人墓葬，由此可知当时西域之人与中土交往之频繁。由于祆教没有流传于中土的被译成中文的经典教义，加之其不传教的特征，因此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像佛教那样对中古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但因为大批祆教徒聚居中土、大量祆教聚落的存在，使其与中原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互动和交融，一方面祆教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华化，另一方面因其独特性、“灵验性”、娱乐性的特征又对中原民众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祆教对节日习俗的影响较为明显，如节日庆典中的百戏、幻术表演等，极大地丰富了当时民众的节庆生活，诸多岁时文献对此均有记载。本文将以魏晋时期出现的端午竞渡习俗为例，探讨祆教习俗文化在中原的留存及其与中土文化的互动，从而探究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古时期文化传播中的意义。
一、端午竞渡习俗概述
竞渡习俗历史悠久，学界对其起源多有争论。竞渡与端午产生联系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即“是日，竞渡，采杂药” 。关于竞渡习俗为何突然出现于中古时期的端午节庆活动中，学者们讨论热烈，认为其与龙图腾崇拜、驱旱求雨、制邪厌胜等意义有所关联。闻一多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是祭祀仪式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意即这是龙图腾的一种表现 ；江绍原认为所谓竞渡，其前身是公众禳灾仪的一个节目，后来才逐渐成为真正的“竞渡” ；向柏松认为，作为一种发端于南方稻作文化土壤的习俗，它原是稻作地区祈求龙神及时降雨的一种巫术活动：农历五月，正是水稻生产需要雨水的季节，人们用龙舟竞渡的形式，模拟龙的出现，显现龙的神威，希望它保佑一方土地风调雨顺、稻谷繁茂。
但实际上，最初的端午竞渡仅为“竞渡”，并非是“龙舟竞渡”。龙舟竞渡与竞渡二者意义有所差异，起源时间亦不相同。蔡堂根指出龙舟是一种船，竞渡是一种水上运动，龙舟竞渡是一种以龙舟为竞渡工具的水上活动，龙舟与竞渡并无必然的联系。
竞渡不同于龙舟竞渡，那端午这一习俗究竟为何意？据李道和考证，端午竞渡仪式是在驱龙除灾的背景中产生的，是月令阴阳观与蛟龙覆舟噬人的信仰结合的产物：人们使用竞渡仪式或游戏来模仿阴阳纷争的情形，并采取斩杀或竞斗方式，对蛟龙实施厌胜巫术，以达到除灾去恶的目的，端午竞渡习俗的由来与之前很多学者考证的龙图腾并无多大关系。
二、竞渡习俗与祆教文化
（一）李冰斩蛟与祆教雨神传说
李冰斩蛟龙，可谓费劲周折。李冰变身牛形入水与蛟龙征战，败北之后，立马补给兵力再战，取得胜利，遏制了当时为害蜀地的蛟龙。唐代之时，洪水惊溃，李冰又化作龙形再次与蛟龙战于灌口，取得胜利，确保西蜀无害。而祆教雨神与旱魃的争斗，其情节结构与此大同小异。据《阿维斯塔》之《蒂尔·亚什特》记载，雨神在每个月的上中下旬将三次变形，分别变为十五岁少年、金犄角的牛和白骏马。他与禁锢雨水的旱魃誓死抗争到底，雨神只有战胜了旱魃、取得胜利，当地的降雨才能有所保障。伊朗地处中亚，气候干旱缺水，旱灾是造成人们恐慌的主要原因。然而雨神的敌人——旱魃阿普沙，却竭力阻止雨神的一切降雨行为。旱魃阿普沙的形象是：一匹秃耳朵、秃颈、秃尾巴的黑秃马、一匹狰狞恐怖的黑秃马，元文琪认为这个形象比喻十分贴切，形象地表现出了伊朗高原夏季炽热、干旱少雨、草木稀疏、土地龟裂的情形；同时，雨神与旱魃的战争反映了伊朗人民渴望水源充足、水草茂盛、生活美满幸福的夙愿。李冰斩蛟和雨神战旱魃的故事除了斗争对象不同之外，两者的故事结构基本相同，都是主人公化作不同的动物与邪恶战斗，且均有首次败北、二次再战的情节。
在李冰斩蛟的故事中，李冰分别化作牛、龙与蛟龙战斗。这种人变动物与敌人战斗的传说故事在之前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无太多记载。相比于西方神话传说常有的人变动物的情节，中国传统的故事多是动物变人。为数不多的人变动物故事多记载于志怪小说之中，如《搜神记》就有“马皮蚕女”女化为蚕的故事记载。魏晋时期，外来文化不断进入中土，佛教因其传教原因，很多佛经译本故事、动物故事亦被改编记录下来。而祆教因为不传教，没有文本记录，但其口头叙事故事不免成为当时志怪小说的资料来源。以人变驴的故事为例，中国古代人变驴及还复人形的故事，不仅来源于古希腊罗马，而且融汇了波斯与印度文化。王青指出，西域文化的进入对中国小说最大的影响在于开创或者说强化了表演性的口头叙事方式，形成了一个表演性的口头传统。海力波通过对“金液”与“苏摩”的考证，亦发现唐代志怪小说中具有印度和伊朗文明的元素。由此说明自魏晋开始，随着中西交流兴盛，域外与中土不但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精神文化之间也当有着密切频繁的沟通、互动。
据田野调查知，四川省盐亭县现存有一种抗旱、祈雨、保丰收、盼平安的民间仪式活动，名为“赶旱魃”，又为“耍水龙”或“舞水龙”。此仪式未有明确的起源时间记载，民间流传其起源于大禹治水之前。此说虽不可信，但也体现了这一仪式活动传承之久远。在盐亭县的民间仪式当中，“赶旱魃”的队伍由数十人至数百人组成，其中9人负责舞水龙，1人扮“旱魃”。“旱魃”作为传说中导致旱灾的一种鬼怪，其装扮形象亦极为特殊。扮演者身穿火红色的背心和短裤，光头，赤脚。其脸庞被画成恶鬼的模样：红眉、绿眼、血盆大口，且嘴上带棕丝做成的“炸”式胡须。舞水龙的9人，各自头包天蓝色头巾，额前系成乌云结式，身穿天蓝色古便装衣裤，腰系天蓝色丝带，脚穿火麻草鞋。此外，仪式参与群体还有乐器组7人，以及高唱“赶旱魃”的群众若干。在仪式过程中，凡水龙经过的地方，人们都要预先准备好装满水的水桶、水盆、水缸，喷水专用的竹水枪，泼水用的水瓢等工具。当水龙赶着旱魃经过时，百姓便用装有水的竹水枪和水瓢向着旱魃猛烈地喷水、泼水，并和耍水龙随行的人们共同高唱“赶旱魃、赶旱魃、赶走旱魃把雨下……”。当舞水龙的队伍按预定的路线行完之后，“旱魃”最终被水龙追逼跳入水中，仪式至此结束。此种“赶旱魃”仪式有如李冰镇蛟传说、雨神战旱魃故事的现实表现版本，而此仪式的兴盛之地——盐亭，则为古代螺祖故乡、丝绸之路重要据点，这一仪式起源应该与古代丝路文化具有一定关联。
由上述讨论可知，李冰斩蛟龙这一传说与祆教雨神战旱魃故事却极为相似，且盐亭仍有“赶旱魃”仪式留存至今。想必这一传说记载与西域口头叙事在中土的流行有一定关联，与祆教具有一定渊源。若如此，那这祆教故事是如何翻越千山万岭进入中土，而后变异成中土的志怪小说的呢？这估计得从蜀地祆教徒及祆教聚落的存在说起。
（二）蜀地之祆神信仰
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兴盛，蜀地与西域各国贸易频繁，刘宋时期“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 。西域波斯、粟特、花剌子模等国均极为信奉祆教，祆教多由入华经商的波斯、粟特商人和东西交通使者带入中土及西南之地。对此，《隋书》有记：“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五代十国前后时期，蜀国王室极其信奉祆教，由此使得祆教在蜀地非常流行。如《十国春秋》有记：“帝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祆神” ，此“帝”指王衍，其装扮好似灌口祆神，可见当时祆神受崇敬之状况。
姚崇新认为中古时期有粟特人进入西南一带并定居下来。荣新江指出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进入成都平原的粟特人应当为数不少，可能存在着粟特聚落；这些粟特人促进了西域与蜀汉、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也把粟特文化和技艺带到了中国南方。以陇南地区七夕节为例，因“陇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蜀地和西域交流的咽喉通道”，所以“在宋代以前，陇南地区的七夕风俗就已经通过粟特人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
侯会、黎国韬、刘宗迪等学者认为二郎神为波斯祆神，川渝一带有祆神信仰存在。李冰与二郎神之关系非常密切，一说李冰就是二郎神，又说二郎神是李冰的二儿子，不管其二者关系如何，若二郎神具有祆教渊源，那李冰斩蛟和雨神战旱魃的故事想必也有一定关联。祆教的流行、祆教聚落的建立势必会促进西域口头叙事故事在中土的传播，而李冰斩蛟与雨神传说还具有相似的情节和结构，故二者之关联必不可随意否认。
此外，蔡鸿生曾提出火祆教到开封后有没有继续传播，祆教从湖北进入湖南，又是怎样的一个传播史等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近来有学者开始拨开迷雾。据李梅田考证，湖北襄阳出土的墓砖和湖南长沙铜官窑瓷器上均有胡旋舞形象。他指出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襄阳的士族中有一个粟特人后裔群体，而长沙铜官窑壶罐类器物模印的胡人乐舞装饰主要与粟特文化有关，由此可以看到粟特人沿汉江向长江中游迁徙的史实 。由上述考证可知，祆教信仰习俗极有可能远传到荆楚之地。即便其未涉及荆楚，但因祆教信仰流行的蜀地与最早有竞渡习俗存在的荆楚地区相毗邻，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祆教习俗及祆教中的口头叙事故事在荆楚及周边地区也一定较为流行。
一种域外文化在本地的长久存在，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文化产生某些关联。接下来本文将对竞渡内涵与雨神的功能进行对比，进一步探究端午竞渡与祆教习俗文化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三）竞渡内涵与雨神功能之对比
我们解释节日风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功能主义的方式，另一种是象征主义的方式。譬如清明节三月踏青，这是功能意义的体现；但在清明吃鸡蛋，则是象征主义的行为，寓意繁育、生子。又以端午节为例，端午祈雨是功能主义的表现，但端午节赛龙舟祈雨则是象征主义的体现。因为人们相信龙和雨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思维。接下来，本文就将端午竞渡之功能内涵与祆教雨神功能展开对比，以探究二者之关联。
1，端午竞渡驱魔镇妖
《荆楚岁时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端午节竞渡之缘由。“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该文献认为五月五日竞渡风俗与屈原相关：屈原投江自杀，人们对他的死去极度悲伤，所以均用船只去搭救他，试图消除灾祸，保其平安。屈原死后被民众奉为水神，水神在保护一方水土平安的同时也极其容易被水下其他邪恶势力侵害，故人们多用舟楫竞渡的方式来消灭、驱逐恶魔，从而拯救、纪念屈原。相比于为水神投掷祭品，这是另一形式的水神祭祀方式。而竞渡之所以具有这种禳灾功能，主要源于端午节的性质。五月俗称恶月，五日则为恶日。恶月恶日之时，虫害霍乱、疫病流行，多要采用各种禳灾方式以保安健。在古人看来，普通虫疫之害可用桃印符、艾人艾虎等驱除，但蛟龙之害除五色线之外，只有竞渡才是制服蛟龙的最有效方法。
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风，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荃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
此记述说明荃缠可以变成五色鲠龙，五色鲠龙便可震慑为害百姓的“水神”。而端午所用竞渡之舟，最初之时虽未明确是龙形船或船的外体上画着龙，但因舟船两边尖而翘起，好似龙形。诸多舟楫相互竞赛的场面犹如诸多鲠龙游浮在水面，必会令海神惶恐惧怕。同时这则记载也说明后来竞渡之船多采用龙船的原因——海神害怕五色鲠龙。
中国端午竞渡可驱魔镇妖、拯救生灵，祆教雨神亦具有同样功能。雨神战胜旱魃，相当于竞渡战胜蛟龙，保护了众生。同时雨神亦具有除病去灾、斩杀各种妖魔之功能，《阿维斯塔》对此记载：
涤荡污秽、祛除病灾的河水，一旦从法拉赫·卡尔特河流出，强而有力的蒂什塔尔便将[河水]恩赐各个国家。……洪水和瘟疫也不会在这片国土流行泛滥。蒂什塔尔击败[众女妖]，将其远远地逐出法拉赫·卡尔特河。于是，风起云涌，雨水从天而降，预示着好年景。
从驱魔禳灾的功能上分析，端午竞渡和雨神功能意义相同。
2，端午竞渡祈福送灾
端午竞渡除驱魔镇妖功能外，还具有祈福、安抚之作用。关于竞渡除灾的史料依据，江绍原的《端午竞渡本意考》一文中已详尽列出，此处仅补充部分祈福功能的史料记载。如《三山志》曰：“福湖蜀北里，民岁竞渡，以祈丰年。” 又《宋诗记事补遗100卷》“通江令元祐中朝散郎知抚州：奉亲两载，为民祈蚕，作竞渡于此。” 起初，史料并未记载竞渡所用船只形状，到后来时，竞渡的船只主要为龙船，而龙为先民祈祭对象，因而其祈福之意便更加明显，对此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如《浙江通志》曰：“端午各乡俱操龙舟竞渡，祈年赛愿。” 《常昭合志稿》：“五月五日或赛龙舟以祈年。” 因此，竞渡习俗之所以可以传承久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认为它可以带来祈盼的福祉，同时驱除不详，安抚民众内心，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
祈福、安抚之功能，祆教雨神亦具有。《阿维斯塔》曰：
我们赞美威严的蒂什塔尔。它以波涛汹涌的水流，涤荡被造物心中的恐惧和不安。假如强有力的蒂什塔尔受到尊敬和称赞，并因深受欢迎而感到喜悦，那它就将给予回报，使世人免遭灾难。
综上可知，端午竞渡的意义功能与祆教雨神的功能极为匹合，李冰所在蜀地祆教信仰非常流行，那波斯祆教和中国端午节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殊不知，在遥远的波斯的确有一个与中国端午节习俗类似的节日——蒂尔甘节。
（四）波斯“端午节”——蒂尔甘节（Tirgan Feast）
蒂尔甘节是祆教徒极为重要的一个节日，蒂尔甘节的时间是蒂尔月（四月）的蒂尔日，蒂尔月是波斯历法中夏季的第一个月。蒂尔甘节这一天是历法中日月名称相重合的一天。在波斯、粟特历法中，每年有十二个月（闰月除外）、每月有三十天，每月每天均有自己的名字，十二个月份的名字包含在三十天的名字当中，日月名字相重之日，便为节日。四月十三日的蒂尔甘节则是根据祆教雨神蒂什塔尔的名字来命名的。蒂什塔尔是十二月中四月的守护神，同时也是第十三日的守护神。日月名称相重合即为节日，故四月十三日便是蒂尔甘节。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大约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期，蒂什塔尔被认为等同于星体神蒂尔（Tiri），即萨珊天文学中的水星。 关于蒂什塔尔与蒂尔的关系，约书亚·马克（Joshua J. Mark）认为蒂什塔尔为雨神和收获之神，有时蒂什塔尔又被赋予一个双胞胎兄弟，即农业之神蒂尔。 关于二者的关系目前还未有确切论证，蒂尔可能是蒂什塔尔另一个名字，也可能是某个早期的神祇后来与蒂什塔尔结合。
集体性庆祝活动是最能体现宗教信仰特质的仪式实践。古波斯人极度重视蒂尔甘节，在阿拉伯攻占波斯，波斯帝国灭亡了四个世纪之后，著名学者比鲁尼曾在其《古代民族编年史》一书中提到过这个节日，特别指出这个节日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纪念雨神蒂什塔尔。同时，他还讲述了关于此节日的两个故事，其中一则是：
图兰国国王阿弗拉西阿卜将波斯国王曼努切赫尔围困在塔巴里斯坦，问他有什么愿望，曼努切赫尔说请给他一箭之地。阿弗拉西阿卜同意由波斯弓箭手射出的里程作为波斯国土，由此来确定两国边界。这时，土地之神出现，他指导曼努切赫尔制作了一把特殊的弓和一支特殊的箭，并让阿雷什当弓箭手。阿雷什接过弓箭，说：“王啊，看看我的身体，强壮无比。我知道当箭射出的时候我将粉身碎骨，我的生命也将终止，但是我愿意为王献出我的生命。”然后他借助神力全力将箭射出，此时他自己却分崩离析。奉上帝的旨意，风神带着弓箭飞驰，最后箭射到了一棵胡桃树上，箭最终射出的距离是1000法尔萨赫（古波斯的计量单位，大约1500麦），自此国界线就确定下来了。人们将这一天当作节日来纪念。
波斯人在这日有一个习俗，就是用大麦粒和不熟的水果来做饭，以铭记在被阿弗拉西阿卜囚禁下的悲惨生活。在阿弗拉西阿卜的奴隶统治下，人们没有机会将大麦碾碎成粉然后烤成面包来吃，只好和不熟的水果混在一起碾碎来吃，这一习俗从此延续下去。
另一则故事则记述了蒂尔甘节是波斯文人对水星和文书的纪念之日。比鲁尼指出人们纪念这一天的意义主要是为了纪念书写，因为人们认为书写对于记录十分必要，读书之人在这一日之所以能得到文士之服，主要原因是为了进一步激励其学习之热情，鼓励他们更加努力的读书识字。 根据比鲁尼的记载，在这一天，还有水边祓除习俗。蒂尔甘节的故事起源大多与水有关，这主要是源于对雨神的崇敬。此节日的仪式庆典目前在伊朗的很多地方仍有保留，现在被称为伊朗的仲夏节。蒂尔甘节的仪式习俗众多，主要包括清扫房屋、泼水、舞蹈、朗诵诗歌、食用传统美食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习俗就是人们在节日期间一定要在手腕上或衣服扣子上系带七种颜色编成的丝带，俗称七色绳。佩带时间为十天，在这期间不能摘下。十天后将七色绳丢在小溪中让溪水冲走，或到屋顶上将其丢入空中，任其随风吹走，就像阿雷什的箭一样将这些丝带带到远处。人们相信，只有照此行事，愿望就能实现。
在上述习俗中，七色绳代表彩虹和雨，是对雨神的崇敬和纪念；而将七色绳丢入空中，让其随风飘到远处则是对弓箭手阿雷什的纪念。蒂尔甘节佩戴七色绳的仪式与端午节的五色索习俗相同，五色索亦需在端午节庆后的第一个雨天丢入雨中，意为好运会随之来临。这两种绳索的意义大致相同，七色绳代表彩虹，是雨神的象征，而五色索是蛟龙所惮之物，即可降服、震慑蛟龙之物，二者可谓意义一致。
如今，蒂尔甘节在伊朗的一些地方一般都要庆祝十天。根据旧的波斯历法，从4月13日起到22日截止。13日是雨神日，22日是风神日，当地传说是因为在风神的帮助下弓箭才可以射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所以为了同时表示对风神的纪念，节日仪式持续10天。
由上可知，蒂尔甘节在节日日期、习俗和意义上与中国的端午节极其相似。其中蒂尔甘节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对某些人物和神祇的纪念。同样，中国的端午节也有诸多人物纪念的传说故事。那二者的纪念有何共同之处呢，接下来本文将对此问题加以讨论。
（五）蒂尔甘雨神、风神纪念与端午屈原祭祀
蒂尔甘节主要是关乎雨神蒂什塔尔的一个节日，蒂什塔尔具有管理水资源，给人们带来降水、促进农业丰收的功能，因此极受崇敬。同时这个节日中的很多习俗、传说都与水有密切关联，所以这个节日是纪念雨神的一个节日。此外，在上述关于蒂尔甘节的第一个传说中，神箭手阿雷什为了国家疆土面积，焚身碎骨，英勇为国捐躯，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关于阿雷什的壮举，《阿维斯塔》中亦有所记载。 因此，蒂尔甘节也是一个纪念阿雷什的节日。此外，蒂尔甘节在节日之际要还为文人发送文士之服，以鼓励文人多读书识字，同时纪念书写之官，表达对文官的重视和纪念。
再看中国端午节，端午夏至时节驱邪避恶之俗自上古有之，至魏晋时期屈原、伍子胥、曹娥等传说被附会到端午节之上，其中以屈原传说最为主要，影响最大，流传至今。屈原故事为何会被与端午连接在一起学者多有争论，关于端午节屈原起源说之不合理已无太多争议，但为何屈原故事会被附会到端午节上则观点不一。若将蒂尔甘节的三大纪念要素加入考虑的话，屈原故事则无一不适合。首先，屈原投江溺亡，民众多将屈原以水神待之，投掷祭品于水中，希望其可以保护一方平安，这一功能相当于祆教雨神；其次，屈原身怀大义、为国牺牲的品格恰好等同于神箭手阿雷什的高尚品德；再次，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开辟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新篇章，著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多部作品流传后世，极受世人敬重，所以端午之日纪念屈原与蒂尔甘节纪念书写意义相同。
此外，根据意大利学者康马泰考证，粟特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的壁画描绘了武则天时中国的端午节情形。如下图所示：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武则天乘龙舟
北墙左侧壁画主要描绘了唐朝皇后张开左手，可能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在水中有游动的鱼群，龙舟下有浮尘的怪兽，一群打着旋而的游鱼正围着皇后在水中喋喋吃食。尾随皇后的第二条小船上有三个男侍从，第四人正涉水而来，将要登舟。画面下方还有两位赤身裹着围腰布、发髻绾起，正半身浸在水里的人。前一位手持小棍正在水中搜寻，后一位牵着两匹马涉水朝向皇后龙舟方向。男侍从乘坐的小船，船头不是龙的形象，据推测只是为皇后运送随从的舟船而已。两个围腰布的侍从搜寻水面，大概是为了让凫水的马匹不受水中生物惊扰。有个随从努力扛着包裹、右脚用力，那是皇后跟班，正在为端午节庆典准备物品。也许龙舟上并没有携带辎重，因为船舱空间浅窄。大使厅北墙呈现了端午节在盛唐时的情景。康马泰指出这幅是画家根据唐代记载创作的，南墙和西墙上描绘的是波斯新年，整个大厅四墙的壁画描绘的是波斯新年扶呼缦接受各国使臣来贺的情景。康马泰推断壁画之所以将中国端午节与波斯新年壁画同时呈现，是因为在当时端午节与波斯新年的日期重合。但笔者认为，除节期原因外，端午某些习俗与波斯某些节日习俗在形式、功能、内涵等方面的重合则是二者同时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中土之风吹拂撒马尔罕的同时，西域之俗亦不免进入中土，二者产生互动，相互交融。
三、结语
波斯的蒂尔甘节实可谓是西域的中国端午节。第一，从日期上看，蒂尔甘的日期是蒂尔月的蒂尔日，日月同名，而中国的端午节是在五月五日，亦是日月同名。蒂尔甘节是波斯的仲夏节，可谓夏至，而在节日节气分离之前，中国的端午节与夏至同为时人所重，如《岁时广记》引《风土记》曰：“仲夏端午俗重此日，与夏至同。” 所以，端午节和蒂尔甘节在名称与时节意义上十分吻合。第二，从传说故事上看，蒂尔甘节相关传说表现了对书写、对文人的敬重和纪念，而端午节祭祀屈原也表现了中国民众对文人志士的重视和纪念。第三，二者节俗及其意义极为相似，如清扫祓除，佩戴五色索、七色绳等。因此，从李冰斩蛟传说与祆教雨神战旱魃传说一脉相承的故事渊源，从祆教聚落在西南一带的建立、大量祆教徒在当地的寓居，均可推知祆教信仰习俗在蜀地的流行，此为祆俗在中土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充足条件。
在外来风俗进入中土，出现华化现象的同时，域外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民众的生活有所影响，外来文化中有趣、有用的部分多有被借鉴过来的可能。有学者在探讨敦煌节庆游艺文化时便指出，游艺文化的发展既遵循传统规律，又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辐射。波斯蒂尔甘节在节期、故事传说、习俗形式和内涵等方面与中古端午竞渡仪式的高度吻合，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个原本在同一时间段、有类似节俗的节日，当它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极易产生交融和互动。因此，在我们进一步考证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的意义，从而探究中原文化对域外习俗的影响与意义之时，祆教传说故事、节庆习俗进入中土并与某些中国传统节俗所产生的互动现象亦值得深入探究。蜀地所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繁盛不仅促使了西域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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